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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画传-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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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几天，那些对“大将军”的长信叫好，表示赞赏的代表，在听了毛主席截然同他们相反的评语、大会的有关决议以后，几乎莫不吃惊、丧气，纷纷开始检讨。……①
这段写的是当年四川省的实况。这个“引蛇出洞”的传达方法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创造”。当时的省委还封锁过毛泽东1959年写的《党内通信》，强调四川有特殊省情，不向县团级以下传达。可是，如实写出这些后，他的心里止不住地打开了鼓。他写不下去了。
他在笔记里写道：“是信心不足？勇气不够？反映‘大跃进’，这总会涉及党中央、毛主席，而且直接涉及广大南下干部！尽管我在设计上考虑得相当周到，把一个县委书记、一个省委的副部长都写得忧心忡忡，多少还有点阳奉阴违，但对当日的省委，则没有留什么情面。也许这是没有写下去的原因之一：怕引起不满！”②如果遮遮盖盖地写，像《青㭎坡》那样天真地写，就会从基础上动摇《抵制》，是他所不愿的。可是“社会效果”他又不能不管。
他宁肯放一放。
文艺界在“四人帮”垮台后显示的团结，很快就被复杂的内部分歧冲破。政治上的平反到何种限度？过去的旧帐，比如对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的看法相差如此之大，怎么统一？对当前创作的认识，打破禁区、“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众说纷纭。他这次回川，在新巷子与艾芜同住一院，谈起当代的作品，两人观点也不尽相同。艾芜是不会与他争论的，默不作声，便是意见相左了。
他又失了一位能开诚讨论文学的朋友。周立波1979年秋终于不治，癌症这个魔鬼夺走了他多少至爱亲朋。三十年代坐牢养鸟的立波，总鼓励他对四川农村要了解到骨髓的立波，遽然离世了！
他想起1977年他们刚联系上，立波的孩子小仪写了一首《送沙汀伯伯》给他。原诗是四句：“两鬓斑斑集霜雪，壮怀枫叶吐深红，英雄健笔春常在，正飞峨嵋不老峰。”立波兴致勃勃地抄了来，并说“红”、“峰”按广韵不协，代为改成两首。孩子说这不能代表他的感情，只能算是爸爸的诗。这两首立波给他的诗，是不经意产生的，倍觉亲切，他至今记得：西蜀文章老益雄，清秋霜叶吐深红。
纵横健笔恣情舞，
瑰丽峨嵋映碧空。
燕地嘉陵隔万山，
何时重会俱欢颜？
登高遥望峨嵋秀，
别绪离情漫两间。
现在他也定居在“燕地”了，与立波的“别绪离情”不幸已成为永远。
后来他读到立波大儿子周健民的长篇《湖边》，惊喜地发现儿子对湖南农村人物、语言的熟悉程度不亚于父亲。他少有地写了一篇评论，比写悼念立波的文章还用心。
新一代作家破土而出，常能给他的马拉松式的写作带来刺激。他最关心的还是四川的“新军”。1980尔2月初从《红岩》杂志上读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他是认真激动的。他看出这个作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创作才华，不禁想起过去辅导过的高缨、克非。周扬很有兴致地给他寄来谈这部作品的长信，他想到应当鼓励也应当严格要求这个年轻人，觉得克芹小说的解说性叙述太多，情节过于巧合，还要进一步学会让人物本身按照性格、生活来行动，便一口气回了周扬五张信纸。这就是发表在《文艺报》上的通信。到这时，他还没见过作者。四个月后，他才在成都结识质朴的周克芹。
沙老对我的培养是说不尽的。他注意任何一个艺术细节。记得初次见面，他就说我《井台上》写的井，人能下去，但井底有没有水不知道，是个不应有的漏洞。
我的《果园的主人》，沙老也有好几千字的一篇评论，发表在《青年文学》上。他当面对我说这一篇的结尾太匆忙了。当时编辑部确实等着拿稿子，我没有在修改上下大功夫。有时一个短篇不好意思寄他，他自己找来读了，也会不客气地提供批评。我每走一步，他都是付出心血的。①
虽然优秀的农村小说都会引起他的注目，为了古华的《芙蓉镇》，他也找他谈过话，但周克芹的成长毕竟最牵动他。他见过一些青年作家如何膨胀，被声名腐蚀，为一点处理不当的私事掩埋。他也了解中国社会吹捧一个名人和扼杀一个名人是同样起劲的。文艺界是名利场，人言可畏。所以他在周克芹1982年得了茅盾文学奖，自己不慎让周围引起纷争后，努力替他摆脱。对周克芹由简阳迁进成都担任职务不以为然。他实在太怕他也迈上自己的老路。
他从年轻一代身上汲取艺术创新的力量。近八十岁的老人，《睢水十年》、《应变》、《抵制》三部作品同时铺开来写。有举棋不定的成分，更是一种气魄。
1980年12月，他起草了《抵制》第十章 到第二十二章 （后并为二十章 ）的新提纲。这之前，在一张纸条上随手记下一个断句：
“没有自信、勇气，不可能有艺术！”
他按照这个提纲写下去。1981年4月发生批判白桦《苦恋》事件，8月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他这年夏天照例回川，思考文艺界复杂多变的形势。《抵制》再一次搁浅，而且搁的时间更长，大约一年半。
（你的自信和勇气还是不够。人人都能认识的生活，何需文学家来饶舌？可以说解放十七年来形成的习惯思想束缚了我，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会动摇创作的根基。但是我还是有了一点进步，我不想随波逐流了，宁肯沉默）
沉默中间，他的思考没有停顿。他找出过去拟就的《在困难面前》（或称《钻磨眼的人们》）的提纲，研究它和《抵制》的渊源关系。
一个是以烈面张书记为模特的提纲：1．讨口还家，房子火化了。
2．在娘肚里讨口，分娩，净街，谢神。
3．从放牛娃到小长工，被卖壮丁。
4．壮丁，逃跑，长工，流浪（“俘虏兵”是他被攻击、歧视的主因）。
5．土改，互助合作高潮。
6．粮食问题，公社化，食堂。
7．从冲天干劲到右倾保守。
8．苦恼，为制止拿摸同妻子的斗争。
9．由制止拿摸到让拿摸半合法化——过秤、记帐。
10．从靠边站到暗作主张——转机，八字方针。……这个提纲的标题之下，写有“也可题为《抵制》”的字样。之后，有分章的详细提要。还有一段重要的主人公性格史的分析文字：
由于吃苦过多，经历广泛，因而变成一种深通世故，软的，硬的，都能无所谓的“皮糖性格”，冷也那样，热也那样，且能以玩世态度对待某些不公正，但又莫可如何的事件和人物。但他热爱党，深切同情人民，特别农民的痛苦。这也正是他敢于在那个做“兵运”的同志指示下，组织一些士兵在太行山于新四军事件发生后拖住八路军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他反对瞎指挥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传记体。其主人公就是《抵制》里的汪达非，而且第九、十两节写对待群众饥饿中的“拿摸”问题，与《抵制》的构思重合。对汪达非性格核心的设计，可看出他对人性中那一部分特殊欣赏的态度。
他还有另一个《在困难面前》的提纲。其中活跃的人物语言，是他考虑任何一部小说，首先钻出来的东西。1．轮番被斗后回家，这时他已下放二大队，实则靠边站了。着重叙述其人外形、脾味，对这两年的感慨。回家途中，沿途所见。
2．一大队的赖大汉：闲谈被批斗的情况——暗中打气。社员陆续围拢来的病痛。一个老头子：我造不来反？！对工作组新贵们的批评。
3．到社的工作组报道：这回该受到教育啦？而刚到时组员不多，通在睡。对话，是他在床边同睡在床上的组长谈的：这个黄呀，谨防他又耍死猪！
4．到住地时，正在推磨的老太婆偷地溜了，她不愿老主任看见她们磨树根吃。问询：彼此都故意把情况说得好好。黄收工来了，一来就流泪。
5．问起来不张声，老婆子慢慢地代答，述说经过。张的回忆，难受。随即前去公社质问，替身的检查：“我不清楚那些人的成分呀！”承认在小组检查。
6．黄不愿去接受检查：“话讲对了，牛肉都做得刀头。”张谈了赖的嘻皮笑脸：“还会有这种事啊！”“到时候再说吧！”谈起一个生病的老头子的危险征兆。
7．这是秋收后的事。事件呢，整社，订生产计划：大春的。追述订计划的经过：黄被迫承担了高指标；张随和；但都明知道不能兑现，决心继续抵制：“我安心当社员！”“我不是为了当干部才入党的。”社员们又高兴，又为之担心。
8．小春收获了：一早就出现拿摸风，更盛了。征购的问题：工作组主张少留；张、黄反对，抵制。瞒产私分：“自由主义在这时有什么不好？”对统治过严的反驳。搜查，没有一粒麦子、胡豆！“还要搜社员？不行！”争执以工作组让步告终。
9．大春，抵制得更巧妙了。黄或张的亲戚前来依靠：述说苦况，死人，丢荒，外流。这是老人：“难道我怕死嘛？我就要看看：这个戏咋个结局！”收留下来开荒。工作组的干预：“不能开荒！”“好嘛，”“又不开嘛！”偷偷搞：“这才真正是贼娃子活路呢！”
10．“作伪”被发觉了，斗争：“我拿这个钱，手决不会发抖！”张或黄大有一拼之势。工作组除驻社干部，全调走了。放手干：“他撤我的职好啦！”电话会议：八字方针的精神。张或黄：“像在磨盘上睡醒啦！”再不做贼娃活路了。随即弄清底里：党内通信。……这个提纲与《抵制》已十分相像。不仅有“拿摸”的合情处理，还有做“贼娃子活路”的描写。人物却还只有生活中原型的姓氏，黄勤明与张书记都没有区别开。它证明《在困难面前》同日后的《抵制》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一切《在困难面前》的构思，都没有“王部长”这个人物。《抵制》的第三次停写，在沙汀面前设下一个大的难题：如果他改弦更张，重新把《在困难面前》这两个提纲中的任何一个复活，由于材料实际上源于一处，只能利用一次，写出了没有王部长的《在困难面前》，便等于在世界上消灭了有王部长的《木鱼山》！
《木鱼山》是卞之琳提议他改的名字。（青㭎坡》——《木鱼山》，不要说“对”得有多工，其简洁明了，就让他喜欢！原来拟过的《抵制》、《木鱼山公社史断片》、《汪达非同他的伙伴》的名称都为之失色。
在他解放后的写作历史里，能度过政治的低气压，不为所动，坚持一个作家的独立思考，是并不容易的。不采用“张、黄体”（两个基层干部的抵制）而继续写“汪、王体”（基层与高级干部联合抵制）的小说，是在1982年10月以后。这次他一气写下去了。
8月，他搬进木樨地二十四楼北京新居。他退休了。他为文学研究所的科研规划操过心，现在，他把工作交给比自己擅长管理行政的荒煤，将关系转到中国作家协会总会，专心伏在高层建筑的十三层，构筑他的中篇。
王部长这个人物越来越获他的心。他不是热切地剖析过能软能硬、能冷能热的“皮糖性格”吗？汪达非、王部长身上，都具有这种内在气质。他赋予“软性反抗”于巨大的美感。这是他对中国民族性格的主观体验，也是他身上牢固存在的农民性的一次“外化”。他见过的农民，大都善于“弯曲”生长。他四十年代在故乡避难，“文化大革命”坐牢，都是这样挺过来的。王部长身上有省里某领导干部的影子，同时，按一个省级文艺干部的心态去揣摩，把自己的情感渗透进去，把“我”的人生哲学渗透进去：王部长也是他沙汀。《木鱼山》的结尾写了近半年，从1983年2月写起，三易其稿。他对于小说结构向来讲究。汪达非听完七千人大会的传达归来，如果写成凯旋式的，失了悬念，就太露了。为了考察七千人大会当年在农村传达的实况，他们专门写信向克非询问。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高度重视小说结局的历史真实性，以及它对揭示全书题旨的功用。收到克非的回信，他把原写的“地委”传达，改成“县委”非正式的打招呼。而汪达非赶回社里，恰遇上生产队长刘大旺的死，给可能到来的“胜利”笼上一层赴难的悲壮气氛，避免了轻飘飘的革命大团圆。
最后两段的要点，开初是写在一个协和医院的药房纸袋上的。5月的一天早上，他醒来躺在床上，这两段的文字汩汩地流上心头，一时来不及找笔记，便随手拿起枕边的药袋。
近来，他的梦很多。是老人的杂乱无章的梦。他白天晚上设想《木鱼山》的结尾，为了设想汪达非闯进刘大旺房里，在死者面前痛哭，会怎样说出“你也多等我个半天一天”的话，一次午睡时，他在梦里哭醒！
他几次梦写刘尔钰。1980年，这位诚笃的省一师同学不幸确诊为脊椎癌。问讯后，他立即让孩子代表他将一笔赠款送去，以制止刘变卖藏书，筹措生活费用的举动。刘让人转来三本字画，这无疑是做为朋友永诀的纪念。他睹物神伤。在同辈中，如尔钰这样才华、修养绝不在他之下的人，是不少的。仅仅因为他们不如他有开辟更高生活道路的勇气，结果统被埋没了。
1981年3月，茅盾辞世。小儿媳告他这个消息，他一时六神无主。巴金到京吊唁，打来电话，他手握耳机哽咽，连对方的住地、电话号码都忘问了。这些年，他每年都要去交道口南三条的寓所探望茅公一两次。上个月，为了鲁迅诞辰百年纪念会的准备工作，他还专程去与他商讨。沙汀从踏上文坛之日起便受茅公的指教，是一向尊他为前辈的。解放后，茅盾多次在各种场合赞扬沙汀的作品“无懈可击”，“才是货真价实的短篇”。可以说，把托尔斯泰型的小说模式与中国民族生活结合，他所走的小说道路正是以茅盾为旗帜的！6月13日晚，他梦见最后一次到茅公家的情景。他扶着他从会客室回房休息，茅公气喘吁吁的。他也大咳，咳醒了。
他把《木鱼山》修改稿交卞之琳、陈荒煤，请老朋友提意见。他不相信这个中篇会有失错，又怕有失错，等待“判决”的心情照例紧张。
朋友们加以肯定、鼓励。修改，再修改。到1983年7月，才亲自把定稿交给吴强，转上海的《收获》。9月13日作品发表前夕，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坐在绿草茵茵的河岸边，用极小极小的竿子，钓上一条鳞光闪闪的大鱼！
这算是什么征兆呢？是想念故乡的火烧鞭、黄腊丁这些鱼，因而也就想念故乡了？还是说他渴望亲近水？他的口腔常年疼痛，养成了抿嘴巴的习惯动作。哮喘、肺气肿、呕吐，令他的喉头时时干燥，不舒服。他干瘦干瘦的，许多早就认识他的人说，他还是那个样子，就是萎缩了一点，这对于老年人倒是好事。说话的声音也干干巴巴，但说得高兴，会在你面前屈起右手的食指、中指的两个关节，把桌面敲得卡卡响。稀奇的是一头蓬发仍是黑的！照旧不驯地向四外扎撒开，无法梳拢。他是不是缺乏足够的水分？
《木鱼山》含着一个老作家难得的反思，这年10月问世了。可能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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