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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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一样。他与他们常在一起互阅课卷，谈古论今，收益不小。这两人又都立志要去从军，也怂恿他。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是上层子弟的一条主要出路。所以，杨朝熙也渴求能进军校。他做梦也没想将来要从文，当一个作家。倒是杨、陈两人都达到了目的，后来都成为军人。杨在邓锡侯部下做过团长、副旅长，解放时起义，后中风逝世。陈抗战时驻防广州，在日机轰炸时牺牲了。

　　1921年，在四川各军阀的混战、倾轧中，吕超和他的上司熊克武都被排挤出川。吕超是老同盟会会员，他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去了。谢象仪、郑慕周派黎少农做联络官去成都刘成勋（禹九）处请委，被收编为九军第八混成旅，任命谢象仪为旅长。谢当初是郑慕周让贤给他作营长、团长的，他最了解郑慕周，知道自己的才具远不及郑，这时便一定要把旅长的位置让出来。刘成勋加封郑慕周为少将旅长，改委谢象仪为汉军统领，管辖松、理、懋等川北少数民族地区。后因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变不善，解职回到郑的身边。郑慕周兼了这个汉军统领，他的防区扩大到七、八个县，防区内连县长都要由他保荐，加上征粮、征税，权力是很大的。他一直驻军在灌县。

　　就是那一年，郑慕周写信给朝熙，要他终止家塾的学习，与谢荣华一道去灌县商量进一步外出读书的事宜。朝熙这年十七岁，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的第三年，足未出过安县，他被封闭在故乡社会的小圈子内，视野甚至还没有郑慕周那样宽阔。他到了都江堰之边，着长衫，头戴博士帽，身条瘦瘦的。渐渐长成青年的杨朝熙，越显出一副文弱的样子。他原来一心一意想进刘成勋办的军校，但被舅父阻止了。郑慕周仿佛看准了少时活动型的外甥，并不适于跟着自己的脚步走。不许他操袍哥，又不准他参军。他给朝熙安排的出路是去成都考学校！

　　当杨朝熙步入青年时代正要开始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他的前程仿佛完全操纵在别人手里。这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如果舅父不替他“专断”一下，我们或许将永远见不到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诞生。一个全副戎装的杨朝熙将是一个怎样的军官，是现在很难想象的了。

　　在灌县，一个小姑娘轻盈地向他走拢来。她是黄玉颀。（这样写，我不赞成。我注意到她、喜欢她的时候比这晚得多。当然你有你说明的权利，我也有我分析的自由。我这里写的是你们最早的见面，你已经对她留有印象，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黄玉颀的母亲黄敬之其时在灌县女子学校当校长。学校的对面是郑慕周的私宅。郑的三姨太太在成都读书时认识黄敬之，这样便有了往来。黄敬之是一位近代新式职业妇女。她原籍江苏，年轻时随丈夫游幕进川，曾在贵州住过几年。辛亥以后在成都定居，置下的房产不久在川黔军阀战争中被付之一矩。丈夫去世后，她独立在外教书，教养三个子女成人。子女都从了母姓。她不吃素，不信鬼神，旧文学功底好，书琴棋画，样样精通，绣花、绘画、填词、烹饪，尤其擅长。她在成都把教职丢了，便应聘来灌县主持学政。黄敬之能打麻将，常常被请到郑府去凑牌局，她是极能干、极开朗的一个人，很快便在郑府上上下下混熟。

　　黄玉颀是她的小女儿，也是她的一颗掌上珠。黄敬之外貌利落，不过牙有点暴，爱吃瓜子，门牙总露在外面。黄玉颀则远胜其母，她长得特别的娇小，一支直直的希腊鼻子，一双圆圆的、对外部世界充满惊奇的眼睛，显得十分可爱。

　　这么一个将近十岁的女孩子，当然还谈不到其他，但确实吸引了以后在省城读书，有时回灌县来度假的杨朝熙的注意。这母女二人注定要深深地进入他的生活之中。这是你的一个转捩点。没有这次转折，你只能是故乡乡村的士绅，旧军队的幕僚，决不会是一个进步的文化战士。

　　时代的、个人的因素都在起作用。我的自在的人生阶段戛然而止，自为的阶段便开始，我受到了“五四”的恩惠。






沙汀传……第三章　迟来的启蒙






第三章　迟来的启蒙

盐道街省一师

　　1921年秋凉的一天，一个瘦削的浑身散发土气的青年人，穿着当年流行的灰市布长衫，外套着羽纱马褂，同另一个衣饰整齐的青年，同时跨进了曾做过前清盐茶道署衙门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这便是杨朝熙与谢荣华。现在我们尚能寻到的一份档案材料《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历期毕业生一览表》，是该校教务处1946年制订的。其中普通科第十班的名单从“张光银”到“周遂初”，共排列二十七名。在第十一人处写明：

　　杨朝熙，籍贯四川安县，毕业年月民国十五年七月。①从荒僻闭塞的安县来到辛亥、“五四”风云在四川汇集的中心成都，从断断续续读过十年方块汉字、不识得一个英文字母的文化环境，一下子踏入到本省风气纯朴、开明的著名学府，他整个被一种自卑的情绪包围住了。他几个月前，便按照舅父的旨意到省会来考一般学校，发现在这个新的陌生城市里，他变得什么学问都没有了。连考了几个学校，都未录取。特别是英语和数学，虽然请人补习过一番，毕竟底子太薄，一时赶不起来。最后是郑慕周委托他在成都的代表黎少农，通过私人关系，才把他送进了省一师的。

　　为此，大约有一年时间，朝熙站在这个学校绝大部分清寒好学的同学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

　　我不敢直面看任何人，似乎他们都知道我是靠了人情才进去的，因而随时都会向我发出卑视的和诽笑的眼光。②（你又一次被羞耻心攫住了？你说到了一点痛痒处。不要忘记，我是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地方的，这种由小到大引起的震动，在我以后的经历里还要发生多次。每一次心理危机都逼迫我调动故乡给我的一切自信“储备”。这是我这个“土包子”最后战胜外界压迫的武器）省一师前身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优级选科师范，当时设在皇城内。宣统二年（1909）改名川中师范学堂。辛亥后，校址被成都军政府借用，迁至后学门糖业讲习所内。1914年改为一师，拨东马棚街官地建设新校舍（今成都一中）。设立附属小学后又感地方狭小，于1919年迁入盐道街原高等师范校址，而高师则迁进了皇城，等于转了一个大圈，换了个位置。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可笑。

　　盐道街几乎已面貌全非了，仿佛比记忆中的盐道窄了很多。学校看来改变也大，招牌则已换成“盐道街中学”。原早的校内旧有的浓沼、亭阁，显然也早已不存在了。出版局地址，我记得原是鲜特生的旧式公馆，现在也换成新式楼房。①

　　说“盐道窄了很多”，那是老年他的眼光。属于一种心理空间感觉。1921年的省一师校园，在他心目中永远是阔大的。

　　如果当年经大门两旁的石狮子走进这个学校，便可见右面一棵硕大的桂树。人穿行在一条竹丛夹道当中，一侧是附小，及附小操场北面的礼堂，一侧便是东院高年级学生宿舍。在东院与西院之间，是教室群落。向北穿过自修室、实验室，跨过池塘上的小桥，便来到北院低年级学生宿舍。学校的学制，预科是一年，正科是四年，杨朝熙在校五年，就从北院升级般地移到前面院落去。这种每年的移动，是学生们高兴的事：他成了老资格了。

　　出北院向东，整个学校的后半部分是足球操场。朝熙在班里爱踢脚球（足球），是个前锋。艾芜踢后卫。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新鲜的一种体育活动。整个校舍，除了实验室是砖房，其余都是泥墙房。几乎每一个院中之院，都有一眼水井。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所学校的学生是太少了：每一年只收一班，每班从二十几人到三十几人不等，满打满算，全校五期五个班的学生才不到二百人。校园在朝熙心中显得宽敞，也是可以理解的。

　　省一师是官费，这里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多，外地学生多。成都的富家子弟多半进的是联合中学（石室中学），他们看不起师范，称之为“稀饭学校”。但这里的教员很多是成都知识界的名人，师资水平是很高的。

　　上国文课，最使朝熙宽松。他第一个半年，便一头钻入经史百家的古文堆里。他喜欢明人归有光，爱读他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欣赏其不事雕饰、运用细节，刻绘生动的文字风格。但是其他的功课就陌生了。教历史、地理的先生，年纪都在六十上下，这种古老的学科勉强还能让他跟得上，但是像“周三角”的三角课，“王几何”的几何课，还有什么代数、物理、化学，简直使他望而生畏。特别是英语，从零一下子跳到中学程度，上课时用的是狄更斯《大卫·考波菲尔》的英文节本，拿在手里，简直像是一本天书。

　　当他能够冷静地观察十班这些同窗，就更不安了。这里的学生读书愈好的，衣履愈坏愈旧，也愈得到人们的敬重。好多人在冬季连件棉袄也没有，只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夹衣度日。省一师的传统是简朴。学生要轮值帮厨、买菜，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不会遭人鄙视。到了假期，学生把行李送入当铺，得了盘缠才回家。等到开学返校时再赎回，视同平常。反过来，他从故乡袍哥社会带来的各种成人习惯，在同学间就显得很刺眼了。他连穿戴打扮都是“孤立无援”的。

　　杨朝熙这时还是个少爷式的人物。他开初时常吃馆子、看戏。成都试行公共汽车那阵，他就买张票从东城到西城逛一圈玩。听说督军杨森的小老婆有架飞机叫“洋马儿”，也会跟了人去看稀奇。当时成都人称去“开洋荤”。这个充满“五四”新思潮的学校的空气，对他无形中造成的精神压力，我们可以从他日后的回忆中鲜明地感觉到。朝熙内在的敏感特质，他吸收外在新东西的勇气，寻求新生活的欲望，显然是非常之大。他心理上甚至不惜夸大省一师同学的良好行为习惯对他构成的“威胁”，从而触发他要求改变过去、改变自我的内驱动力。

　　（为什么一样在你舅父的庇护下，你与你哥哥走的道路如此不同？同样，都在省一师的环境里，谢荣华改变自己的感觉为何不如你强烈？这是你早年生活转机中最值得玩味的问题）

　　谢荣华与他可说是总角之交，但论起性情来，这时的杨朝熙越来越觉得彼此有些“隔教”。谢荣华不是没有受到省一师的影响，他后来去上海读光华大学，参加过左翼的“艺术剧社”。只是被捕后走入歧途。重要的一点是谢在省一师时期，原封不动保持士绅子弟的生活习惯，以后回到家乡，很快与杨朝熙哥哥一样，烧烟、操袍哥，缩回到原来起步的生活圈子里去。但是朝熙反叛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一边深深地以过去的自己为羞，暗暗用功，想尽各种办法补习课程，有时急得半夜醒来在自己的床头偷偷哭泣，一边开始在谢荣华以外的同学中觅友。他看着自己脚踏的黑哔叽面的皮底平鞋，“开始默默观察那些穿着蒲鞋、草鞋，以及家造鞋子的级友”。①并留意到省一师的各样师长。

　　这个学校的教师不乏名人、怪人。讲历史的朱起怀先生，父亲朱颜和也是个历史学家。朱穿得寒碜，破破烂烂，学生给他起个绰号叫“朱讨口”（讨口，即要饭花子）。他讲起历代的官职，如数家珍。讲地理的彭昌南先生，一本地图全装在肚子里，提哪说哪，不费思索。他的教科书是自己编印的，整个四川的中级学校都用他的地理书。据说商务印书馆想买下他的版权，他没答应。还有个陈希禹先生，胖子，不修边幅，也不拘形迹，名士风度。他敞着个领口，拖起鞋子，就来上课了。还带着杯子、饭盒，放到讲桌上，里面有卤蛋什么的。他上哲学课，听课的人很多，暗地称他“陈棒客”。因为他说话语锋极健，把哲学道理说得活灵活现，高兴时会把腿搁到桌子上去。本来是瘦长瘦长的蔡松吾先生教伦理学，因他高师课重，后来辞了，才是陈希禹讲。蔡先生的儿子蔡瑜是朝熙同班同学，曾与盐道街口一家面食店的中年老板娘有了风流事，一时传为谈资。

　　那时师范学校的文科教员水平是很高的。教朝熙国文的，先是一位萧忠仁先生，诨名“萧神仙”，因他喜爱撇古，嗜吃猪肉，又做气功，养得白白胖胖的。他讲《古文辞类纂》的选文，字也写得漂亮。还有唐笑时先生教心理学，是很新鲜的课程。教生物的姓温，学生叫他“温动物”。教手工的姓黄，在日本留过学，做事很细致。姓罗的教体育，人很随和，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因为可以在课上与他随便开玩笑。他也是留日学生，为什么回国教这种课，谁也不明白。杨朝熙爱踢足球，自然是他教导之故。

　　英文最使他头痛，而教英文的教师章琢如先生偏让他记得最清楚。当时朝熙课余还到他家去补课。章个子奇小，绵竹人，早年在北京读的外文，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后被捕自首，便消极了。1946年新省委在成都成立，吴老（玉章）主持工作，曾命他经绵竹去看与党有长期关系的省议员王干青，其时，章琢如便住在王干青公馆的一个厢房里。吴老与章是很熟的，还特别嘱咐他顺便告章，不要一天就念阿弥陀佛了。章琢如果然天天在念经，请他吃便饭，饭席上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行了！”

　　“这些人”，自然不能包括在省一师后期也教过杨朝熙国文的袁诗尧与张秀熟（秀蜀）先生。这两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授业、解惑的教师，他们还是四川最早的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教师中，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外表冷静、沉默，却强烈表现出愿意融入省一师整个进步校风里去的学生。张秀熟还做过省一师的教务长，与校长龚道耕关系也好，能影响龚办好这个学校。他教杨朝熙已经很晚，但两人保持六十多年的师生情谊，成为忘年之交。张先生操着极慢的、顿挫有力的语调，谈起这个学生来，充满了感情，而且很能传达出中学生杨朝熙当年的风貌：沙汀当时并不十分“跳跃”。因他的性格不是那样的，虽是青年，已能考虑问题。他年轻而又老练，不是回到县里只会搞讲演、宣传之类的脚色。所以他才能坐而搞文学。搞文学也不一定是能在街上活跃的分子。我教过他们国文，除了教科书，我还自选《新青年》这种刊物的文章，选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沙汀这些学生已经不爱只听古文了。①

　　同学之间这种不爱读古文的风气，笼罩了省一师。认真说来，同学的互相影响更要胜过老师。入校半年之后，杨朝熙经过几个同学的引导，全身心地接受社会新思潮的冲击，才补上了几年前因关闭在家乡而被隔绝的“五四”一课，才开始了由一个落伍的士绅子弟向一个时代青年过渡的根本转向。

“播种者”沙汀传

　　最早作为一个“五四”人物，对他施加时代影响的，是他的同班级友张君培。

　　二十年后，上海的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要编一本对真实人物作回忆的集子。书名就叫《良友》。经过巴金来约他写篇文章，他怀着思念写下一篇完全用真实细节构成的作品，算是“纪实小说”，那个主人公的原型便是张君培。他称他是“把我从茫没无际的挣扎里挽救出来”，“第一个用全力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