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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画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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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慕周下野时已很富有。他回到安县，购置了五百亩田产，做起了士绅。川西北掌握武装的袍哥大爷几乎都是他的旧部与至交，与成都的旧军人也保持往还。他没有倒台。在安县，每一任新县长到任都要去拜会他，假如不想得到他的全力支持，至少也希望不要引起麻烦。郑慕周俨然是安县地方实力派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这样的人如果作恶，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但幸好他没有忘掉他是怎样从一个“烤大火”的流浪汉混出来的，对新潮流也不是全然无知。杨子青还太嫩，影响舅父还没到时候，但外甥的日益趋新，老有经验的郑慕周看在眼里，也不会不懂得时势是怎么回事。娶着好几房姨太太的下野军人热心地为家乡做些公益事情，和更恶的势力角逐，这里，既有封建士绅和袍哥的“传统”在起作用，也有他本人慷慨好义的性格在内。他的作为，与杨子青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仍然发生着密切的关联。郑慕周下野是1926年。这一年的7月，杨子青完成省一师五年的学业，也毕业了。这时他二十二岁，与同学比是个老大哥。他读了不少新文化的书籍，哲学的、政治的、文学的，接近着四川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迟来的启蒙显示了出其不意的优势，由无条件接受“五四”民主主义思想跨越到社会主义边缘，两步似乎并成了一步来走，加上对新文学发生的向往，彻底改变了他旧日军阀子弟的生活态度。他结婚是在老宅。但随着哥哥跟着舅父积下一些钱财，母亲在振兴家业思想的驱使下，买下并建起了杨家碾房，同时，感到两个儿子都已成家，房子住得挤了，开始在碾房一侧兴建新房。规模搞大了，以至不惜大肆借款来盖新的院落，连郑慕周都感到不妥。这是母亲多年心里酿成的一个梦。
他已经变了。母亲治家的理想，在他心目中无形缩小，失去光彩。他利用次子的优越地位，向家里提出出川求学的计划。他想去的学校本来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上海大学。这后一个学校，因他读过它们的社会科学的讲义，觉得是把革命和读书两相结合的好处所。去北京大学，因想到有可能使自己成为鲁迅的学生，也十分向往。在政治上他热烈拥护国共合作的新潮，赞成在广东已于7月份宣言誓师的“北伐”。有机会能去看看全国沸腾的政治情势，也是他极愿意的。刚好，下野后的舅父在北京了解局势和拜会朋友，来信要他去考学校。这样，他便打点行装，准备第一次离别故乡远行。
外面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他不清楚。当他登上重庆朝天门江边的一艘火轮，站到船头看两江汇合的滔滔洪波，他只是确信，东出夔门，迎面而来的必是一个更大的天地。他的年龄使他对生活的憧憬、追求，大大高过于对人生现实的忧虑、失望。这时候，他还没有学会忧虑和失望。这是你第一次出川。每次离川和回川，构成你一个生命之圈。开放这圈，你受到外来的冲击；封闭这个圈，你又实现了你自己。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时我决然选择了一定的政治和爱情之圈，而且永远不悔。
沙汀传……第四章 择路而行
第四章 择路而行
外面的世界
广东的北伐轰轰烈烈。1926年7月，他又一次与谢荣华同路，出门求学。这次，他们可要走得远了。
他第一步的想法是，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或东南大学，看看那里的教育办得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行止。谢荣华准备到上海去投考。
去南京是因为向履丰的鼓动。这位向浑的弟弟，在成都有名的贵族学校“联合中学”读书时，两人常在安县旅省同学会的聚会上见面。此人老成朴素，与他很是投机。向履丰先他一年毕业，一个人跑到南京寄住，一边在大学听课，一边自学。在他给杨子青的信里，盛赞六朝古都的环境古雅、安静，如何适于读书，考学校或自学又如何方便。这样，凭着对向履丰的良好印象，他决意到南京，去试一试学习文科的前途。专心地学几年社会科学，是他心中朦胧的与革命相联结的一件事情。
从成都到重庆，杨子青初次踏上了这条“东大路”。当时成渝公路没有修好，不能直通长途汽车，但也有几段路，有那种破破烂烂、随时都会抛锚的老爷车，在尘土里颠簸。其余的路程便只能靠坐得你腰酸脚麻的滑竿了。沿着所谓“小川北”延伸的这条路，大约要走十一、二天的样子，这还要看运气好不好。他以后还有三、四次经过东大路的机会，它给他留下的记忆，到1934年写《赶路》这篇阴森可怕的小说时，便全部“复苏”了。
（《赶路》这个故事虽是听来的，但赶路情景、汽车抛锚、上车不易、在偏僻茶馆住宿等等，这都是我出校以后在成渝路上的实际经验。——沙汀1986年11月24日讲）
不仅是小川北一带的破败荒寒，旅栈里面的龌龊，叫人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就是旅店的堂倌们一夜罗唣人十多次，一会儿来问：“先生，叫一个么？”或者“女学生也有哩”，也够人受的。而且，正当你在轿竿里，被摇晃得迷迷糊糊，正要催眠的当儿，说不一定在哪个山坳旁，会传来一声：“站住，检查一下！”那客人就会连一条半新的衬裤也保不住。这种狠心的抢劫，用当地土匪的术语，叫做“裤子过笼”，使每个路人不禁谈“路”色变。所幸他和谢荣华一路吃喝、休息、行走，尽管艰苦万分，终于还是平安到达了山城。
在这里，他们会合了早几年毕业、在省师附小教过书的罗晓云，登上赴武汉的江轮，一块东下了。罗是内江一带威远人，他要去北京寻找进修的机会。杨子青与罗相约，如到北京一定去找他。在船上，还新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陈序宾，本来在遂宁行医，这次要去协和医院学习，以后与他一直往来。一个叫巫次伦，是遂宁人，去上海求学。这群年轻学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四川，一路饱览三峡风光，谈论着求学前景。长江上的轮船多半是外籍的，这条航线和船上的生活，以后他多次经历过，并与他的小说发生关系。
船到了武汉，罗、陈两位转乘京汉路车赴京，其余人换船继续南下。在南京下关，他与谢、巫等道别，只身上了岸。
可是，南京没闪出多少新世界的光亮。向履丰安排他在城内鼓楼成贤街的高师寄宿舍一住下，便介绍了这里几个大学的情况。向的口气不像以前信中那么乐观，流露出对南京一派死气沉沉的不满，表示自己不久要到日本去。他本想考高师，看了高师的一些讲义，发现向的感觉是对的。这些讲义透出一股复古的气息，太陈腐了，与四川的一些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他便连报名的想法都打消了。既然向都要离开此地，他更无心留恋这里的红墙绿瓦。住了十几天，逛了夫子庙、秦淮河、玄武湖、明孝陵，写信与舅父联系上后，便乘京浦路北上了。
这时是7月末，郑慕周带着几个从前的部下，住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太平湖饭店。饭店位于西单附近的市区，嘈杂热闹。他一去，便在旅馆房间里另加了铺，舅甥俩吃住在一起。郑身边围绕三、五个绵竹人。蔺简斋是云南陆军小学出身，对北京很熟。他的女婿和另一个青年，是中国大学学生，京戏迷，都是“读公爷书”，熬资格的。还有一个吴克仇。这些人在北京仍组成自己的四川世界。这是子青从小看惯了的生活，可以相安无事。
他安顿好后，便马上去寻自己的人。先到沙滩北京大学西斋找毛坤。毛坤与罗晓云同班，毕业后也在省师附小教书几年，有了积蓄后，才来住北大的。此人在省师同学中很有点名气，彼此不熟，但他很尊重他。杨子青向他打听罗的下落，才知罗已离京，而北大的考期也过了。毛坤为人很直爽，对这个一时表现出沮丧神情的小老弟说：“考什么大学啊！订一份《语丝》读好了。喜欢听北大的什么课，你就来听。这里好多人都是这样旁听的！”
这个主意正中下怀，他格外听得进去。南京的经历，使他相信再好的大学，课程也不会全如自己的意。它们怎么能抵得上《语丝》、《莽原》这些新的报刊书籍的力量呢。现在，他来到新文化的发源中心，来到华阳书报流通处那些长期吸引他灵魂的书报的产地，来到鲁迅等人的身边，为什么不可以痛痛快快地学一顿，反而非要套上一个学校的枷锁呢。对，太对了，道耕去当“游学先生”了，我就在北大旁听自学，真正掌握一些新知识吧！
后来，他又去会见了几位省师前几班的校友，像余必达、王光熹、李夏云等。见他们一个个只是埋头功课，对北京刚刚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以及思想文化界的斗争，都很漠然。而且他们不学文科，都是学理工农的，便更觉得没有必要像他们那样被关死在学校里。于是，他便积极地筹备起舅父走后在北大附近租房自学的事情来。
杨子青暂时处于无人交往的境地，只是与郑慕周等人去游过几处名胜，听过高庆奎、梅兰芳、郝寿臣这些名角的戏，进“落子”（评戏）馆，逛天桥和前门外的夜市。他最喜欢的是听大鼓，听了一次，又听一次。北方的大鼓使他想起家乡的摆围鼓、唱善书，感到亲切。他也喜欢城南天桥的游艺场，去这些地方像是赶场，赶梓橦会。
二十年代第一次到北京，曾随我舅父看过当时的杂技表演，印象深的是一位艺名“大饭桶”的小丑，个子很大，功夫也很到家。①这自然使他想起那些河南流浪艺人来了。杨子青在娱乐中，只对北京的民间艺术感兴趣。此外，他便独守旅馆，一人看书。特别是“北新”、“未名”两家所出的新书。鲁迅的书，过去在成都没能得到的书，他都搜罗来看，包括吴稚晖的那本《上下古今谈》。这些书使他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北京世界，这是他熟悉的，向往的。晚上旅馆里吵闹，他便偷偷溜出去，进书场听书，享受一个平民社会的生活乐趣。到了9月，他感到北京慢慢变成了一块沙漠。鲁迅于8月末南下后，他觉得《语丝》、《莽原》、不如过去吸引人，整个北京不像“五四”、“三·一八”那时敏感，站在前列。鲁迅等大批文化先驱的离京，使北京好象抽空了它最精华的部分。只有南方革命传来的一些简略的新闻，使人振奋。
不久，毛坤去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他一去，住北大附近的计划受挫。其时，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消息传来，郑慕周手边的钱花光了，便提出要与他一起回川。舅舅不放心他一人在这样战乱的气氛中留在北方，并且认为战局会拖延下去，汇兑必将发生问题，在京的生活将无法保障。他想想也就同意了。
（你知道吗？张天翼也是这年夏天从南方来京的，这时正在北大预科。你们当然无缘相识。但是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张天翼也对那时的大学课程不满，不久退学南返。是社会革命的热情促使我北上求学，北伐战争唤起了社会实践热情，又使我离开课堂，而向往行动，急于投入时代的潮流。这就是我与张天翼不谋而合的经历）10月下旬，郑慕周变卖了一些东西，筹了路费离京。杨子青之外，同行人还有蔺简斋。在武汉一下车，他便被北伐军全部占领这座长江重镇后的胜利情景所激动（武昌为10月9日攻占）。他亲眼看到了宏大的游行及青年学生街头宣传的场面。汉口街上扎着大的彩牌楼，到处是旗帜的海、口号的海、飞扬着传单的海。各色人民团体的旗子，学校的旗子，白竹布或红布写着大的黑字、白字的横幅，写着口号的芦柴杆小纸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配着军乐声、歌声，和每面旗子下一个个通红激昂的脸孔，使他的身心受到震动。什么是革命？这不就是革命的真实显示吗？这不就是书中预告过的壮阔群众场面的具体体现吗？他的热血沸了，恨不得家乡立时也这样翻腾起来。他体会到，时代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
三天以后，他们搬上了一只开往宜晶的上水轮船，水陆兼程，年底前回到了安县。
江流回旋
第一次远行虽然给他打开眼界，但还谈不上广泛地了解中国。他基本上只生活在南京、北京两地的省师同学圈子里。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上，他永远不是个充分开放型的人。最宝贵的是看到武汉革命的实况，虽然只是一掠，使他回家后，再也按捺不住，旧历年前后曾几度折回到省城去探听形势。北伐的成功搅动了四川，各派军阀不断变换脸孔，调整自己的地位。他密切注视着时局。
每次去成都，都住在小福建巷郑慕周旧部萧维斌家中。每天逛书店，坐茶馆，与还没有毕业的省师同学来往。刘尔钰、冯棣很合他的脾胃。他们读恽代英译的《共产主义ABC》、郭沫若译的日本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读《人民周报》、《猛进》和《语丝》上关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周尚明尽管忙，也赶来与他见面，热烈地交谈对政局的看法。
这一次的会面，尚明同志给我的印象和以往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那些他原早具备的性格上的特征，更突出了：坚定、乐观和永不枯竭的革命朝气。那时候我刚从北京回来，但我从他那里才真正认清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实际斗争。①周尚明告诉他，四川的军阀已纷纷易帜，倒向了北伐军。但内部的争斗愈演愈烈。二十八军邓锡侯的部下李家钰师长出面调停，这一年，终于与二十四军的刘文辉、二十九军的田颂尧三家达成妥协。果然，成都成立了“统率办事处”（几个月后改称“三军联合办事处”）强化了他们的统治。周尚明又帮助他弄清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情况。11月，在重庆刚开过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即分成两个省党部：左派在莲花池，右派在总土地庙。支持国民党左派，成了他们经常的话题。
转眼到了1927年3月，发生了英美军舰炮轰南京的事件。3月31日，杨閛公以左派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在重庆打枪坝召集群众大会。刘湘下手弹压，当场打死打伤七百多人。4月4日，杨閛公被捕，牺牲得十分惨烈。这就是“四·一二”政变前夕，又一次天下未乱蜀先乱的“三·三一”惨案。
这时，他的家乡川西北一带，邓锡侯、田颂尧的防区，比刘湘的川东平稳。军阀们还在高唱“革命”，没有露出杀机。与周尚明在一起，他的眼光变得明亮，知道许多人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但对四伏的危机，毕竟没有很多警觉。他具体感受到的，还是高涨的革命形势。
初夏，在同乡萧维斌家里，他又与周尚明碰头。周突然问他：“你如果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可以介绍。”杨子青早已从这个亲密朋友身上，隐隐猜测到他的身份，对于这样的询问似乎早有准备。他从与张君培接触到认识周，逐渐抱定只有共产党才是最革命的这个信念，所以，没有迟疑，当即表示愿意加入。
几天后，周在少城公园与他约会，通知他上级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今后便由周直接与他联系。一切是水到渠成，他做出了决定性的政治抉择。
（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段叙述得过于平淡？不，我并不想听你在这里高奏凯歌。一个事后证明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当时可能发生得平平淡淡。影响是日后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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