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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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行道．墙上不能张贴商业广告等等，如果超过一公尺半，就得到乡公所特别个
案申请，那个时候，营建组就必须实地视察，决定你所申请的墙高度、材料、格调，
是否会破坏社区的整体和谐和美感。如果一整条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树篱，他们就不
会容忍你建起一道监狱似的水泥墙，譬如说。墙上有绿色的爬藤，人人欢迎，但若
是你要把墙漆成救火车一样刺眼惊心的颜色，你大概完全没有这个权利。

　　　　好吧！我要筑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篱。

　　　　木板运来了，沙子也卸下了。园丁开始打洞、钉桩子。星期五的黄昏，木篱已
经筑了一半。

　　　　“很快了！”他说，边跳上小卡车，“我星期一上午九点就来继续。周末愉快
啊：”

　　　　人行道上留着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点。门铃响着，很准时的。

　　　　站在门口，不是园丁，是个警察。

　　　　“请问那堆沙子是你们的吗？”

　　　　他指指人行道。

　　　　“阻碍行人交通，请马上把它移走。”

　　　　“等一会儿园丁就来上工，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没有了。可以等一等吗？”

　　　　“不行。”警察说，他知道那堆沙从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儿，过了一个周末。他
不曾早来，是因为不想打扰我们周末的安宁。现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点了！

　　　　没话说，我马上开始搬沙。

　　　　邻居海蒂看到了这一幕，笑眯眯地说：

　　　　“你可领教到咱德国人的一板一眼了？！去年夏天，我们院子里苹果树枝长得
太盛，枝叶隔墙伸到人行道上去了，没注意剪它，路人就打电话到派出所去告状了！”

　　　　对门的考夫曼太太兴致高昂地说：

　　　　“瑞士人比咱德国人更要命。我们不是在早晨起床之后，都会把被褥披在窗台
上晒晒太阳、透透空气吗？哈，在瑞士呀，过了早上十一点，如果你的被子还挂在
窗口，就免不了有人打电话给警察了哩！打电话的老女人，不但认为你懒，而且觉
得你的被子乱了社会条理，严重得很哩。”

　　　　夏天，我们到亚洲去了两个月，回来时，发觉院子里的苹果树已经结实累累，
池塘里的莲花早已谢了又开，开了又谢。草坪长满了野花野草，蜜蜂闹烘烘的，好
像载不动躯体里沉甸甸的蜜，不断坠进人的酒杯里去。

　　　　木墙外的人行道上，野草一簇一簇地从砖缝中愤然昂起，迎着阳光，显得特别
油绿，有的还开着黄色的小花。

　　　　那条小道，因此很有一种颓弃阑珊的情趣。

　　　　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个制服整齐的警察。

　　　　“您是这儿的房主吗？”

　　　　“是的。”

　　　　“有件事情想拜托拜托您。”他合掌，作出恳求的姿态。

　　　　奇怪了，我想，是乡里要借用我们的家做什么事吗？有什么恳求如此慎重？

　　　　“麻烦您到这儿来看看好吗？”他挥挥手。

　　　　我们站在那条我认为颓废又美丽的人行道上，石隙里的小黄花在风里摇曳。

　　　　“拜托拜托，”他说，“您能在下星期之前将这条路清铲干净吗？铺在地上的
松针也得清走。还有，不只这段人行道是你们的责任，从人行道缘往马路伸进的一
点五公尺路面，住户也都有义务清扫。拜托拜托。”

　　　　上车前，他再加重语气：

　　　　“下星期我可得来检查哦！可别等着罚款啦！”

　　　　周末，邻居看见我们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扫地、剪树枝。扫把、畚箕、
剪刀，散置一地。四岁的孩子拔了草之后，正目不转睛地研究石隙里的蚂蚁。

　　　　施密特太太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小瓶子，“用拔的您们要拔到哪一天？您看，
有这种除草药水，很有效呢！”她举着小瓶子，“混在水里，浇在路面上，就不会
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药的妙用，可是毒药流进土地，渗进地下水，对自然环境没什么好处，
而且，我喜欢拔草，晒晒太阳，未尝不是种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来。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妇去告状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会儿，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篮子晃过来：“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声说：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电话给警察的，他们看起来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搁下脚踏车，漫步过来，笑着说：“德国人就是这样，讨厌天下太平静了，
所以鸡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纵声笑了，邻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们何从知道，在我来到这“讨
厌的”、“一板一眼”的德国之前，我住在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社会呢？！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来到。红砖人行道上，突然摆起了面摊。老板娘手脚利
落地撑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开始洗锅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
继之喝酒，继之划拳唱歌，继之口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机开到最大音响，培养气氛，
我们在屋里挣扎睡着，等待天亮。

　　　　油腻和烟火终于使人行道上的红砖变成黑酱色，鞋子踩过往往就黏在地面，不
能拔脚。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摊老板取得了协议。那个傍晚，面摊没有搭起来。
倒是来了许多工人，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占据了整个人行道，还有半边
行车的大马路。

　　　　有人要办丧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场布置起来了，摇着铃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吹着唢呐的
中乐队、打着大鼓的西乐队、对着麦克风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还有那受雇
而来五人一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团，还有那脸上涂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
人。边唱边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们的人行道上。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到来。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板一
眼”的女人，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告状，耳边还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尔，警察因为
不堪其烦而来，总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我：“摊贩都是可怜人，为了生存，没办法
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丧事，中国人情嘛，反正丧事也不会天天有，
忍一忍就好了。”

　　　　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子外边的人行道罢了；我知道，
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器和打铁机每天
激炸着金属摩擦相撞敲打的巨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紧邻每晚发出缠绵而不可
道人的呻吟声，门上已经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
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顶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属
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顶楼空地由住
户共同使用”吗？

　　　　拔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道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
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点阑珊浪漫之意。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是拔草的
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子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
了一个小瓶子。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看见黄色的野花星星似地点缀着路面，我领悟到，
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
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水壶里搅
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里有一块钱



　　　　　　　　　　　　　　　　　　　　　　　　　　　　　　　　　　　1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街角
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
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地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
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安那其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
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的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
能力给几次？

　　　　我踏着大步跟着人潮往前走，虽然心里有一点莫名的不安。


　　　　　　　　　　　　　　　　　　　※　　　　　　※　　　　　　※　　　　　　※　　　　　　※


　　　　台北火车站。这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

　　　　“我的皮夹子被扒了，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请借三百块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觉得强烈的痛苦：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
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
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还不曾考虑定，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嫌恶地回头吆喝：“丢
脸！”

　　　　我很快地被人潮淹没。


　　　　　　　　　　　　　　　　　　　※　　　　　　※　　　　　　※　　　　　　※　　　　　　※


　　　　五月的德国，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风一吹，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
漫天漫地。端着一杯咖啡，坐到苹果树下。苹果正开得热闹。打开《国际先锋论坛
报》，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个四肢嫌太瘦，看不出是人
还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圆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觉得清亮鉴人。
照片下有两行字：

　　　　“孟加拉一个小女孩抱着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们无家可归。这次水灾据估有
五万人丧生。”

　　　　又来了。我想，一面小心地把飘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捻出来。搞新闻的人就爱
这种照片。这很可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镜头——摄影记者要妈妈把八天大的婴儿让
四岁的女儿抱着，照过相之后还塞给女人几块钱。他对这个镜头很满意：“这样的
构图比较有震撼效果！”

　　　　当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头版头条。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经过人工配方的合成饲料，从弯弯曲曲的管道输送下来，那
么在另一头等着吃这合成饲料的，就是读者这只猪。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种原素，
可以刺激猪体内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头猪！”站起来，对着苹果树踢了一脚，“可是我至少可以决
定不吃配方饲料。”

　　　　“我可以吃草！”

　　　　抬起半杯已凉的咖啡，走回屋里。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报纸还摊在草地上，
风翻着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页。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镜头或许是经过设计的，可是经过设计，它就改变了小女孩正在受苦这个
事实吗？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爱情，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
来“编制”；母爱，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英雄，可以由媒体来烘造，
人世间的一切悲惨，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战
争或是屠杀、是拥体制或是反体制，都不过是等待着商业包装的货品——这，阿多
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觉得彻底的反感。

　　　　可是反感归反感，孟加拉的确有那么多人濒临死亡，库德族的确在遭到残害，
罗马尼亚的孩子们的确受到虐待，衣索匹亚的确有成万的人饿死

　　　　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成为商品，所以你干脆就拒绝让感情受
到震动？

　　　　一架喷射机，只有苍蝇般大小，在蓝天大幕上划出一条长长的白线，转个弯，
白线竟拉出一个天大的问号。



　　　　　　　　　　　　　　　　　　　　　　　　　　　　　　　　　　　2



　　　　篱笆外头，有人在招手。苹果枝桠一片花的粉白，遮住了那个人的脸，可是我
想起来了：隔壁翠老太大约好要来喝杯茶，她来晚了，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大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

　　　　“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她说。“所以我就烘了一个。”

　　　　切蛋糕的时候，她再度为迟到道歉：

　　　　“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今早在火车上，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竟然是个
苏联人，偷偷在这儿打工挣活才来一个月，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带她逛
了逛，看看德国的环境”

　　　　苏联？我记起来了。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翠老太大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
跤，差点跌坏了腿。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五百马克。汇入救济苏联过冬的特别帐
号。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大会囤积四十公斤的苹果，存在阴凉的地下室。“一次买
四十斤，”她说，“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踩着薄冰小路去汇五百块钱好多钱哪，对她而言—
—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那遥远的苏联？

　　　　“这种蛋糕，”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放在我碟里，“一定要新鲜吃，隔一天
都不行。”

　　　　我端上滚热的茶，香气弥漫着客厅。

　　　　“那个苏联女人，我送给她一袋衣服和化妆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
背上布满了褐色斑点，“她显得很难过，害我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伤了她的
自尊她说，离开苏联以前，她一直以为不管怎样苏联都是个世界强国哩！”

　　　　“我没到过苏联，可是，您可以说我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复杂的感觉，”她慢
慢地喝茶，“您知道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包围列宁格勒的历史吧？围城九百多天，
列城内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认得什么苏联人，可是我
觉得德国人对苏联人有历史的债我在帮着还债”

　　　　她也知道她的五百马克不知道会落在谁的手里；她也知道一卡车一卡车来自德
国的救济物资，堵在苏联荒僻的转运站口，不见得运输得出去；她更知道苏联很大，
再多的人再多的汇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她也看见，在电视上，“捐款苏联”变
成一个如火如荼的媒体运动

　　　　“您知道我是生在波兰的德国人，战败后我们被赶出家园，流亡到德国，我那
时只有廿岁，在一个小农村里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住在一个没有暖气、
没有食物的小屋子里。每天下课之后，您知道我干什么吗？”

　　　　老太太微笑着，眼里流过回忆的一点柔和：“等孩子们都走光了，我这做老师
的，逐行逐排地弯腰去捡孩子们吃剩掉落的面包碎屑，捡起来，带回冰冷的房间，
偷偷地吃有时候，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当时，有些农夫，种了些马铃薯、番茄，知道我是个流亡的外乡人，总会一
句话不说地，在窗前放个南瓜、几粒马铃薯、三两块面包”

　　　　“我永远记得那些慷慨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