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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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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特务去的地方。时代固然变了，“总是感觉不舒服。”米勒皱着眉头。
“我们听说，”米勒太太说，“那些特务大多隐姓埋名躲到西德去了。在西边
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其实，认出来又怎么样？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
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
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可我们隔壁那一对，”先生不同意地瞟着太大，“不吵得厉害？”
“那是由于失业，以前社会主义大锅饭，男男女女都工作，现在不是男的失业
就是女的失业，要不然两个都失业。每天窝在家里，谁都看谁不顺眼。我跟你说，
这时候呀，要离婚的人家特多呢！”
“您问我究竟统一好不好哇？”米勒太大闪着明亮的眼睛，“当然是好。东德
已经坏到底、烂到底了，真是谢天谢地统一了。现在这一切的辛苦，我觉得都只是
过渡的、暂时的。只有一点我搞不懂”
她抬起脸望着丈夫，仿佛在征求他的意见，“怎么说呢？就是，不知怎么的，
过去有势力的人现在还是有势力。说是改朝换代了嘛，怎么从前党部的头头什么的，
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有限公司总经理您说奇不奇怪？”
米勒沉默着。
我们在他擦得发亮的欧宝车前握手道别。
往小冷老街慢慢踱过去。卡斯纳扯扯我的袖子，要我回头再看看米勒的住宅。
嗯，确实是栋好房子。两层楼，占着市中心枢纽的地位。墙壁经过粉刷，在灰
黯的街景中特别显得漂亮。
“你大概觉得，”卡斯纳用揶揄戏弄的眼光睨着我，“五十岁的米勒要失业了，
可怜死了！？”
我以静默自卫。
“这房子，值好几十万，他可是小冷镇的资产阶级哪！我问你，这房子怎么来
的？”
我们在人行道的板凳上坐下。卡斯纳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支烟，对着他家乡的天
空长长喷出一口烟，看着烟回旋缭绕。
“我从头说给你听。米勒工作的这个电脑厂，当然是国营的了，生产电脑。后
来，党中央里头有人说，共产党得为小老百姓多效劳，所以下了个新命令，这电脑
厂也得开始生产什么螺丝起子之类的东西。电脑厂当然做不来，就偷偷向别人买成
品，拿买来的成品向上面交待。我的好朋友米勒先生嘛，当年就专门负责这秘密采
买的任务。既然秘密嘛！当然账目就不必十分清楚。”
“总而言之，”卡斯纳弹掉一节烟灰，站了起来，“总而言之，他那栋价值连
城的房子，就是他长年收取回扣的收获。懂了吧？”
我懂，咱们走吧，我说。
效率就是等待
苏联驻西德大使馆的铁门前，有一个小房间，那是签证的地方。
和别的国家一样，发给签证的人和需要签证的人隔着一扇玻璃窗；和别的国家
不一样，苏联这一扇玻璃是一面障眼的镜子——里头的官员可以清楚地看见你，你
却看不见他，完全是“敌暗我明”的设置。
轮到我了。“藏镜人”却将我的证件粗鲁地推出来，冷冷的声音说：
“台湾护照，不能办观光签证。没有外交关系。下一个！”
跟一个你看不见的人理论就好像跟影子打架。我张口结舌地试图说服这有权威
的影子，影子却把证件推得更远。用德语我不会骂人，于是改用英语：
“你这个人真是蛮横无理。电话上不跟我说明白，让我订了旅馆、买了机票，
现在才说不行。你简直可恶！”
影子静默了一会，伸出手取回证件，竟然客气地说：
“我会给莫斯科外交部电话，要等他们决定。但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有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就是今天的莫斯科。五天之后，外交部来电，给
了台湾人观光签证。
到了苏联，排山倒海而来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低效率，躲都
躲不过它的折磨。
机场的各个门口，耸着肩的男人在暗淡的灯光下徘徊，用眼睛打量外国来客。
大部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司机，来赚取外快。
“廿块美金到宇宙大饭店。不要卢布。”
几天大雪，机场外面像个劫后地区，肮脏的雪泥堆成小丘，把汽车埋在里头。
每一辆汽车都包着一层黄泥。透过泥泞的玻璃窗，看夜晚的莫斯科，莫斯科在泥泞
的覆盖之下。车辆过处，泥泞喷溅，穿着厚重大衣的行人在雪泥中跋涉。
饭店接待柜台前，已经排着长龙，疲倦的旅客争着一张床。站了一个小时之后，
轮到我。取出事先付款过的旅馆订单，接待服务员却摇摇头：
“不是正本！不算数！”
“正本被你们大使馆收走了。只有副本，怎么不算数？”
“不算数就是不算数：我们只认正本！”
好了！你知道事情总会解决的，不必绝望，但是你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六个小时，
排了一小时队，然后还要打起精神来和服务生理论、求情、愤怒算了！
提着行李，离开饭店，投奔朋友。我知道签证上写着：“外国人抵达苏联，必
须径自前往预定地点，并立即申报流动户口登记。”现在的莫斯科，大概可以不管
它了。
坐在客厅里，我想打电话给其他饭店，可是我忘了，莫斯科没有电话簿这种东
西，电话何从打起？而事实上有了号码也没有用，因为旅馆并不个别作生意，招袜
客人，而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叫做Intourist统筹分配旅客。
一年几百万的旅客， 都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排列组合， 分配到各个旅馆去。在
Intourist的柜台前，我又等了两个小时。
又被“分配”到宇宙大饭店。
这是莫斯科最豪华的旅馆之一。
“饭店里有传真机设备吗？”
小姐摇摇头，“没有。”
于是我在外面奔走，四处打听哪里有可用的传真机。精疲力竭地回到饭店里，
在大厅买报时却发现那儿就有专门为旅客传真的部门。
打个国际电话吧！
先排队，轮到你了，填表格。填完了，什么时候可以打欧洲？
“今天申请了，明天可以接通。”
“什么时候？”
“明晨七时。”
“不行啊，那是欧洲的清晨五点，太早了，可以换别的时候吗？”
“不行，就分配到这个时候！”
第二天清晨七点半，电话响了，接线生说：“西德电话。请你将话筒暂时挂上。”
话筒挂上了。却从此再无消息。一切重新开始；排队、填表、等待、等待、等
待
到商店里买个东西吧！
进了拥挤的店，你要排三次队：第一次，排队等着看柜台里有什么东西。一个
小时过了，轮到你。看中了一样东西，去排另一次队——付钱。一个小时又过了。
付完了钱，你取得的却不是你要的东西，而是收据；拿着收据，你得去排第三次队，
取东西。一个小时又过了，你终于得到了那个东西，大概是一盒洗发精。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一九九○年二月廿四日
敞开的俄罗斯家门
“你会怎么描述我们呢？”五十九岁的沙克立克夫用怀疑的眼神问着。
“西方的记者，写来写去都是苏联的店铺东西少得可怜，人们排长龙等着买香
肠，苏联人衣着陈旧。他们不懂——”沙克立克夫愠怒地说，“苏联各个机关单位
都有配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单位领取配给，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队。我们
并不缺粮食；西方记者把我们写得很不堪！”
我把这番话转述给舍给听。舍给是个廿九岁的作家。
“他是个混帐！”舍给愤怒地挥着手，“他想骗你！单位都有配给没错，可是
够吗？你问他一个月配到几斤香肠！有没有咖啡？有没有牛奶？有没有乳酪？没良
心！睁着眼说瞎话。人家西方报道的是事实，事实有什么好遮盖的？”
“我们不是没有食物，”我想起远东研究所一位学者说的，“各地的粮食运往
莫斯科，但进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搁浅了。为什么呢？一群我们称为‘买卖黑手
党’的人，为了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肠囤积起来，不
往城里运。过几天，香肠全臭了，于是整卡车整卡车地往河里倾倒”
“然后，”尤瑞很戏剧化地说，“人们突然在莫斯科河里发现漂浮的香肠，事
情才爆发出来。报纸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给不感兴趣地说，“报纸是这么说过，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难
说。”
舍给对苏联的香肠没有兴趣，他只有一个梦想：到美国去。
“为什么？”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
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
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舍给不曾去过美国，却讲得一口美国英语；穿着一条帅气的牛仔裤，还有一件
令人眼花缭乱的太空外套。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美国的青年。
经过刚开幕两个星期的麦当劳，看见排队等着汉堡的长龙蜿蜿蜒蜒大约有两三
公里长。
“疯了！”舍给摇头。
舍给是个结了婚的人，可是生活得像个单身汉，晚上不必回到妻子身边吃饭、
睡觉。沙夏也是，伊凡也是。
怎么回事？
“很简单，没房子！”沙夏干脆地说，“我和妻子申请了要买房子，但是得等
好几年。所以只好她住娘家，我住我父母家，因为她不肯搬来我家，我也不肯搬到
她家。分开住，两个人都自由舒服。”
“苏联的房荒很严重地在破坏婚姻这个制度，”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谭傲霜说，
“年轻夫妇要嘛分开住，感情就难免淡薄，要嘛就和公婆或岳父母挤在一起，又难
免两代间的纠纷，婚姻往往很快就破裂。”
“既然很少在一起，各过各的生活，又不要小孩，为什么要结婚呢？”我问沙
夏。
“她要嘛！”
走在宽敞笔直的大街上，我想请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歇，喝杯咖啡，
好好聊聊。
“莫斯科没有这样的地方：”朋友摇摇头，“只有最近个体户开了零星几个咖
啡店，很远。”
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已经没有了咖啡屋文化。你当然可以进入豪华优雅的作家
协会餐厅，或者庞大刺眼的宇宙大馆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前者需要身分，后者需
要美金，都不是寻常百姓能够涉足的地方。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
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补偿。正因为没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门打开。
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
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
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
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莫斯科人却似乎不在意把自己袒露出来。他只和你萍水相逢，一面之交，但他
热诚地请你到他家去。他为你开香摈酒。给你最好的香肠乳酪，而你知道，每一样
东西都得来不易；他却很快乐地为你挥霍着。
他的家很小，在莫斯科，你的居住空间要小于六平方米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因
为小，所以人们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一张床，每个房间都是客厅兼书房兼卧房多
功能用法。你在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把这家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没有秘密，他
不在乎你发现了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社会阶级、他的生活品味——他把自己敞开了
来接受你。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
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
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一九九○年三月三日
“婚礼”前夕
十月二日子夜，当欧陆教堂钟声敲响十二下的时候，历时四十五年的冷战就在
史书上正式结束，一个圆圆正正的句点。
十月三日，是两德统一日，距离东德人民和平革命的日子，不到一年。绝大多
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柏林围墙有崩塌的一天；绝大多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在有
生之年会目睹德国的统一。从革命到重建这一年的时间，在历史洪流中只是电光火
石的一瞬。
柏林是这电光火石的焦点。八九年的十一月九日，人们把围墙踩在脚下，好像
英雄战胜了恶龙。东西柏林的市民流着眼泪在街头拥抱、欢呼，民族的感情经过四
十五年的冷冻，突然地溶解奔流。每一个东边来的同胞，在过境的时候，都从西边
的兄弟姊妹那儿得到一个热情的拥抱、一朵鲜红的玫瑰、一杯冒泡的香槟。
如果去年十一月九日是定情的日子，那么今年十月三日就是婚礼大庆了。可是，
定情日的热情奔放，到了婚礼前夕，早巳变成了忧心忡忡。
好像一个富人家里突然拥来了一窝蜂的穷亲戚，西柏林人对东边的同胞觉得烦
不胜烦。“排队、排队、排队！”一个女秘书说，“买火车票要排队，在超级市场
要排队，上邮局要排队。柏林已经变成第三世界的大杂院了。”
东德人，穿着典型的牛仔夹克、牛仔裤，挤满了所有西柏林廉价的超级市场，
排队的长龙蜿蜒到街上。夹在队伍里的西柏林人，又怨又怒，脸色难看。一个胖妇
人忍不住开骂：
“那边的人全过来了，真不堪忍受！我已经等了四十分钟！”
东边来的，早也就学会了如何忍受难看的脸色，但是这天早上这个清瘦的中年
人似乎也觉得自己受够了，他回过头来对妇人大声说：“你等四十分钟算什么？我
们已经等了四十年！”
所有的人顿时安静下来，很不安的安静。
※ ※ ※ ※ ※
问西柏林的计程车司机是否准备参与十月三日的统一大庆，他摇摇头：
“没什么好庆祝的，日子以后可难过呢！十月三日开始，那边的计程车就可以
过来载客了，和我们抢生意。你当然不能怪他们，换了我，我也要过来。西边叫车
的人多，钱赚得多，可是我们怎么办？”
“柏林不再是以前的柏林了。”在大学教书的施密特说，“柏林有文化气质，
有广大的绿地，有葱茏的森林；统一之后，它就成为一个三四百万人的大都会，变
成像巴黎、伦敦那种面貌的大城，生活品质一定降低，我考虑搬家。”
最令西边的人忧心的，是统一的代价。在雪球刚刚开始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统一需要多少钱。西德政府信誓旦旦地安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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