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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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笑、有教养的低声说话、有教养地说“对不起”、“谢谢”、“再见”。我渴
望见到一个不知“教养”为何物的草地郎，赤着粗大的脚，拎着一个花布包袱，腋
下挟着一只咯咯挣扎的肥母鸡；看到街上的熟人忙不迭地伸出半个身子快活地大声
叫唤，笑的时候，露出闪亮亮的金牙；打了哈欠之后，一歪头就呼呼大睡，发出很
没有教养的鼾声。

　　　　如果在一车彬彬有礼的人群中你发觉几十个这样的草地郎，那个国度大概就不
是所谓的先进国了。他所暗示的是城乡的距离——经济上、教育上、生活水准上的
种种差异。我对草地郎的眷恋，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念旧情怀，与现实有很大的矛盾。
要保有这样的乡土人物，意味着保有他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意味着保有泥泞的
道路、积水的市区、拥挤的衙门、浪费生命的繁文缛节。而落后，真正生活在其中，
就一点也不罗曼蒂克。人所要追求的，应该是一个高度开发却又不失人的原始气息
的社会吧？是不是只有天方夜谭里才有呢？


　　烧死一只大螃蟹



　　　　来到雾气浮动的湖边，对岸的白桦树林浓雾覆盖，整个都不见了。隐隐约约中
似乎有一个白点破雾而来，无声的，渐行渐近，向湖滨飘来。

　　　　从浓雾里冒出来的，原来是一只天鹅，一身雪白丰润的羽毛，上了岸来，用黑
色的眼珠瞄了我们一眼；修长优美的脖子往后一伸，将粉红色的嘴巴塞进翅膀羽毛
里，像盖了被子一样；这只天鹅，两只蹼插进沙里，就在湖边打起盹来。

　　　　十个月大的儿子满脸惊诧，圆圆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瞪着这个比自己还高大的
会动的东西；好像呼吸都停止了，然后用肥肥的手指着在打磕睡的天鹅，回头对我
说：“妈妈，鸡！”

　　　　我点点头，说：“对，鸡！”小小的脑袋，认得出眼前这个东西有一对翅膀、
两只脚、一身毛，而把它归类为“鸡”，实在已经是不得了的大智慧，我不需要急
着纠正他；反正天鹅也只是一种鹅，鹅，也不过是比较优雅的鸡吧？！我不急，因
为这个湖会一直在那，每天清晨在雾中醒来；这只天鹅，也会一直在那，涉水而来，
在沙上小睡。我可以每天牵着孩子的手来看天鹅。

　　　　台北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到新动物园去“课外教学”。记者报导说，孩子们恣意
玩弄小动物，追逐孔雀、丢石头等等，缺少爱生观念，呼吁学校加强教育。我不禁
叹息：在一个不爱生的社会里，你要学校怎么教导孩子爱生呢？

　　　　最早的记忆，是邻家毛毛的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就生在畚箕里头。我们几个小
萝卜头兴奋地挤去观看，皱皱软软的乳狗还闭着眼睛，努力地在吸母狗的奶头；那
一向凶悍的母狗居然温柔得像蜜糖似的，伸着舌头舐怀里的小把戏。我们每几个小
时就摸进去偷看一下。

　　　　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毛毛的父亲正在诅咒；母狗讨厌，老是生狗仔。他用手把
乳狗狠狠地从母狗奶头上扯下来，一手一只，像丢石头一样，往高高的墙外扔出去。
扔了一只又一只。我们跑到墙外去找，石头堆上几条摔烂了的小狗，血肉模糊的。

　　　　有一天，家里开杂货店的女孩兴高采烈地在教室里讲故事：“有一只猫，好肥
哦，常到我家来偷吃鱼；我们每次拿扫把打他，都被它逃跑。昨天晚上，我阿爸把
它抓到了，四只脚用麻绳绑起来，然后塞进饲料袋里面”女孩儿眼睛发亮，尤
其得意她得到了我们所有的注意：“然后我阿母和我和我弟妹四个人，一人抓着麻
袋的一角，把猫按在地上，那猫咪呜咪呜叫个不停——然后我阿爸用力坐下去，坐
在猫身上——就像这样——”

　　　　她从桌上跳下来表演，翘着屁股，重重地摔坐在椅子上，把全班的小孩都逗笑
了。

　　　　“那只猫，没坐几下，就没声音了”

　　　　长大一点，去参观同学家的养猪场。同学的父亲，一脸慈眉善目，很热情地为
我们作课外教学：这是肉猪，这是公猪，这是母猪。到了母猪寮，一笼一笼的初生
小猪正叽呱叽呱地吸奶，　庞大的母猪心满意足地横躺着。　主人指着一笼猪，说：
“这十四个小猪昨天半夜才出生——啊，这个有病！”

　　　　他捡起一个瘸脚的仔猪，皱着眉端详了一刻，然后高高举起来，用尽全身力气
把那只小猪往水泥地上摔去；我匆匆跑出去，不敢再往地上看。不是因为我怕看死
猪，而是因为那只小猪并没有被摔死，只是拖着流出来的肚肠在地上抽搐、蠕动，
慢慢地在血水中爬。

　　　　高中的时候，有位国文老师；正讲课间，摇摇晃晃踱进来一只老黄狗，气定神
闲地就在窗边趴了下来。同学们捂着嘴笑。捧着《论语》的老师一面念着“恻隐之
心人皆有之”一面走向黄狗，到了它身边，对准狗的肚子，狠狠地一脚踢过去，
狗哀叫一声，跳起来，冲出教室。

　　　　三年前回国，欢天喜地地赶到夜市，想享受一下人挤人的热闹。活的蛇，钩在
架子上，小贩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刀，插入蛇的喉咙，丝地一声划下，沿着蛇的身
体，把肉与皮剥开。剥了皮的蛇，还是活的，钩在架子上蠕动。

　　　　蛇贩的旁边，是卖烤虾的。担子上几个大字：“生猛活虾，活烤活吃。”炭火
烧得红通通的，连铁丝架子都烫得发红。小贩捞起几只正在游泳的草虾，放在火上，
扑滋扑滋，好像触了电一样，虾在火网上颤动，不一会儿，透明带点青绿的虾也变
得和火一样红了。

　　　　笼子里关着一只小猴子，满眼惊惧地看着围观的人群，细细的手紧抓着铁栏杆。
一个小孩仰头对他的母亲说：“妈妈，他跟人长得好像哦！”话没说完，一个嘴上
叼着烟的少年郎抽出嘴里的烟，用烧红的一头伸进笼里去烧猴子的屁股，小猴子痛
得吱吱叫，惊慌地想躲，可是笼子太小，他只能在原地打转，一手捂着被烧痛的地
方，很像个跌了一跤的小男孩。

　　　　旁观的人轰出一阵笑声。

　　　　在淡水的海边游泳。几个年轻的男女在沙滩上嬉戏，大概是专科的学生吧！女
孩子娇娇地笑着说：“你好残忍哟！你要下地狱呢！”

　　　　我突然发觉了他们在做什么：男孩子抓到一只螃蟹，丢在一个纸杯子里，然后
点燃打火机，把杯子烧起来；四个男女围坐在沙滩上，快乐地看着一只螃蟹在火里
挣扎，慢慢地死亡。

　　　　我的心很痛，走过去对他们说：“这只螃蟹是属于这个海滩，属于大家的，你
们怎么可以破坏？”

　　　　年轻人讪讪的，觉得没趣。正在找另一只螃蟹的女孩假装在玩水。我匆匆收拾
了东西，匆匆地离开了海滩。不，我没有说出百分之一我想对他们说的话。我想说：
螃蟹也是这个地球村的原住民，如果他不曾妨碍你的生存，你就没有资格剥夺他的
生存权利。我想说：“弱肉强食”或许是生物界的常态。人吃牛羊猪狗草虾螃蟹；
但是“大地反扑”也是自然界的常态，强食者的滥杀滥捕最后要造成自己的枯竭。
我想说：你只是地球村的过客，住了你的一生就要离开，换下一代来生活，你没有
权利烧死一只螃蟹。如果人人到了海滩都去烧死一只螃蟹，那么我的孩子，当他到
海边嬉戏的时候，就没有螃蟹可看；在清浅的水中发现一只横行的螃蟹，是在地球
村中成长的快乐。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孩子的快乐。

　　　　可是这些话，我都没有说；我觉得无力。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成长的呢？难道不
是和我一样，从稚嫩的年龄开始，看着小狗被抛出墙外，看着小猪被摔得肚破肠流，
听着杀猫的故事，闻着烟蒂烧燃猴毛的焦味？他们不是那样长大的吗？不管课本里
怎么写，如果整个社会给他们看的是人对生物的肆虐，沾沾自喜、毫无罪恶感的肆
虐，谁能要求他们了解“爱生”呢？“爱生”的观念从哪里开始呢？

　　　　淡水的街上有一条年幼的小狗；知道他年幼，因为幼狗的眼神里有一种特别的
稚气。这只个狗只有两条腿，两条前腿。后腿，被摩托车压断了。每天早上，市场
附近人群熙来攘往，买菜的人挑精捡肥。在人腿与狗腿之间，这只小狗寻寻觅觅找
东西吃，找水喝。它用两只前腿撑着整个身体，半爬半跳，一瘸一瘸地拖过淡水的
街道。

　　　　在苏黎世家附近的公园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翅膀折断了，躺在草地上，圆
圆的黑眼望着天空。孩子蹲下去，摸摸鸟毛，研究了好一会儿，回过头说：“妈妈，
鸡！”

　　　　我把小麻雀拾起来，轻轻放在孩子肥肥的手掌中，让他感觉鸟体的温热，对他
说：“我们带他到池塘那边去。”池塘那边有个小小的房子，房子的一角有两扇小
小的窗，一扇写着：“请将死鸟置此，我们会处理。”另一扇写着：“请将受伤的
鸟放在篮子里，我们会为它疗伤。”

　　　　篮子里有些脱落的羽毛。我让孩子把鸟放进篮子；他放得很慢，很小心，眼睛
里透着无限的惊奇与欢喜。


　　　　　　　　　　　　　　　　　　　　　　　　　　　　　　　　　斜　　坡



　　　　巴黎的地下铁道举世闻名；我推着婴儿车来到一个入口，却呆住了。狭窄的入
口只容许一个瘦瘦的人挤过去，何况中间横着三条棍子，怎么折腾也不可能将婴儿
车推过去。巴黎没有作母亲的吗？

　　　　好不容易来了别的过客．一前一后把婴儿车抬了过去。坐了一段车之后，走到
出口，出口竟然是由一杠一杠钢铁棒组成的旋转门，这一回，即使把婴儿车抬起来
也出不去了。

　　　　我常常在想究竟“先进”是什么意思。钱吗？产油国家钱多得很，骆驼旁边就
是宾士车，但没有人认为他们“先进”。人才吗？印度有太多的受过高等专业教育
的人才，但是他们的社会无法吸收。尖端科技吗？连巴基斯坦都有造原子弹的能力。
民主政治吗？也不见得，印度是相当民主的那么，是钱、人才、科技、民主等
等条件的总合吗？这样说又太模糊笼统，说了等于没说。

　　　　一手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一手拉拉扯扯把提袋、大衣、雨伞全部从婴儿车卸
下来，一件一件往身上挂，再手忙脚乱地把车子折叠起来，全副装备地挤进栅栏，
还要担心孩子的手脚不被夹在旋转杠中。

　　　　上到路面来，在飘落的雪片中再把车子撑起，又是哀求又是恐吓地把该子放进
车里，准备过街；我发觉铺高的人行道与车道交接之处没有作成斜坡，造成将近一
尺高的落差。扶着婴儿车站在这个“悬崖”之前，如果继续往前推，很可能把孩子
像畚箕倒垃圾一样“倒”到雪地里去———

　　　　离开高贵却很“凶险”的巴黎，回到静谧的苏黎世，我想我为“先进”找到了
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巧是中国人说的，“富而有礼”。这“礼”，不仅只是鞠躬握
手寒喧的表面，而是一种“民胞物与”观念的付诸于具体。

　　　　从火车站的地下层上到路面，有电梯可乘，专门供婴儿车与残障者的轮椅使用。
所有的人行道与车道的交接之处都铺成斜坡，接着黄色的斑马线道，婴儿车顺利地
滑过，失明的人也不需要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机场和车站的盥洗室里有特别为残障人设计的厕所与洗手台，有让母亲为婴儿
换尿布的平台。（在戴高乐机场的盥洗室中，作母亲的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孩
子光光地放在冰凉的地上，要不就只有把他放在马桶盖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
谅巴黎人！）

　　　　在苏黎世的住宅区，你也不可能走上两条街还看不见一个儿童的小天地：就在
房子与房子之间，一小块青草地上，一个秋千、一个跷跷板、一堆沙。许多垃圾箱
上涂着儿童画：猪、狗、猴子、孔雀，守着荡秋千、玩沙厮闹的小孩。

　　　　大型的百货店往往有个幼儿乐园，免费的，让来采购的父母放心去采购，孩子
也玩得痛快。乐园中并不是随便摆一些无意义的电动玩具让孩子过一过瘾；它依年
龄而隔间：大一点的，有电视童话节目可看，不看电视的可以看童书画报。小一点
的玩益智的组合积木，用蜡笔画画；还不会走路的小把戏，就在地毯上玩会叫的小
狗熊。

　　　　儿童与残障者都是弱者，没有办法主宰一个社会的走向；他们不得不仰靠主宰
社会的人——到目前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们——来为他们设想。没有
财富的社会即使有心为弱者设想，能做到的大概没有几件，更何况若是饥寒交迫，
连设想的“有心”　都不太可能。　有过“易子而食”经验的中国人说得一针见血：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
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军备、制造原子
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堂皇的借口；不会用在社会中“弱者”的身上：
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当我的婴儿车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悬崖”上，而能安全顺遂地滑过街心时，我
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富而有礼”的社会中。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
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
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为了这些人，
他做出一个小小的斜坡来。这个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礼让，一份包容。

　　　　只是一个小小的斜坡罢了！但是，台湾距离真正的“富而有礼”还有多远呢？


　　　　　　　　　　　　　　　　　　　　　　　　　打开二二八的“黑盒子”



　　　　“你是外省人？”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到他表
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对于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
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又有着排解不
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
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到了
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
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
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
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
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曾经对当时的波兰领
袖哥穆尔卡建议：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团，由俄国与波兰的历史学者组成，共同去发
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尔卡却推诿了。为什么？哥穆尔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当时
波兰人的爱国情绪，对俄国人越恨，爱国情绪就煽得越热，对他的政权就越有利。
解开了卡定河的历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