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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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
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
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
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
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
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
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
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
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
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
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
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
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
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
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
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
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
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
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
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
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
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
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
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
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
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
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
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
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
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
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
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
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
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
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
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
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
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
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
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
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
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
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
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
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
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
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
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
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
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
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
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
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
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
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
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
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
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
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
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
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
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
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
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
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
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
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
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
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
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

　　　　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
有名的集中营“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
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
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思想栏杆



　　　　耶鲁大学换了校长。新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对政府提出警告：执政者不能够把自
己看作民众的思想保姆，认为民众是婴儿，需要思想的喂哺、灌输。校园中思想的
自由独立尤其不可以侵犯

　　　　在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堡垒的国度里，它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有必要说这样的
话？

　　　　在耶鲁校长演讲的同时，一个叫玛格丽特·兰道的女作家正在与美国政府打官
司。原来是美国籍的兰道放弃美国国籍，变成墨西哥公民。美国政府要将她驱逐出
境。检察官的起诉书指控兰道“说谎”：兰道的文章说卡斯楚是个“英明”的领袖，
说南美的共党是“英雄”这些言论与美国总统对局势的解释相反。总统的说法
是“事实”，与“事实”相反的言论就是混淆视听的谎言

　　　　显然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是围了栏杆的自由。栏杆所圈的范围或许比许多国家大
一点，但是思想的栏杆还是存在，保护圈里的婴儿，怕他爬出来。耶鲁校长显然不
怎么喜欢这些栏杆。

　　　　以法令来控制言论还算是有形的栅栏；看得见，所以有人为它打官司，有大学
校长加以批判。　无形的栅栏却在静悄悄中进行潜移默化的任务。看看USA　TODAY的
一段新闻报导：


　　　　　　　　“全球犹太组织将奥地利总统华德翰与纳粹杀害犹太人有关的新证据
　　　　交给大法官米斯，并且附言：‘公诸世界——美国不欢迎纳粹！’

　　　　　　　　犹太组织所搜得的文件中，有些是纳粹传单，上面有华德翰的签名：
　　　　传单一例：把犹太人干了，过来吧！

　　　　　　　　华德翰的发言人说，这些指控没有根据，因为华德翰当年地位不足以
　　　　签署文件。

　　　　　　　　即使法务部把华德翰列入纳粹名单而不许他入境，他仍旧可以利用他
　　　　的外交身分进入美国。

　　　　　　　　华德翰承认他曾经是纳粹情报人员，但否认与战时暴行有关连。

　　　　　　　　犹太人却已搜集许多文件显示华德翰与几千个希腊及南斯拉夫犹太人
　　　　的被杀有关。”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华德翰是否当年真的与纳粹暴行有关，只有天知道。几个
月前当他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嚣声指控，说他不够资格当总统，却使奥国老百
姓恶心之余，反而支持华德翰。这一篇应该是不偏不倚的新闻报导，却隐藏着强烈
的偏倚。一开头，就出现了“证据”这个字眼；指控的一方说是证据，就算证据了
吗？记者显然完全采用了控方的论点。一个没有偏差的用字应该是“资料”，不是
“证据”。

　　　　这篇报导的重点，也有些特意的安排。华德翰的反驳只有极小的一段，犹太人
的指控却以比较渲染刺激的文字来表现；“把犹太人干了！”是很抢眼的句子。

　　　　最后，文章中也不自觉地流露了美国人的“上国”心态；即使对方贵为奥地利
一国之首，进入美国仍旧是一种恩赐。基本上，文章的结论是：我们想剥夺他来美
国的权利，作为惩罚；可是这家伙有办法，还是钻得进来。

　　　　一个渺小的个人的文字，一旦成为铅印，就罩上了一层“权威”的外衣，以新
闻为媒体，就更加上了“客观”的金冠。几百万人读这篇报导，几百万人中有多少
人会注意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有所警惕？

　　　　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
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
杆，也是如此。




　　丑陋的美国人



　　　　在昨晚的奥地利电视上，瘦削的华德翰总统感情激动地说：“我的良心是清白
的；美国的决定使我觉得不可理解，也很难过。”

　　　　令华德翰“难过”的，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正式将他列入“黑名单”，不许他
以个人身分进入美国领土；这份“黑名单”上总共大约有四万个名字，包括罪犯、
共产党、传染病患等等。一九七九年以前，有些从前的纳粹隐名埋姓地在美国定居
下来，成为公民。一九七九年，在犹太势力强大的纽约有议员提议将过去的纳粹也
列入黑名单的范围。提议通过之后，不少已经在美国住了三四十年的公民被搜捕出
来，解送以色列当战犯审判。

　　　　两年前，犹太组织开始搜集华德翰的资料，指控他是当年谋杀犹太人的帮凶，
要求美国政府将他列入黑名单。美国司法部终于在这两天正式宣布华德翰有“罪嫌”，
不准进入美国。消息公布之后，美国新闻界，包括《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
发出一片赞美的声音，宣称美国再度向世界证明了它是个道德的巨人。

　　　　西方人四十年来对纳粹的围捕牵涉到人对“罪与罚”的道德观，其中的难题与
矛盾我在《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一文中触及。华德翰事件所暴露无疑的，是美
国朝野那分“我来审判你”的狂妄自大，与“大鱼吃小鱼”的丑陋现实。

　　　　首先看看小国奥地利的屈辱。美国人说华德翰有“嫌疑”，曾经荣任联合国秘
书长的华德翰，身为一国总统，忙不迭地就赶快搜集自己的各种资料寄往美国，努
力地向美国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美国人是法官，他是嫌疑犯，而结果呢？美国
人说，华德翰所呈交的资料不足以证明他无罪，因此判他“有罪”，昭告于全世界，
而这位奥国总统至今唯一的回击，是激动地说：我是清白的，我很难过，我不了解
是怎么回事！

　　　　如果指控华德翰的不是美国，而是和奥地利一样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尼泊尔呢？
大概谁也不会理睬。美国知道自己权大势大，一点都不心虚地扮演着判官的角色，
而被审判的又恰巧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分量的奥国。如果不是华德翰，而换
了撒切尔夫人或西德的科尔总理，美国敢那么跋扈吗？

　　　　华德翰究竟有没有罪当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可是自命为法官的美国自始自终
不曾斩钉截铁地说他有罪。司法部长米斯强调：“我们并未说他有罪，只是说他有
‘嫌疑’。”“罪”与“嫌疑”之间差距何止千里？更奇怪的是，司法部决定将华
德翰列入黑名单，理由是华德翰所提反证不足以表示他的清白。在美国一般的法令
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
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在司法部能提出斩钉截铁的罪状之
前，华德翰必须以清白视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