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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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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
金汉也觉察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长，感到懊丧，但转念一想又认为这可以让听众更容易接受，不过后者对他并不感谢，反倒显得无动于衷和含有敌意的厌烦。人群越来越被激怒，他于是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口气，说出了准备好的威胁性的言词。这时他已经听不到逐渐增大的怨声，只是提醒这些士兵不要忘记已经成立的军事法庭正在执行任务，并且以死亡威吓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为首的人。金茨还提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证明自己是叛徒、麻木不仁的蠢货和不知天高地厚的下流坯。但是这些人已经听惯了这种口气。
响起了几百人愤怒的喊声。“你该说完了吧，够了！”人们异口同声地喊叫着，但还没什么恶意。可是，接着又响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喊，声音非常之高，带着满腔的恼恨。大家都注意地听。他们叫喊的是：
“听到了吧，同志们，他骂得多么粗野？全是过去的那一套！旧军官的习气丝毫也没改！说我们是叛徒？尉官大人，你自己又是什么人？和他用不着客气。难道还看不出，他是个德国佬，是派进来的？喂，把证件交出来，你这个老爷！你们这些来弹压的为什么站在这儿发呆？来，让你们捆吧，把我们都吃了吧！”
金茨这番不得体的话，就是哥萨克们也越听越不顺耳。“都是些下流坯和蠢货，这帮老爷！”他们互相耳语着。开始是个别人，然后大多数都把马刀入了鞘，一个接一个地下了马。当这些下了马的哥萨克达到了相当数量的时候，就乱糟糟地向空地当中的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人移动过去。大家混到了一起，开始了友好的交往。
“您应该想法不让人发觉地走掉。”惊慌不安的哥萨克军官们这样告诉金茨。“您的车就停在铁道过路口。我们派人去通知，把它开到近处来。请快走吧。”
金茨就照这个意见采取了行动，但他觉得悄悄地离开有失体面，因此放松了应有的戒备，几乎是毫不掩饰地朝车站走去。他在精神极度惊恐紧张的情况下走着，但是高傲的心理迫使他迈着安详的不慌不忙的步子。
离车站已经不远了，再过去就是紧邻的一片森林。在一处林间空地上铁路已然在望，这时他才第一次转回头去看了一眼。许多持枪的士兵尾随在后面。“他们要干什么？”金茨这样想着，同时加快了脚步。
追上来的人也如法炮制，同他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变。前方出现了两堵墙似的破损的火车车厢。绕过它们以后，金茨跑了起来。载运哥萨克来的列车已经编发到调车场，线路是空着的。金茨奔跑着越过去。
在跑动中他跳上高高的站台。这时，追赶他的士兵从几辆破损的车厢后面跑了出来。波瓦利欣和科利亚朝金茨喊了些什么，打着手势让他到车站里面去，在那里可能使他得救。
然而，仍旧是那种在城市里经过几代人培养出来的、但在此时此地行不通的带有献身精神的荣誉感，挡住了他的求生之路。他以超人的意志力设法控制住快要炸裂的心的颤抖。应该大声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会明白过来的，我算是什么好细？”他这样想着，“应该说几句有清醒作用、打动人心的话，才能把他们控制住。”
近几个月以来，一种功勋感和发自内心的要高声呼喊的欲望在他身上已经不自觉地与木板搭成的讲台或者椅子联系在一起，只要一站到它们上面，就能向聚拢来的人群发出某种号召，煽动性的言语就会脱口而出。
站房门前那座车站用的钟下面有一只很高的消防水桶，严严地盖着。金茨跳上桶盖，面对走近前来的人们断续地讲了几句感人的、超人的话。在咫尺之内几步就可以跑进去的门旁，他做出了一个愚蠢而勇敢的举动，使追上来的人目瞪口呆地站住了。士兵们把举在手中的枪枝放了下来。
这时，金茨走到木桶的边缘，踏翻了盖子。他一只脚踩到水里，另一只是到桶边上，整个人跨在桶边上。
他这副狼狈相引起士兵们一阵大笑，站在最前面的一个朝他颈部开了一枪，把这个可传人送了命，其余的赶上来向死者捅了一阵刺刀。
弗列里小姐给科利亚挂了电话，让他尽可能妥善地把医生安置到车上，否则就要揭穿会使科利亚木愉快的事。
科利亚一面回答老小姐的话，一面像往常那样接着另外一个电话，从他口中夹杂着带小数点的数字来判断，是在向另一个地方传送电报密码。
“普斯科夫，接线员，听得见吗？什么暴乱分子？一只手？您这是怎么回事，小姐？什么手相术，一派胡言。行啦，把电话挂上吧，您妨碍我的事。普斯科夫，接线员。三、六、小数点、O、O、心。唉，真该让狗把您叼了，我的电报机上的带子都搞断了。什么？什么？听不清。又是您，小姐？我已经对您清清楚楚说过了木行，我办不到。您应该找波瓦利欣。看什么手相，胡说八道。三O、六啊，见鬼算了吧，别妨碍我了，小姐。”
可是老小姐却说：
“什么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瞒不过我的手相术，我已经把你看透了。明天你得把医生给我送上车去，我也就不再同任何杀人犯讲话了，你这个出卖上帝的小犹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程的时候，天气闷热。像前天一样，又要有一场雷暴雨。
在乌黑的酝酿着雷雨的天空的凝视下，吐得满地是葵花籽壳的车站旁边的小镇上，低矮的土坯房屋和受惊的鹅群现出一片白色。
和车站紧相连接的是一片向两侧展开的宽广的草地。地上的青草坡践踏得凌乱不堪，数不清的人群一连几个星期在这里等待开往不同方向去的火车。
人群里那些身穿原色粗呢外衣的老年男子，从这一堆挤到那一堆去探听各种谣传和消息。一些年龄大约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侧身用手臂支着头躺在地上，手里拿着去掉了叶子的树枝，仿佛还是在放牧牲口。年纪更小一些的弟妹们撩起衬衣在他们脚边走来走去，露出啡红色的脊背。那些当妈妈的伸出并拢的两腿坐在地上，怀里抱着用褐色粗呢外衣斜裹起来的吃奶的婴儿。
“只要枪炮声一响，就像羊群一样四散奔逃。他们不习惯！”站长波瓦利欣不怎么友好地说着，一面和医生一起在车站内外地上一排排躺着的人们中间曲折地穿过来。
“这儿露出空地来啦！算是又看到了土地是什么样子，真叫人高兴！整整四个月没有见到，让这一大群人给遮住了——简直都快忘记了——他当时就躺在那儿。说来也真怪，战争中看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早就应该习以为常了，可这一回真教我觉得可怜！主要就是因为——毫无道理。究竟为了什么？他对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难道这些家伙还算得上是人？现在清往右拐，对，对，往这边来，请到我的办公室。这～趟车您就不必指望啦，能把人挤死。我安排您上另一次车，是区间的。这是我们自己编组的，现在就开始挂车。不过，直到上车之前您别吱声，对谁也别说！要是露了风声，车来不及挂就会给拆开。夜里您在苏希尼奇换车。”
当这次保密的列车编组完毕，倒退着从机务段朝站上开来的时候，草地上的人全部挤成一团，从斜刺里向慢慢退过来的列车跑去。人们飞快地从土丘上滑下来，冲上路基。他们互相推搡，有的在跑动中跳到车厢之间的缓冲器或者踏板上，也有的爬进了车窗，上了车顶。眨眼间这列还在开动的火车就挤满了人，等到停靠在月台旁边的时候，已经水泄不通，从上到下都是要赶路的人。
医生奇迹般地被挤进车厢门口那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被拥到里边的过道上。
一路上他始终被挤在过道里，直到苏希尼奇都是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墨黑的雷雨云早已消散。洒满了炙热的阳光的田野上，到处都不停地响着压倒列车行进声的震耳的蝈蝈的叫声。
站在窗前的人遮住了光线。地板上、椅子上和两排座位之间的隔板上，落下他们长长的身影，两三个人的重叠在一起。这些影子在车厢里也找不到容身之处，从对面的窗口被挤了出去，于是和前进中的整列车的影子在一起，在路基另一侧的斜坡上跳跃式地奔跑着。
周围是一片嘈杂喧闹声，有的唱着歌，也有的一边笑骂，一边打着牌。停车的时候，站上候车的人群的喧嚷又和车内的嘈杂汇合在一起。这么多人的言谈笑语声达到了海上风暴那种震耳欲聋的地步。也正像航行在海上一样，中途游泊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不可思议的片刻的宁静。这时，可以听到人们在站台上沿着列车匆匆走过的脚步声，有人赶到行李车附近并且发生了争吵，不时还从远处传来送行的人几句断续的话，鸡的轻声啼叫，其中掺杂着车站小花园里树木的籁籁响动声。
这时，就像是一封在途中拍发的电报，或者又像是从梅留泽耶沃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带来的问候，一缕熟悉的香气从窗外飘来。它有时悄悄地在你身边的什么地方变得十分浓郁，有时又似乎是从田野和花圃里的鲜花达不到的高处降落下来。
因为拥挤，医生无法走近窗前。但他无须用眼去看，在想象中就见到了这些树木。它们大概就生长在附近，安详地向车顶伸出落满风尘的枝条，浓密的叶子宛如一幅天幕，点缀着许多晶亮的眨眼的小星。
这景象一路上不断重现。到处是喧嚷的人群，到处是开着花的搬树。
这股无所不在的香气似乎赶过向北方行驶的列车，又像是乘车的人所到之处都会听到的那种有根有据的传闻，不胫而走地散布到各个大小车站和道口的守望点。
夜里到了苏希尼奇，一个老式打扮的殷勤的搬运工带着医生走过一条没有灯火的路，从后倒把他送上了一列刚刚到达而行车表上找不到车次的列车的二等车厢。
搬运工用乘务员的钥匙勉强打开了后侧的车门，把医生的东西放到门里那一小块可以站人的地方，正准备和立刻要把行李推下去的列车员抵挡一番的时候，后者似乎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发了善心，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列有特殊任务而不为人知的客车，行驶的速度相当快，短暂停车时还设置了警戒。车厢里几乎是空荡荡的。
日瓦戈进去的那间包房，被小桌上一支滴着油的蜡烛光照得很亮，从稍稍放下一点的窗口吹来的风，使烛焰不住地晃动。
蜡烛的主人是包房里唯一的一位乘客。他是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从修长的双臂和两腿来看，身材肯定很高。他那四肢的关节似乎相当松散、灵活，仿佛是一件折叠物品的没有连结牢靠的部件。这位青年靠窗坐在沙发长椅上，随便地向后仰靠着，一看到日瓦戈走了进来，客气地欠了欠身，由半躺的姿势改成较为雅观的端坐。
在他所坐的长椅下面有一堆毛茸茸的碎布之类的东西。这堆东西的一头突然动了起来，从长椅下面急匆匆地爬出来一条耷拉耳朵的猎狗。它围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又闻又看，然后就在包房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跑来跑去，几只爪子灵活地伸来伸去，正像它那位两腿交换着叠起又放下的高个子的主人一样。不久，它就听从主人的吩咐急忙钻到椅子底下，又变成了先前那种像一团拖布的模样。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看到包房里的衣钩上挂着一杆装在套子里的双筒猎枪，一条皮革的子弹带和紧紧地塞满了禽鸟的狩猎网袋。
这青年原来是个猎人。
他非常健谈，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急不可待地同医生攀谈起来，说话时，两只眼睛始终紧紧地盯着医生的嘴。
这个青年人有一副不中听的高嗓子，每当说话的声音达到最高点后，便又降下来变成带点金属味道的假嗓音。还有另一种怪现象：他虽然完全是个俄国人，可是唯独把“y”这个元音说得很古怪，发出的音软化得像是法语的“11”，又像是德语里的变元音“u”。除此之外，这个发不准的“y”对他来说也比较困难，要费很大的力气，尖声尖气地才能说出来，比其他的音都要高。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几乎就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了～惊：
“昨天弯（晚）上我就打到了一些亚（鸭）子。”
“这是怎么回事？”日瓦戈心里在想，“好像在什么书里看到过，有这个印象。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知道，只不过，一时想不起来。大概是大脑方面的某种原因，造成语音上的缺陷。不过，这种啤叫似的声音太可笑了，让人无法严肃地对待。简直不可能和他谈下去，最好还是爬到铺上去躺躺吧。”
医生果然就这样做了。他在上铺安顿好以后，年轻人就问是不是把蜡烛吹灭，木然也许会影响他休息。医生感谢地表示同意。这位同车的旅伴把蜡烛熄掉，周围变得一片漆黑。
车窗开了一半。
“要不要给您关立窗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您不怕小偷吗？”
同伴没有回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大声问了一次，那人还是毫无反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于是划着了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位同伴是怎么回事，也许从包房里出去了，或者更有可能是已经睡着了。
然而都不是，那人睁大眼睛依旧坐在原地，微笑地看着从上面俯下身来的医生。
火柴熄灭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点燃了一支，就着它的光亮第三次重复了一遍所要问的话。
“随您的便吧，”猎手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偷。不过最好还是不必关窗。有点闷。”
“真没料到！”日瓦戈心里思忖着。“看来是个怪人，只能在有亮光的时候讲话。你看他现在的发音多清楚，一点错误也没有了！莫名其妙！”
由于过去这一个星期发生的种种事件、临行前心情的波动以及收拾行装和凌晨就上了车，医生觉得全身好像散了架一样。他以为立刻就会沉入梦乡，于是让身体躺得更舒适一些。然而事与愿违。过度的疲劳驱走了睡意，等到他睡着的时候，已经天将破晓。
在这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无论在他脑际一幕幕涌现的种种思绪多么纷繁杂乱，实际上只是构成两个时分时合、纠缠不开的圆周。
一个圆周的内容是对东尼娜、家庭和过去的生活的思念，想的是那充满诗情、虔诚而圣洁的日子。医生对这种生活感到惊喜，切盼它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如今在这夜间飞驰的列车上，急不可耐地想要重新投入阔别两年的它的怀抱。
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和赞赏也在这个圆周之内。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是中产阶级所接受的革命，同时也是一九O五年那些对布洛克无限崇拜的青年学生所赋予的含义。
这个亲切而又熟悉的圈子当中，也包括战前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在俄罗斯的思想界、艺术界以及整个俄国和日瓦戈本人命运中出现的那些新的征象和预兆。
战后情不由己地想要重新捕捉这股潮流，为了求得它的再现和延续，思乡的心情竟是如此的强烈。
第二个圆周也有着某种新的思念，然而却是异样的，同时又是那样美妙！但这并非自己所熟悉的推陈而出的新意，却是一种本能的、由现实所决定而又像大地震动那样来得突然。
战争、流血、恐惧以及它带来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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