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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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靖难”之役后，他又在南京杀人太多，新鬼烦冤旧鬼哭，心里总觉得不那么踏实。因此，迁都北京自有他的道理。一般的史家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迁都为标志的军事上的战略北移势在必行，包括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那封面上的两句广告语是：震撼的史观，不一样的史笔），也称之为是“一次进取性的措施”。加之南北大运河的疏浚贯通，自秦汉以后又一次大规模地修筑长城，组织文化精英编撰煌煌巨帙的《永乐大典》，明王朝似乎很有一点开天辟地的气象。

但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东西方世界冲突的广阔背景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十五世纪以后之所以逐渐落伍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自明代以后长期停滞不前，都或多或少地与这次迁都有关。

为什么要把都城安放到北方去呢？不错，北方那灰色的没有层次的世界更适合于大规模的战争和帝国的统一，那里刻板的精神范式与权力话语也与主流文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但中国的历史到了明代那个时候，已不光需要登高一呼和金戈铁马，它更需要一种高远的眼界，而封闭且贫瘠的北方却不可能具备这种眼界。迁都，不仅是把先人留下的坛坛罐罐搬到北京，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王朝的风水由脚踩长江面向大海转为背靠长城面向内陆。南京是一座多么理想的都城啊！所谓虎踞龙蟠六朝金粉且不去说它，更重要的是它那开放的处势。从南京沿长江顺流直下，不多久就是大海，你的风帆不管驶向哪里，迎接你的都是海阔天高的世界。自南宋以来，东南沿海就一直是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地方，那里的手工作坊和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中最有希望滋生出新的经济形态。南方有嘉木，这“嘉木”首先体现为一种精神上的特立独行甚至一意孤行，那是一个有利于人们在面对世界时产生丰富的憧憬和想象力的地方。定都于此，正可以雄视东南，呼吸海洋文明的气息。南京西北的沿江地带古称龙江，十五世纪初，这里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在这里建造的，那些宝船的规模即使现在看来也相当可观，旗舰和主力舰长达一百二十米，宽四十米，可载一千多人。而在那个时候，执欧洲造船业牛耳的威尼斯王国还造不出吨位很大的船，因为他们对巨舰下水前往往因不胜负荷而破裂感到束手无策。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者在龙江发现了一根宝船的舵杆，经过估计，其舵叶的高度当在五米以上，可以想见当初的宝船是何等崇宏伟岸。那些艨艟巨舰本来应该航行到更远的地方，把我们这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带向一个崭新的世纪。可是没有，恰恰相反，船厂附近人们祭祀郑和的静海寺，后来却成了《中英南京条约》签字的地方，在航海英雄郑和的塑像下，清政府的代表战战兢兢地画下了近代中国屈辱史的第一笔。

永乐十九年，朱棣力排众议，把都城迁到北方去了。随着王朝的中枢北移，大运河又焕发了它的第二青春，而郑和下西洋却终止了。一个东方古国的血脉在自己的身体内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有如一个晚景不错的老人，它心宽体泰，血气饱满，很自足也很滋润。但它与一个更大的母体大陆或海洋另一边的世界的联系却被剪断了，长此以往，它将在漫天沙尘的北方因封闭而僵死，因僵死而成为化石。

南京成了陪都，这个“陪”是安慰的意思，也是装点门面的意思。虽然六部九卿的体制还在，但衙门上灰尘日厚，没有多少事可干。明朝人所撰的《紫桃轩杂缀》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很能说明陪都的清冷。

陪都的各大衙门大多无所事事，其中尤以专司祭祀大典的太常寺最为闲寂，终日里只知醉眠坐啸，所谓太平官是也。某日，忽传门柝甚急，询之，乃是南直隶的宣州送来一道公文。究竟有什么大事呢？原来是今年春季多风，吹坏了当地梨花，地方官深恐有妨秋间太庙荐新之需，所以报请太常寺及早另觅供应之地，以免临时误事。萧闲岑寂的冷衙门，一年中难得有几件大事可办，得此点缀一番，总算也不致使人完全忘记南京城中还有这么一个衙门在。当时担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某公看完公文，不由得拈须一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便吟诗一首以纪其事，诗云：





印床高阁网尘沙，

日听喧蜂两度衙。

昨夜宣州文檄至，

又嫌多事管梨花。





南京冷落如此，除去春风吹坏了梨花，还有什么值得打扰的呢？

但朱棣冷落的不仅仅是南京，而是整个南方，他把南方的子民和土地都拴在大运河上，让它们连半点自由的呼吸也没有。从杭州到德州，大运河已经很疲惫了，再往北去，河道更加逼仄。它负载着南方的青山绿水向北方进贡，虽步履踉跄却不敢稍有懈怠。

下雪了，北方的雪有一股狂野的气势和覆盖的天赋，起初还能听到它在落叶上的飒飒声，那是两个苍老的季节之间礼节性的问候。但转眼间已是漫天皆白。四野茫茫，朔风萧萧，大运河像大地母亲身上的一道创口，只有它的颜色是清晰可辨的那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菜色”的苍黄。





十七沧州雪





沧州在漫天风雪中接受一个南方游子的解读。

真好！记忆深处的沧州就该是这种氛围，那是定格在风雪中的一派肃杀之气，有一种冷冽的凝固感，就像苍劲的北方汉子，脸上满是沧桑和沟壑。记忆中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亲身经历的，其实我以前从没到过沧州，这记忆来自中学语文课本上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至今还记得在林冲去草料场的路上，那一段关于风雪的描写：





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四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大都很简约，如果让现在的哪位仁兄去写，这么一段关乎情节走向和人物命运的大背景，不知要怎样洋洋洒洒地铺陈呢。但现在想起来，还是施耐庵那种看似很不经意的笔法来得传神，只寥寥数句，气氛就出来了。

这就是沧州。在宋代，这里是流放犯人的地方，自然是很荒凉的。荒凉是因为水的缘故，这里是九河下梢，又濒临大海，海潮来时则洪荒遍野，汪洋恣肆；海潮退去又遍地盐碱，古漠苍凉，不然施耐庵怎么会把这里称作“远恶军州”，又怎么会把林冲发配到这里来呢？要说历经沧桑，这里才是最有资格说的。林冲看守的那个草料场，我想大抵就是海滩上生长的茅草和芦苇，茅草是军马的饲料，芦苇则是军队的柴草。沧州古称长芦，著名的长芦盐场即因此而来，从这名字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初那海潮进退，芦荻萧萧的景况。为什么要把草料场放在这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里是北宋王朝和辽帝国对峙的前线，沧州南面的东光，原先叫定远军，西面的肃宁和蠡县，原先叫平虏军和宁边军，这些地名都是杀气腾腾的，带着浓重的军事色彩，分明有撩打的意思。事情也正是如此，宋太宗两次北伐，都和辽军在这一带反复厮杀，打了二十多年，却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样到了真宗时，就只好坐下来和人家讲和，签订了“澶渊之盟”。仗不打了，地名也跟着改，定远军改曰永静，平虏军改曰肃宁，宁边军改曰永定。地名改了以后，宋辽之间大约有一百余年相安无事。所以那管营叫林冲去守草料场时，说是“抬举”他，因为边关无战事，那草料场每月只是纳草纳料，还有些常例钱寻觅，是很闲散的差事。

沧州水多，便有了镇水的铁狮子。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铁铸的兽类来镇水，是不是在八卦中兽为坤象，坤为土，土胜水的缘故。我说不准。最常见的是铁牛，也有虎、羊、犬，甚至还有鸡，我怀疑那是用于贿赂龙王的，给它准备的牺牲。据说沧州的铁狮子体阔近丈，重约四十吨，铸于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是全国现存铁狮中最大的一座。我在前面说过，中国有资格被称为“最大”或“最早”的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多了就掉价，因此，那座“最大”的铁狮子至今仍被遗弃在乡下的旷野里。人们遗弃它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沧州已没有水了，那曾经滋润了元明清数代历史的南运河也干涸了，成了鸡飞狗跳的舞台或尘土飞扬的大道。既然没有水，还要那镇水的劳什子干吗？再镇下去，可就连人畜的饮水都成问题了。在沧州的大街上，我一路目睹了沧州人在风雪中狂欢的景象，那是一种对水的激情礼赞。毕竟生命是离不开水的，没有水，还说什么根深叶茂蓬勃亮丽？还说什么春风杨柳雨露滋润？还说什么男人的英气俊朗女人的温婉可人？在这漫天飞扬的大雪下，所有的生命都像接受洗礼一般舒活绽放了。男人们多少还不失矜持气度（不然他们就不是男人了），他们只是在雪地上走来走去，双手插在口袋里，把衣领拉得老高，很有风度地作哲人般的沉思，一边欣赏着自己脚下那很好听的节奏和响声；或者仰起头，让雪花抚摸着自己粗糙的面孔，那目光中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柔。男人的温柔是很少流露的，除非是在把头埋在母亲的胸前时，现在这些男人就有这种感觉那是做儿子的感觉。女人们呢？她们是天生的水性，没有水，她们就整个儿蔫了。光说“蔫”也不对，有时候她们会表现出一种男性化的浮躁和专横，甚至霸悍，其实，那正暴露了她们心灵深处的渴望对水的渴望。现在，一场大雪让她们重新找到了做女人的感觉。特别是女孩子们，她们在雪地上大呼小叫地追逐，一个个疯婆似的，几乎可以用纵情声色或无法无天来形容。有一个穿大红滑雪衫的女孩子甚至即兴制作了一块简易雪橇，让同伴们拉着她在雪地上奔跑，一路意气风发，完全是叱咤风云的气概。等到那雪橇翻倒了人们才发现，原来那是一只画夹，里面有几张关于春天的水彩画，绿肥红瘦地散落在雪地上。时间已是下午五点，在冬天，该是暮色低垂了，但是有雪映衬着，四处还不见黑，反倒有一种回光返照的明亮。下班的人流从各个路口涌出来，加入了这狂欢的庆典。自行车碰撞的概率明显增加了，但即便是撞得人仰马翻，纵横捭阖，双方也照样嘻嘻哈哈，一点也不介意的，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侠义风范。要是在往常，这马路上不知又要收获多少掷来掷去的脏话。大雪把所有人的心灵都洗涤得无比洁净，使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大度、乐观、善解人意，既富于童心又不失绅士风度。

大雪真好！

沧州已有好几年没有下过像样的大雪了，在这座北方城市，雪，竟然成了大自然难得的馈赠，偶一施舍便让人们亢奋不已。久违了，这正宗的燕山雪花；久违了，这轻蹈于天地之间有如诗人笔下的狂草一般的北国之雪。

在沧州的旅馆里，我对着地图寻找古运河的踪迹，却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地图上的大运河有一种中国美学中传统的对称美。你看，它的最高点南旺水脊恰恰处在中点的位置。以南旺为对称轴，那么，与太湖平原对应的自然是河北平原，与钱塘江对应的则是海河。而南北两个端点上的杭州和北京，都是香车宝马型的古都，在历史上也差不多是等量级的，只不过在时间上有些错位罢了，从端点过来一点，同属于暴发户的那种，散发着近代商业气息和殖民气息的，是上海和天津。再过来一点，色调变得古朴了，有点斑驳的意味，在南端的是苏州，在北端的则是沧州。

沧州能与苏州相提并论吗？

能，至少有一点它们是可以匹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自明清以降状元出得最多的州府。

苏州出的是文状元，沧州出的是武状元。

如果说苏州是江南的诗词坊，那么沧州就是北国的演武厅。

沧州武风腾蔚，这里所说的“武”是属于冷兵器时代的，即所谓舞枪弄棒、弓马骑射一类。其实，说起中国的武术，人们自然便会想到沧州的。

先说几个人给你听听。

清朝初年的义军首领，以“盗御马”而名动四方并成为传奇小说素材的窦尔敦何许人也？沧州人。

在京师擂台上力胜不可一世的沙俄拳师，受到康熙题匾嘉奖的武师丁发祥何许人也？沧州人。

“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江湖知己，人称“大刀王五”的义士王子斌何许人也？沧州人。

光绪年间著名的盛兴镖局掌门人，曾任清廷武术教头的双刀李凤岗何许人也？沧州人。

这几位都算得上是武林中风云一时的高手，但遗憾的是，他们都不曾中过武举，更不用说武状元了。

就像苏州状元中绝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或学者一样，沧州状元中也绝少真正意义上的武林高手。状元这玩意其实也就是玩个技巧罢了比别人更善于应付那一套考试的游戏规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实在难说。但捞一副顶戴倒是实实在在的。不过往往也就是这一副顶戴阻碍了他们走向更高的境界。想想看，就算你原本有一身好力气，几套拳脚功夫，可一旦中了状元，赏你个乾清宫带刀侍卫之类，每天仪仗似的跟着皇帝走来走去，进门一个喏，开口一声喳，长此以往，膝盖也软了，嗓门也细了，功夫上自然不会有什么长进，终因缺少某种精神而走向平庸。真正的高手其实都在江湖上。江湖风波险恶，是高手们竞争和决斗的生死场，没有几手真功夫是很难立足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尚武精神在这里粗砺的阳光、土地和风沙的背景上根深叶茂。沧州地瘠民贫，这种地方不出产财富却出产舞枪弄棒的壮汉，而膏腴脂丰的地方只能出产弱柳扶风和风流俊朗的小白脸。穷则习武，这是沧州人世世代代的生活信条。

习武一为自卫，二为谋生。

谋什么营生呢？要么当强盗，要么到镖行去当镖师。

强盗和镖师其实是在同一口锅里讨饭吃的。镖师以武功为资本，但光凭武艺高超还不能保证走镖的安全，还必须善于同匪盗周旋，笼络江湖感情，甚至送礼买路。遭遇劫匪时，他们总是首先以温言好语攀交情，当面承认保镖这碗饭是盗贼给的，因为如果没有盗贼劫掠也就不会有人雇武士保镖了。于是口上要说“穿的朋友衣，吃的朋友饭”，尊称对方作“当家的”，请求对方“高高手”。实在交涉不通或遇到不理会江湖义气那一套的劫镖者，才不得已“以武会友”。当然到了那时候就看真功夫了。江湖尚武，当镖师非得有几手看家的真本事不成。著名的秘宗拳第六世传人霍恩第（霍元甲之父），当年就曾为富商充当镖师。镖行树大根深，他们不光受雇为商旅服务，还为朝廷和官府运送皇杠饷银。清代咸丰以后，江南漕粮实行改折征收，也就是把实物折合成银子解送京师，那些巨额银两也往往请镖局护送，运到北京珠宝市熔化以后，铸成银锭交库。说起来很有意思，大内银库那些搬银子的库丁上下班竟然也都是跟着保镖的，因为库丁是一个很肥的差事，他们可以从银库里偷带银子。尽管防范很严，例如下班时要脱得赤条条的翻一个跟斗，但他们还是可以把银锭藏在肛门里偷带出来（作家邓友梅在小说《烟壶》中写过此类情节，不妨参看）。由于他们的银子来得容易，京城的那些青皮混混就专门盯着他们绑票勒索。这样，下九流的库丁便也堂而皇之地用起了保镖。

干哪一行有哪一行的行规，喊镖号便是走镖的行规之一，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