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门外的孩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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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站在母亲的角度、父亲的立场，还是出于对子孙的交代，我别无选择，只有承担一切，排除万难，去走完这条十分崎岖的道路。　　　　　
祭拜祠堂先认祖　　　
台湾的蒋家，从来没有对我和孝慈开启过回家的大门，但是，在大陆家乡奉化溪口的蒋氏族长，却为我们敞开了一扇窗。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经国先生过世九年之後，我时任“外交部长”，意外接到浙江奉化溪口叁位蒋家族长蒋中伟、蒋宝祥及蒋嘉富的联名信函，诚挚邀请我带妻小去蒋家祠堂祭祖。信中强调，要认祖归宗便要先来祭祖。以当时我担任“部长”职务，要前往大陆，几不可能，因为台湾有不准政务官进入大陆的规定，而且严格执行。所以，那封信便被我锁进抽屉，不仅没有复函，连美伦我都未曾提及。　　　　
　　二○○○年叁月十八日台湾“大选”，民进党获胜。五月二十日国民党交出“政权”，对在台湾“执政”五十年之久的国民党而言，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局！我知道五月二十一日後，我和许多所谓“前朝要员”一样，将离开“政府”，回到民间。　　　　
　　自从一九六八年二十六岁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特考”进入“外交部”服务，到二○○○年五月二十日离开“政府”岗位，出任公职转眼共叁十二个寒暑。在这叁十二年的岁月，回头细数所经历的党政职务，项数之多，在岛内鲜有人能超过，依照派令先後次序包括了：“外交部”荐任科员、“驻美大使馆”叁等　书、二等　书、“外交部北美司”科长、“外交部”专门委员、“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副　书长、　书长、“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主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国国民党　书长、“总统府”　书长、“总统府”资政等，多达十九项，若加上“民选国大代表”，一共有二十项之多，其中确有属“党政高层要职”在内。　　　　
　　二○○○年我办理退职时才五十八岁，以这个年龄若就“告老返乡”、“安享馀年”，未免太早了！我不会允许自己这麽做，面对新的未来，我勇敢而坚毅地做出了第二个生涯规划。　　　　
　　老和尚的预言　　　　
　　我回忆起一件很诡异的往事。在省立中坜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也就是一九五叁年的四、五月间，那时我和孝慈每天在新竹和中坜之间乘火车通勤。　　　　
　　有天放学，从中坜坐火车回到新竹，在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东门市场旁边的“东宁宫”，在这间香火鼎盛的庙门口，有一位看起来真是仙风道骨的老和尚，摆了一张算命看相的小摊子，我们无聊又好奇地走近摊位，想看看到底在搞什麽。那位老和尚，我记得是河北籍的，对他，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穿着一身白色道袍，脚上踏着一双黑色布鞋，个头和长相都很神似现在颇有名气的星云法师；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还蓄着一把银白胡须，看来多了一份神气。老和尚对我们两兄弟端详了一下，很热络地笑着说：“你们相貌不凡，要不要看看？”孝慈说：“我们没带钱。”老和尚说：“不要紧，让我替你们看看，我正好　着没事，不收你们钱。来，把手伸过来。”　　　　
　　他先握住我的左手翻来覆去，看了几眼，然後，要我把手伸直，用一根竹尺量了两下，再细看手纹还念念有词。他声音宏亮地对我说了几句话：“你的命很好，你会做很大的官，但是要防小人。你年少时很坎坷，你的夫妻、子女缘都很厚。你做了官以後，还会参加选举你的父母、兄弟缘很薄，你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贵人”孝慈则不肯把手伸出去让他看，所以也没对他说什麽。他看出我们是学生，还鼓励我们说：“好好念书，你们一定会出头的。”他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和那白胡须，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像是昨天才发生似的。　　　　
　　他所说“你会先做官，然後还会参加竞选”这句话，当时我完全不懂，现在想起来倒真令人讶异。一九五○年代初期，台湾才刚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基层选举也才萌芽，一个和尚怎麽会对一个刚念初中的孩子说出有一天他会参加选举的话来？很难理解。老和尚还进一步说是在当官之後，才要去选举，叫我百思不解。他又怎麽知道台湾以後会有很多选举？几十年後台湾的民主又会是什麽样？五十个年头之後，一九九五年我被国民党指派到新竹市参选“国大”代表时，才悟出他当时何所指。二○○一年和二○○四年我又分别在台北市南、北两区参选“立法委员”，均高票当选，更豁然领会到那位老和尚的玄机和功力，“看相”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在。　　　　
　　直接接受民意挑战　　　　
　　一九九四年我从“外交部”政务次长，调升为“侨委会”委员长的第二年，遇到一九九五年“国民代表大会”改选。国民党大肆鼓吹提名政务官参选，一方面想提升国民党和“国大”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要让政务官有选举的历练，同时去多抢下几席“国代”的席次，所以在文宣上，把政务官的参选做为主打重点。根据规定，“国大”代表可以同时出任官员，“内阁”阁员若选上“国代”还可以续留原职。於是中央党部极力劝进年轻、形象好的政务官出马，但是到最後，却只有我和胡志强跳出来，我在新竹市，他在台中市；其他好几位颇为叫好的政务官，包括赵守博、王志刚、张昌邦等，都没有被党部说服去参选。就如外界预期一样，我和胡志强均轻易获胜。　　　
新竹老和尚所说的话没错，我真的在“入阁”之後，身不由己地参加了选举。　　　　
　　一九九六年叁月二十叁日“国代选举”开票当天，在新竹市有实力的五位候选人当中，我拔得头筹；在十七万多张有效选票中我获得近七万票，比第二名民进党当选人蔡仁坚的叁万多票，快要多出一倍，较第叁名吕学樟的两万票多出叁倍多，得票率高达百分之叁十八点九七，为多席次“选举”所罕见，为全省各县市当选人之冠。当夜开票後，无数的群众拥进竞选总部道贺，挤得水　不通。　　　　
　　这是我第一次体尝到拥抱群众的快乐。这是首次不需取决於长官的好恶或取舍，经由自己实力的展现和选票的肯定，而摘取到的甜美果实，它的滋味，和以往任何一个公职的布达，是截然不同的。经过这项激烈选战，我对民主的体认格外深刻。　　　　
　　第二次参加“民意代表”的选举，是在七年之後，二○○一年的第五届“立法委员”选举。　　　　
　　拒当绿朝新贵　　　　
　　二○○○年“叁一八总统大选”国民党失败後，我内心很清楚，即将离开公职。该如何在往後的岁月里继续奋斗，让我跌入了深思和长考。四月中旬接连几天在书房整理资料时，不经意翻出已尘封数年的那封来自奉化溪口蒋家祠堂族长们的邀请函，再次细读，耳边像是听到了一个声音：“五月底卸下特任官的职务後，身份变得单纯，就可以前往大陆祭祖了，这是一个宿愿得偿的好时机！”　　　　
　　很少人知道二○○○年大选後，我曾有机会进到“新政府”任职，却被我婉谢了。那是在“五二○”李登辉卸任前，他办公室的主任苏志诚来电询问我有无意愿到海外出任“大使”或“代表”？当时有几个大国的人选均未派定，我可以挑选一个，决定後告诉他并由“新政府”派任等语。当时李登辉和阿扁关系至佳，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立即谢绝了他的传话和建议。因为我无法说服自己跳到民进党“政府”内担任“特任官”，我反对该党追求“台湾独立”的思维和它以创建“台湾共和国”为目标的党纲。“驻外使节”就是代表“元首”，等於是他的分身，理念相左，怎麽可能去执行任务？　　　　
　　参选“立委”继续打拼　　　　
　　由於参选过“国大”代表，又担任过党　书长，操盘过无数次的大小选举，对於选举我不仅有心得，也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二○○一年底就有“立法委员”与各省辖县市长的选举，我的政治直觉告诉自己，在国民党不再“执政”的新环境中，要在政坛上继续有所作为，唯有参选一途。　　　　
　　我和新竹市的渊源很深，不仅从小在那里长大，连外婆的骨灰也供奉在市郊青草湖的灵隐寺。我和孝慈在台北有了自己家庭後，每年清明节都会带妻小前去烧香祭拜。在参选新竹市“国大”代表过程中，更与当地政商领袖建立起坚实、良好的关系。二○○○年四月初，我和美伦像往年一样，前往青草湖扫墓，顺道和几位当地颇具分量的熟朋友叙旧，其中曾在“国代”选举时大力支持我的好友吕柏镛，就建议我隔年到新竹市来选市长，举出许多理由，认为一定胜选。事後我和美伦商量，可以作为规划的选项。由於我客家话讲得很地道，那段时间也有居住在湖口和新埔的客家乡亲，当面要我参选新竹县长。新竹县议会主　周清志，有次在他家餐叙时，还邀了几位新竹政界人士到场，也都直接劝我选县长，我只笑笑谢谢他们的好意。　　　　
　　“五二○”後，参选公职之心已定，只剩下“选项”问题。我是极端的审慎，不仅曾向王升、钱复、丁懋时、秦孝仪等前辈讨教，甚至星云和圣严两位大师我也去拜访请教过。他们各有看法，但鼓励我参加选举则颇一致。最後，让我选择参选台北市南区“立法委员”，还是几位媒体界的老友在餐会上给我的分析膘祜。　　　　
　　那年七月，我邀了几位熟识且有交情的新闻界老朋友，包括江春男、王健壮、徐璐、陈浩、廖福顺等人餐叙，在请教他们意见时，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建议我选“立委”，而不要选县长或市长，若是直辖市长则另当别论云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以我过去的经历，担任过部长及　书长，应当投入全国性层级的议题，来监督“政府”和影响政策，不必投身在琐碎的地方政治里。王健壮和陈浩特别强调，未来几年，“两岸关系”一定是台湾必须面对处理的重要课题，在政治议题的优先顺序上必定是居於首位，而这正是我可以根据过去的历练好好发挥的地方。他们还说，要选，就挑难的选，台北市南区，是全台湾“立委”选战中最激烈的选区，相较之下，若选新竹县市长，对我来说，太轻松了，要尝试能在困境中胜出，才有意义。我被他们说服了。　　　　
　　就在那年“五二○”，我很快速做了一“公”、一“私”的两个决定：一、参选台北市“立法委员”；二、前往浙江奉化祭祖，启动认祖归宗之旅。　　　
踏上认祖之路　　　　
　　每当夜深人静，回首过往，心中时有一股化不开的感伤。　　　　
　　自出生起就比其他有亲爹亲娘的孩子，在生活上和心理上要来得不圆满和孤单得多，更不能去和蒋家其他几位同父异母兄弟相较。母亲早逝，又见不到父亲，由外婆和舅舅一手带大，几十年来生活上的辛苦，容易克服，但是，要如何在心理上去抗拒不公平的感受，才是真正的难处。除了要挣扎图存，更要去扭转起跑点上的劣势，还要有决心去把人生中许多不可能的变得可能。从小就自觉和同龄的孩子有许多不同想法，可能是恶劣境遇反而激发人早熟。　　　　
　　到了高中，我即很清楚绝不允许自己庸庸碌碌过一生。在新竹的日子很苦，中央路上不会有邻居相信，那个清秀瘦小的孩子，有天会当上“部长”，还会出任中国国民党的　书长。邻居到家里来串门子，向外婆当面夸奖我和孝慈说“您这两个外孙长得好聪明，气质很不一样”，外婆就显得十分开心。她多麽希望这两个孩子有一天能够有出息，让蒋家人看重。然而，在她过世时，我们大学都还没毕业，她没来得及看到我们日後的成长和成就。几十年前，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我在重重难关当中真能独力完成归宗。外婆和先母生前只敢有此期盼，心中有数，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二○○○年八月二十叁日，我踏上认祖之路。妻子美伦、子女蕙兰、蕙筠和万安，一家五口，加上孝慈遗孀赵申德及子女劲松和友菊，一行共八人，由好友程家瑞夫妇、李庆平等陪同，搭华航班机首途香港转飞上海，再驱车前往奉化溪口。　　　　
　　在决定前往前，我和美伦曾拜访了多位亲友长辈，听听他们的意见，还专程到大理街去探望过身体已不是很好的《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　　　　
　　二○○○年八月中，我和美伦一道去看纪老。纪老的书房不大，先走过一个简　的客厅，旁边是间小小的餐厅，其陈设远没有想像中报业巨子应有的豪华或气派。几张旧沙发，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新书。房间采光充分，显得十分明亮，颇有生气，可以说窗明几净，简单　素而书香四溢，让我觉得纪老在家居生活上，颇有经国先生的俭　。　　　　
　　那天，他精神很不错，话锋也很健。当我请教他对我计划到溪口蒋家祠堂祭祖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说：“这当然是应该做的！”还补充说了一句话：“我十分敬佩经国先生，但是对他唯一不谅解的地方，就是没有把你和孝慈的事情处理好！”我忘不了他说这句话时的严肃表情。他不仅赞成我前往，还特地指派资深记者尹乃菁全程采访。抵达溪口祭祖的现场报道，《中国时报》在八月二十五日是以头版头条的方式处理。纪老对这件事的支持和重视，不言可谕。　　　　
　　行前看了方智怡　　　　
　　动身前往奉化之前，为求周延，我还说服了美伦，特地陪我去看了方智怡，她住在中山北路她姐姐家。我告诉方智怡我们动身的日期和大致的行程，包括到蒋家祠堂去祭祖，并且说明了这件事的缘由，以及几年前蒋家族长来函邀请我们前去的经过。　　　　
　　我和美伦用了最大的耐心和应有的礼貌，试图和她沟通，希望经过这种格外的努力，她能有所体谅，接纳我们表达的善意。然而，我们的诚意和力气，事後证明是白费了。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蒋家家务事不断在媒体上被炒作，只会令亲者痛而仇者快，这都是我想避免的。我从不怪她，我知道这些都是由於过去和孝勇之间的误会所致，我会以非常包容的心去设身地处地想，从不和她计较。但是她以蒋家媳妇的身份，　蒋家并无血缘关系，却常在我和孝慈在认祖归宗的路上说叁道四，令外界有强烈的反感，但她自己却浑然不知。　　　　
　　同行的东吴法学院院长程家瑞，原本就和孝慈与我有数十年的交情，尤其和孝慈相交至深。孝慈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前往大陆，都是由家瑞陪同。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孝慈在北京因脑溢血昏迷在友谊宾馆的房间，第二天清晨就是他召饭店管理员破门而入的。我决定前往大陆，当然需要有人协助前置的安排，家瑞是不二人选。二○○○年四月，我就和家瑞多次谈到返乡祭祖的凳想，他十分赞同，愿为我先去探探路。我把奉化族长们写给我的信，影印了一份，请他带去溪口和北京，与相关的人当面商谈，尤其是关於进行祭祖的一些细节，要先商量好。　　　　
　　家瑞行前，曾来家里数趟，很快便确定了走访的路线：初步排定从台北经香港飞宁波，随即开车直奔奉化溪口，祭祖之後，返回宁波稍事停留，接着到上海，参加上百位台商朋友的祝贺餐会後，再转飞广西桂林，专程到先母坟前祭告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