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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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页。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维经斯基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张国焘在莫斯科期间，同共产国际领导人有过具体的接触，并就有关中国的问题同他们交换过意见。当时，共产国际上上下下正在根据马林的建议，讨论国共合作应当采取的组织形式问题。对于张国焘来说，莫斯科之行的最大收获就是了解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他认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东方部的拉狄克和萨法罗夫是左派，布哈林是中派，马林是右派。这种分歧无疑加重了张国焘后来反对马林关于党内合作主张的心理砝码。




　　十三　　西湖论争

　　远东会议之后，共产国际加强了同国民党方面的联系。特别是1922年8月越飞阿道夫？越飞（1883—1927），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9世纪末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与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2年在基辅被捕，放逐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后释放，与托洛茨基一起编辑《前进报》。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维埃政府从事外交工作。1922年至1923年，以苏俄全权代表身份来华。1927年11月自杀。来华之后，与孙中山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1923年1月，越飞和孙中山经过具体接触和会谈后，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着苏俄与孙中山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尽快促成国共合作了。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早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中共一大后访问孙中山时，就曾提及。当时孙中山讲，可以允许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国共联合战线。马林对此甚为赞成，于是极力主张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于1911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垅）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更是如此。结果，在1918年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　伊罗生：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55页。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经过与国民党领导人的接触和在中国南方的实地考察，认为把爪哇经验运用到中国是完全可以的，对此他很有信心。1922年初从中国南方返回上海后，他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林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对马林的党内合作建议提出六点反对理由：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

　　马林在自己的提议碰壁之后，便返回莫斯科去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于接受了共产国际二大和远东会议的有关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将国共合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明确指出：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而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具体步骤是：　“（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这实际上是一种党外合作方式。





　　1922年7月初，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和所了解到的情况。他在7月11日写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告诉过我，他们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马林：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马林这一份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详细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过讨论，决定采纳马林的建议，并要求中共中央把驻地迁往广州。

　　维经斯基向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1922年7月18日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命令。这个命令由马林带到中国。当时为了保密，这个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马林的丝衬衣上。命令的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在马林再次来华之前，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还发给他一个委任书，原文是：　

　　兹委任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该同志应同荷属印度的共产党、工会和民族革命运动保持经常接触。本委任书于1923年9月前有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页。

　　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马林于8月初返回上海。

　　这时，中共二大刚闭幕不久。马林看到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后，将其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和国共合作问题。

　　杭州西湖，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1922年8月28日至30日关于西湖会议的具体日期，在笔者所看到的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中，只有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书第83页的马林工作记录明确记载是8月28日至30日。，中共历史上七个不寻常的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他们手里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折。让我们记住这七个人的名字：　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和翻译张太雷。

　　尽管拥有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但马林一开始并不想用压服的方法来取得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观点的认可，他希望能够说服他们。于是，当与会者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倾听着他的发言时，他便系统地向中共领导人陈述了自己主张国共党内合作的理由。据张国焘回忆，马林的理由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等的联合战线。

　　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

　　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③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41—242页。





　　马林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陈独秀回忆当时的情景是：　“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　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　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陈独秀：　《告全党同志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341页。

　　陈独秀的回忆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但他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与会者中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最激烈的，当数张国焘和蔡和森。张国焘对此并不隐晦，他回忆说：　

　　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等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③

　　会上的情况对马林很不利，但他毕竟是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在关键时刻他抬出了共产国际。他向中共领导人申明：　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严肃的纪律面前，陈独秀开始改变态度。他向马林表示：　即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必须是有条件地加入。孙中山应该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本人的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否则，共产党员决不加入。

　　还是李大钊最终为马林解了围。他认为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党在成立后活动余地狭窄也是事实。如果参加到国民党内，既实现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要求，又能为党的活动找到更加宽阔的领域。所以，有条件地加入还是可行的。在李大钊的解说下，与会人员最后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会议虽然未形成任何文件，但事实上，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从此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西湖会议决定了中共后来的命运。

　　中共的重大发展始于此。

　　中共在1927年的重大失败也始于此。

　　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一起去拜访因陈炯明叛变而逃亡上海的孙中山，正式向他提出两党合作的主张，并建议他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当时孤立无援的孙中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而对党内合作反对最激烈的张国焘，也于9月的某一天，在张继家的客厅里，由张继主持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从此，张国焘也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党员。

　　是张国焘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吗？不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必须服从组织的统一行动。

　　几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后，到1922年底，在全党并未引起大的行动。由于思想上仍有抵触，党中央没有要求共产党员立即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大多数党员都在旁观等待，除了几个被孙中山邀请帮助国民党改组的主要人物如陈独秀等外，其他同志仍在进行以往的工作。

　　这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进行，中共代表陈独秀、青年团代表刘仁静、工会代表王俊出席了会议。尽管刘仁静在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乐观地认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增长，并极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是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正式形式，但拉狄克——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随后的发言中还是以教训的口吻使陈独秀看到自己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拉狄克的发言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共产国际和马林的意见。为了找到共产国际以及马林之所以坚决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图发展的思想基础，为了证明马林在中国“舌战群雄”、力排众议，与张国焘激烈争辩是事出有因，我们不能不摘出拉狄克发言中的一段话以示佐证：　





　　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站出来发言说：　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我却不得不说：　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