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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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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孙中山倒台，革命事业本来已在华南遭到一次打击，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说来党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铁路工人，你们在那儿怎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塔尔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宁一句话： 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像古代中国圣贤的话一样，应当学习和好好理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我们无法想象陈独秀在受到这样的教训时是什么样的表情，但他的内心无疑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拉狄克使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原来还是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生，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还相当遥远、难以企及。可想而知，作为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受到了怎样的打击。而这一打击是否成为影响他转为右倾的原因之一，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这一打击倒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进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历史的发展似乎要证明共产国际和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确实是无比正确的。自中共二大之后，党员人数增多，组织扩大，党的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但党的主要工作——工人运动，自“二七”惨案之后，却一直处于低潮，虽有零星的自发的罢工，但并未形成高潮。这一惨痛的事实说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单独的斗争只能遭到残酷的镇压，只有联合国内一切受压迫、要革命的力量共同奋斗，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
在共产国际决议的启发下，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当务之急。所以，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无论他们起初对国共合作抱什么态度，这时，他们的思想基本上都倾向于拥护国际的决定。就是当初反对最激烈的张国焘，一方面受到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影响，一方面感到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认识上的转变，由原来的激烈反对转为同意国共合作。
事情的发展往往总是一波三折。中共与马林虽然在是否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在全体党员是否都必须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
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工作，包括工人运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为时过早，并公开说： “不能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在长时间内不能用于工会宣传。”
其实，在共产国际内部，关于国共如何合作问题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维经斯基对马林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就极为不满。3月8日，他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中，首先对马林提出并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中共中央迁往广州一事表示反对。他写道： “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五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国民党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中央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给我党的‘好处’，让我们在它的地盘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们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接着，他对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支持国民党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中国共产党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因为“迄今为止国民党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政党，而继续在以军阀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动。它甚至没有利用最近的工人罢工、对工人的枪杀和对学生的镇压来开展政治宣传，吸引广大劳动人民阶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吴佩孚集团）的斗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页。
3月9日，维经斯基通过苏联驻上海领事维利杰致马林信中提出： 看来您是想把中国共产党中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当然您处于更好的位置，知道罢工之后最好应该干些什么。但是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认为汉口、上海以及目前在北京也绝对需要一些积极的同志。中国共产党是否应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为什么国民党对于罢工被镇压没有提出抗议？为什么它没有反对对于学生的粗暴迫害？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著：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0页。
在中共党内，对马林的要求持反对态度的，仍是张国焘。于是，在张国焘与马林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争论。
十四 三大落选
1923年年初，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的会谈在马林的努力下得以实现。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这说明孙中山已下了联俄的决心，同时也为联共铺平了道路。尽管宣言中有“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之语，可能伤害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但从建立苏联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出发，马林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会理解的。
事情正在按照马林的愿望发展着。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正式作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决议的全文是：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一、 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 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三、 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四、 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五、 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
六、 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 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437页。这个文件是共产国际内部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两种意见妥协的产物。极力主张党内合作的马林与坚决主张中共独立的维经斯基，在1922年底和1923年初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布哈林采取了调和的办法。他亲自起草了一个决议案，然后交给马林和维经斯基共同商量修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决议就是他们两人修改后的决议。
决议传到中国之后不久，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时，对于大多数中共党员来说，服从国际决议，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已是无可争辩的问题了。不过，马林对国共合作的决议能否在大会上顺利通过还是存有顾虑。于是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两天，马林开始找各地代表，特别是工人党员代表谈话，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并对下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原则以及党章等文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要多选一些有工运经验的能联系群众的工人同志到中央来。《罗章龙谈中共“三大”的前后情况》，《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说实在的，这些工人党员代表的工作并不太难做。最令马林头痛的，还是西湖会议上与他发生激烈争论的张国焘。所以，会前，马林即拿着共产国际的1月决议找到张国焘，准备以决议为依据说服张国焘赞成他的观点。马林解释说： 这个决议是根据“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这个主要论断而作出的。按照决议精神，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最主要之点。此外，所谓组织独立与政治批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因为这一点在决议中只是附属性质，否则就会有损于国共合作。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使其能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中共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一些阶级教育。
马林对国际决议的解释令张国焘很不满意。他认为，照这样解释，就是要把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于是，又一场争论在张国焘和马林之间展开，而且从三大会议之前一直延续到会中。
据张国焘回忆，他与马林的争执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第一，马林认为国民革命既然是中心任务，就包括一切；张国焘认为，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惟一任务，中共还有进行阶级斗争的任务。
第二，马林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脆弱，他断言，至少五年内中国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果不去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工作，中共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张国焘认为马林的论点违反共产国际的历次决议，中共现在虽遭受打击，但将很快爬起来，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显著作用。
第三，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其中有许多优秀的革命分子，中共应该老老实实地到国民党内去学习民族自觉；张国焘则指出马林只看见国民党的光明面，没有看见它的黑暗面。国民党如不认真改组，中共党员在其中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第四，马林认为全体党员都应加入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张国焘则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和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
第五，马林认为中共党员应以国民党员身份，对国民党的措施作必要的批评。如果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国民党进行批评，只提出些建设性的意见为好。张国焘提出为了国共间的良好关系，自然不能任意批评国民党，但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常保持他共产党人的面目，在国民党内工作时，就不能随声附和。
第六，马林认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队伍的一部分，应该参加国民党，由国民党来领导工人运动；张国焘认为工人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运动，一部分加入了中共的工人可以参加国民党，但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7—290页。
在马林关于中共三大的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张国焘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是：
如果国民运动允许无产阶级存在，我们可以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参加国民革命。但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在中国开展国民运动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英美资本的影响使中国资本家不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国民党不可能同英美斗争，即使得不到英美援助，也是如此。改变国民党的老政策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能迫使它就范。
如陈独秀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我们有140万产业工人。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党在北方工人中占有主导地位。农民至少有1600万，他们是消极的。他们反对战争，组织了自卫队。要注意农民。虽然我们是弱小的，但我们的精神力量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要强大。至于小资产阶级，我们促使他们组织起来。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
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运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我们就能避免和国民党发生冲突。李（大钊）教授在北京的工作证明把国民党老党员容纳在区党支部内是很困难的。我们至少应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开展工会工作。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希望这次会议将通过略左一点的决定。《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242页。
马林的记录虽然显得零乱，但与张国焘的回忆作比较，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份材料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反映出张国焘对国共党内合作问题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张国焘和马林唇枪舌剑，谁也不能说服谁。马林指责张国焘仍保留中共二大时的“左”倾思想，轻视国民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则指责马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当互相争执不下时，马林就搬出了“共产国际”。张国焘回忆说：
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称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我向他声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可以提出它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即我一个中央委员，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他能将我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但现在主要之点是： 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反对他这种歪曲的解释。我将“共产国际”和“马林”分开来的说法，使他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1页。
尽管张国焘的观点也获得了一部分代表的赞成，但大多数代表还是同意马林的意见，尤其是党的领袖陈独秀，他对马林的支持使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议决案》。其中明确写道：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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