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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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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张国焘这次如愿以偿。他不仅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打击了曾中生为代表的反对四中全会错误路线的势力，而且剪除了他在根据地建立个人家长统治的障碍，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徐向前后来说： “我们给中央写了报告，张国焘当然也写了报告。官司打到中央，中央是个什么态度呢？十一月三日，党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里，作了回答。那时的中央，对他们派来的张国焘等人相当器重和信任，所以尽管张国焘的东出方针不对头，中央也不同意，但用词相当委婉的。所谓‘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黄、广去恢复苏区的决定是战略上的疏忽’，仅此而已。对于坚持南下方针的我们就不同了，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就为张国焘进一步打击曾中生同志，推行王明路线，提供了‘尚方宝剑’。”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曾中生从此厄运连连。先被张国焘以“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调离部队接受考察。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建立根据地后，又被张国焘罗织了“五大罪状”，遭到逮捕、关押、严刑拷打，并被强迫写“自首书”。1935年8月，被张国焘指使人杀害于川西北的卓克基附近。
八 制定肃反政策
“东进南下之争”以撤去曾中生的红四军领导人职务而告结束。这个结果对曾中生来说虽很不公正，但如就此打住，那么对于红四军来说则也无伤大局。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对曾中生的处分，才仅仅是事情的开始： 红四军与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在东进南下问题上的争论，竟然导致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最惨痛的白雀园“大肃反”。几十年后，徐向前回顾说： “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这是因为红四军改变军事行动方向，南下蕲黄广一事，与一起所谓反革命事件搅在了一起，使得张国焘坚信鄂豫皖根据地确实存在有“一极大反革命组织”，而且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已经混进了根据地的党、政、军等各级组织中，只有采取“大肃反”的形式，才能纯洁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
与打击和镇压公开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不同，肃反是在社会上、革命阵营内以及党内、红军内部寻找、发现、揭露和制裁那些貌似同志、朋友和革命者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是一项极为特殊的工作。因此，肃反工作要求必须严肃、细心、认真，不能有丝毫的轻率和大意。由于这项工作是件极为复杂困难的工作，加之对敌斗争尖锐、激烈，因此不可能像镇反那样粗线条地进行，尤其是在工作中发生意见分歧、产生矛盾时更要慎重，否则，极易搞错，伤害同志，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然而，恰是在这个十分必要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由于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反倾向斗争和清洗政策的影响，在指导肃反工作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当时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要把反右倾作为主要任务，而中国党的反右倾却联系到十分广泛的党内斗争，不仅涉及到革命队伍的各个领域，也涉及到了党外、革命队伍之外。而且，把右倾同调和派、改良主义、取消派、改组派、第三党等等方方面面都联系了起来，加之中国苏维埃运动正处于激烈的异常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下，中国各苏维埃区域、各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无一例外地都犯了扩大化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工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同样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应该说明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前和离开鄂豫皖之后，都曾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扩大化错误。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减轻张国焘的罪恶，而是为了说明“左”倾肃反政策给鄂豫皖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张国焘也应负他应该负的责任。
张国焘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有必要进行大规模肃反，并非始于他与红四军领导人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之后。因受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在他刚到鄂豫皖时，就对当时的敌情作了严重估计，并开始对肃反工作进行准备。只是当他与红四军领导人在军事行动上产生分歧，并且这种分歧又“几乎”为“敌人”所利用时，张国焘更加坚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
1931年5月24日，张国焘到鄂豫皖不久，就给中央写了《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这就是后来被不少人称之为张国焘下车伊始就对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全盘否定的证据之一。实事求是地说，这份报告中相当多的内容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例如，报告中提到： “黄安仙居区之一部，高桥之一部，二程区之大部，麻城赤白交界一带，都曾引起了群众的相当动摇，这里有许多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不正确的错误，是被敌人利用之一因。”这与曾中生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反富农反到中农，对改组派只靠屠杀”、“过去的征发弄坏了不少事情”等说法并无二致；同时也印证了徐向前所说的： “根据地内部因贯彻立三路线，推行反富农的过‘左’政策，引起黄安南部部分农民反水。土豪地主乘机东山再起，外部的红枪会、绿枪会、黄枪会等反动武装也趁主力红军西出平汉路，闯进来大烧大杀，搞得八里区、西斋区、二程区、桃花区、高桥区的红色政权大都坍台，跑反群众达数万人之众。特委着了急，要一师回黄安南部收拾局面。我们去后，坚决打击反动枪会和地主豪绅，积极争取参加反水的农民，帮助跑反的群众重整家园，形势有好转。但因‘左’的政策伤害了部分群众的感情，恢复工作很费周折。”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
再如，张国焘在报告中谈到根据地土地分配中的一些问题时写道： “分配土地时是只组织一个很小的土地委员会（多半cp包办的）来调查统计分配，不是广大的发动群众的分配。分配土地时，有些苏维埃执委有对自己亲戚朋友营点私利的勾当，机械式的平均，有时侵犯少数中农，有时连红军士兵家属（贫农或中农地位的）的土地，都平均出一些土地去了。这不但侵犯了中农，还侵犯到贫农，简直是反对土地革命最好办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241页。这与曾中生报告中所讲的“苏维埃分子要分好地的恶现象”，“农民除吃饭外就没有足够其他的需要，其余的土地都拿来做农场”，“农民的生产与收获减少了”，“木梓无人收”，“山林无人禁”，“什么菜与麦地也很少人种”，从而影响土地革命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里我们要说的，主要是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内反革命势力的估计问题。他在报告中说： “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从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等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活动分子。改组派就是当地富农、地主的一个集团，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我们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麻城改组派竟然影响了一部分贫农。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还说： “敌人用种种方法来破坏红军，有些富农混进我们军队里来，改组派企图有组织的来破坏。”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0、280页。
对于鄂豫皖根据地内部反革命改组派、富农情况估计的严重化，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中共中央到鄂豫皖特委，从鄂豫皖的早期领导人舒传贤到曾中生、沈泽民，再到后来的张国焘等人，都对根据地内的敌情持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不仅存在，而且还发展有较大的组织、较多的人数。这些反革命的改组派分子的构成主要是富农、地主、豪绅、流氓、被党开除的分子以及受过处分的人，还有一些被“解决”的改组派的亲属等人；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已经打入到了党组织内、苏维埃政权机关内、工农红军内、青年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内，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认为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致使反革命的活动愈加严重；认为造成根据地肃反工作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立三路线没有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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