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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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希望和所有反对我的人们论战。然而，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已经被周围的同志们所唾弃。他们说，像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谈毛泽东思想！

山雨欲来风满楼，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政治空气，似乎预示着将发生什么，就像大地震到来的前夕，飞禽走兽都不安地奔走躁动，人们不知为什么一下子都过敏起来。当时三总部在北戴河办了个毛主席着作的学习班，小组讨论时，不知怎么提到《三国演义》，通古博今的军委兼总参办公厅副主任王兴纲，一时兴致所致，口无遮拦。父亲是总参党委副书记，也是学习班的负责人。一位不久前调入总参的副总长跟父亲说，这是个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王在旧军队干过，建议组织上查查他的历史。父亲反唇相讥：“难道共产党就用《三国演义》定人家的罪吗？”

我和父亲曾信仰过的毛泽东思想，终于被炒作成了神明的教义。更可怕的是，这一切，正在成为党的主流意识。

父亲给我的来信极其简单，他用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毛泽东本人并不认为“四清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仅仅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四清运动”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这一点，在1965年1月毛泽东已经做了暗示，他为“四清运动”制定的目标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标终于在一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实现。父亲还只是尽心尽力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周围的群众，力求让更多的农民相信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落实在改造中国农村的行动中。

1966年夏天，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像四清一样，绝大多数群众，包括绝大多数高级干部，他们仍然不假思索地听从毛主席的号召，狂热而虔诚地投身其中了。

直到今天，回顾那段往事，我依然十分感慨。有人说，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当然不错。但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这样的发挥？是什么条件使毛泽东具有了那样突出的个人作用，使他觉得需要时就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把它维持了10年之久？

谁也想不到的是，恰是在这样一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投入的风暴中，一大批信仰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被送上了祭坛。

这其中，有我，有父亲，也有林彪……

第八章　大彻大悟

……‘文革’被关起来，就算是第三个阶段了。”

回首那场灾难，历史已经整整走过了40年。记述这段不堪的往事，我的心态已经平和。父亲在这场灾难中被关押了5年，他在狱中折断了一条腿，九死一生；我们全家也随之颠沛流离，濒临家破人散。当年在风口浪尖上的许多人物，早已作古。许多伤心的往事和恩恩怨怨已在时光的流逝中随风散尽。

但我仍然坚持要把这些曾经发生在父亲和我们全家身上的遭遇和苦难记录下来，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和不幸。父亲自从他投身于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党和国家命运的个人悲欢，他的荣辱乃至生命，都和这个党，和这个国家融合在一起了。

话题是从巴金的《随想录》谈起的。父亲说：

“我同巴金不同，他对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是痛恶的。我虽然也不理解，这后来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但对破四旧、立四新、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我是拥护的。当然，对后来的打砸抢，包括对我个人揪斗，这些法西斯暴行，我是愤恨的。但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错误是虔诚的。原因之一，它是我们党发动的一场革命。我可以抛弃家庭出来革命，但我不能背叛党和人民。正因为如此，在长达5年的囚禁中，才感觉到特别痛苦。也正是这样的痛苦，使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有了深层的解悟，达到了我过去不曾企及的深度。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和创伤，是一件宝贵的遗产。我在中央全会上曾多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文革’带给我们的教训，全党认真地思考过了吗？我同意巴金先生所疾呼的‘勿忘文革’！”

1　走出桃花源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的政治斗争眼看就要来临。追忆当年，能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敏感度，我不知道。但起码在我所熟悉的生活圈子里和层面上，在父亲和我们全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这种气氛。

1966年3月16日，父亲在苏北乡下，填写的一首词：“东风浩荡，红日照方巷，绿波滚滚千重浪，农家儿女欢畅。”看得出，方巷带给他的欢快心情。

但就在这同一个月里，他的直接上级，总参谋长罗瑞卿跳楼。罗在软禁中，因不堪忍受对他的诬陷，以死抗争，结果换来的是被截去了一条腿和罪加一等的屈辱。

父亲回忆这段往事，是从上海会议开始的。

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称“上海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中办回答是客气的：我们只授权通知会务接待事项。现在回过头来琢磨这几个冷冰冰的字，应该是个先兆。但按惯例还是应该有所准备，直到上了南下的列车，父亲说，一路上他都在准备会上发言的提纲。基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断深入，他想，应该利用这次机会，结合在方巷搞社教的体会，就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教育的问题，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父亲回忆：“车到上海，晚上见到叶剑英同志，他告诉我，罗瑞卿，他犯了篡军反党的严重错误。我很吃惊。”

“文革”后，中央对许多重大事件重新做了结论，但这个会，至今扑朔迷离。从现在一些回忆文章中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军队中得知此事的也就是“文革”初期的那几个风云人物，连军委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可见之诡秘。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版本很多，对一些细节我也没有兴趣去核实。父亲的回忆大致是：“上来就是分组会，叶群先介绍，她是几个组地跑。中心是罗如何逼林下台，就记得说罗踢了走廊里的猫，含沙射影地说了些什么话，很无聊的事，记不清了。”

和父亲分在同一组的，有刘少奇、陈毅等他熟悉的领导人。可能是太突然了吧，父亲说：“我记得很长时间没有人发言。最后是陈老总先打破沉闷，他说，爱萍，你在总参工作，总长出了问题，你这个副总长应该清楚嘛！你就先给大家说说吧！”

“和陈老总之间讲话一向很坦诚。我说，我不清楚叶群讲的这些情况，给我的感觉，林总对罗长子是很信任、很放手的，罗也总是说哪件哪件事都是经过林总同意的。谁晓得会出这种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这句不经意讲出来的大实话，后来居然给他惹来杀身之祸！你是副总长，你说你不知道，难道是我们造谣？我们在无中生有？既然是以中央名义召集的会议，又特意安排了叶群介绍情况，不管她本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说服力，都不能简单的只看作是她个人行为了。依照父亲一贯的组织观念，对中央提出的问题，是必须认真思索的。父亲说：“当时我既没有看到倒罗的实质，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我只是从思想上、作风上提醒自己，在成绩和功劳面前决不能向党伸手，告诫自己，不要走到罗的道路上去。我从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方面做了批评性的发言。”显然，这种认识与会议的基调是极不适应的。

这里有一个细节，或许对研究那段历史有所帮助。父亲说，他考虑到刘少奇同志是主管四清工作的，希望能向他汇报一下方巷社教的情况。刘的秘书挡驾了，说少奇同志感冒就不谈了。但刘少奇又主动来电话约谈。父亲说：“这次谈话，比起与林彪那次，要冷清得多了。整个汇报，就是自己在唱独角戏，少奇同志缄口不言。当谈到发动农民群众学习毛主席着作时，少奇同志只说了四个字，好嘛！好嘛！”

这是怎么啦？刘是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期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人，父亲对刘是十分敬佩的，刘对我父亲也是器重的，何况刘还是第一个向全党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父亲接着说：“他这样心不在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会议结束前，肖华通知说，军队的同志都留一下。父亲说，我请假，社教工作马上要结束了，都在等我，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想尽快赶回去。第二天，肖华又通知，林总说既然都有事那就散了吧。事后，听说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都去了苏州林彪那里，只有父亲没有接到通知，虽然他当时就在距离苏州很近的邗江。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就不知道了。父亲身边的一个秘书私下里和别人嘀咕，看来我们首长被划入另册了。秘书间相互通消息，年轻人总归要敏感得多。

我问父亲知道这回事吗？他摇摇头。

1966年，北京的开春是寒冷的。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给罗瑞卿定性。

从故纸堆里，我找到了当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的某领导人的一份发言，从中可以品味出当时的气氛。这个平时和罗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人说：

“罗瑞卿的问题我早就有所察觉。到了1965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他就大骂林副主席。……罗就要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

然后就是无限上纲：“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恨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罗瑞卿的错误，是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

今天再来看这些发言，真不敢相信是出自我党高级干部之口。父亲回忆说：“我还是固守我的老原则，实事求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即便是他曾疏远过我，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不清楚的事不瞎说。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

联想罗、林以及和他们走得很近的几个人耐人寻味的关系，现在突然发难，而且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本身，就很蹊跷。但直到这时，父亲的认识，还只是出于同情弱者的人性本能，和对政治投机者的鄙视。他说：“我仍然迷惑不解。毛一直对他是特别信任的，就说是他自己要替代林，这也不能算是反革命啊。怎么就会恶化到了这一步？不解。”

听到罗跳楼的消息后，父亲惊愕中带着激愤：“为什么要自杀？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怕什么？横下一条心，顶下去！”

顶下去？真的那么容易吗？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不要多久，就该轮到他自己来实践这句话了。

两个月后，陈毅通知我父亲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那里去一下，说是有事要谈谈。到总理、陈老总那里谈工作，本是件经常的事。父亲到了后，陈老总说，总理一会儿就到。闲聊中，陈问父亲，彭罗陆杨的事知道了吧，有些什么看法啊？

在这之前，军委召开会议传达了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被定为反党集团，简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父亲回忆说：“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开会的情况。他既然问到我有什么看法，我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了这种风气！”

“陈老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我听不明白了。”

“陈老总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你张爱萍身上无小事。你看看吧，说着拿出一封信，有人把你告了！我一看是揭发我在会上说的几句牢骚话。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两个人写的。后排的那个人做的证。”

父亲那时正在组织第三颗原子弹试验，从大西北的试验场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参加这次“打招呼会”。

所谓打招呼，是党内在重大决定出台时，尤其是重大的人事调整时，先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一下，以免核心层里有人乱说话，搞得工作被动；同时也可摸摸每个人的政治态度。“文革”时政治气候多变，分别打招呼都来不及了，干脆一勺烩，开会，于是在“打招呼”后面多了个“会”字。后来成了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凡事先几个人捏咕好了，再给常委外加骨干、亲信们通气，江青给这种形式起了个名字：“吹风会”。言简意赅，告诉你，看明白了，该把握什么风向，别糊里糊涂地犯错误。

别看开个会，里面学问大了。由谁来吹风？定个什么调子？话讲到什么程度？都是有一套潜规则的。真正的大佬是不会轻易出场的，上台前吹风的这个人，一定要是个亲信的铁杆打手，现在商圈里习惯叫操盘手。暗示众人，该跟谁，不跟谁，以谁划线，怎么划线，别站错队了。能争得吹风的角色，对其本人今后的仕途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就因为对这种官场政治的深恶痛绝吧，在吹风会上他竟口无遮拦。我们看到这封告状信的全文，是在3个月后，1966年9月军队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开始，信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原信写于1966年5月23日，由总后、科委、总参作战部三个高级干部署名。信中说：“在向高级干部传达彭罗陆杨的会上。张爱萍在下面散布说，‘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他（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为什么军队的事情老向他汇报？还不是看见人家势力大了，自己去挤！去靠！去年国庆节还请人家吃狗肉呢，现在讲起来倒这样轻松。我看，党内投机分子就是多，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张爱萍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为最恶毒，要害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

父亲继续回忆：“这时总理进来了。陈老总说，他已经不打自招了，看来他是搞阳谋的，不是搞阴谋的。”

“总理听完说，弄清楚就行了。”

“总理有事要走，临出门时又转回来，又叮嘱了我一遍，并指着陈老总说，还有你！你们两个都要管住自己的那张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可不要乱讲话哟！切记！切记！”

在《五一六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一段着名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后来被解释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15年后，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这一天确定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