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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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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当时，我也知道，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嘛！揭发一下，喊喊口号，有什么要紧，干什么非要大家都一起完蛋？”
他说：“要是还不放心，就让干部部门重新下一次命令。”
对当年的这段经历，后来回顾时，他又做了阐述：“孔子说：‘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好理解；不贰过，不仅自己不要犯重复的错误，也包括不犯别人犯过的错误。‘文革’是我们党发起的，是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初衷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全党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文革’的责任，在中央，而不在下面。因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气，就出在其他人身上，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一风吹了。极少数的投机者、阴谋家、野心家，到现在还不知悔改的，通过‘文革’，看清了他们的丑陋，就应该坚决清除出党，不能让他们在台上继续蒙骗人民。当然对这些人也不能用‘四人帮’的手段，还是给出路，让他们做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去吧。”
他抽调500～800人，组建工作队，下到各科研院所、工厂。他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按我75年的做法，给我大张旗鼓地整顿，恢复科研和生产秩序……要快！还是那句话，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一个月后，他制定了一个苦战3年的计划：以1980年为最后期限，完成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宏伟目标；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全局。他说：“不要神龙见头不见尾，我要的是神龙摆尾，倒海翻江！”5个月后，整个计划扩展为三个重大项目的突破。这就是洲际导弹；固体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地球同步定点通信卫星。国防科技系统的行话叫三大战役。
将能够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抛射到12000公里以外，这就意味着，可以从中国本土打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由此打破帝国主义核讹诈的一统天下。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容纳不下它了，只有到太平洋上去试验，那是中国国家力量从未到达的一个新的疆界——南太平洋。为此，早在1965年就提出，要与导弹研制同步，建立一支新的舰队。任务的期限定在1973年。这就是后来以远洋测量考察名义由海军副司令杨国宇统领的那支庞大的海上编队。中央专委在讨论时，有领导同志提出，你们的这个方案有把握吗？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句，我们当初对第一颗原子弹的预测是在1964年，它果然不就炸响了吗？周恩来听完后说，中央批准了！
1974年，叶帅找他出山，说，你那个“八年四弹”的计划，都超出一年了，还没有实现一半呢！他复出后又制定了一个后续计划，将时间推迟到1977年。现在，时间又到了，东西在哪呢？
当着周恩来面，第一个计划落空了；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这第二个计划也落空了；制定这个计划的领军人物，他，张爱萍，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再复出。后人会说，这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但对他来说，是时代带给他的耻辱和激愤！
我们现在就看他这第三下了。
他开始组织他的团队。这是一个老班底，“文革”，酸甜苦辣，他们都经历了人生的洗礼，今天，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回溯往事，我对父亲说，谈谈你的关、张、赵、马、黄好吗？父亲说：“不要用这样不严肃的口气。我们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集体，而我，仅仅是这个集体的班长。这是个原则问题。”
他说：“张震寰是我最早的助手。55年，彭老总叫我组织军队科研这一摊，我就在想，什么人合适。正巧在马列学院见到张震寰，他说想回军队。我们在淮北时就熟悉，他是随南进支队过来的，是个有文化的同志，‘一二九’的大学生（注：指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我说这太好了，就和万毅（注：总参装备部部长）说，放在你那里好了，担任装备部副部长兼科技处处长。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第一个管理科学技术的机构。”
张震寰，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是个知识型的将军。小时候，我们两家在一个院里住，在一个食堂吃饭。父亲和他上班在一起，回到家还在一起，连吃饭还经常隔着饭桌讨论问题，有时，他干脆就端着饭碗到我们桌上吃。他自己能冲洗照片，维修电器。在我的记忆中，不仅给我讲解过原子弹和导弹的一般原理，还讲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解过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他帮我还翻译过俄文的说明书。后来父亲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震寰是试验场一线总指挥。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上，在原子弹倒计时读秒的就是张震寰的声音。
再就是陈彬。后来接替父亲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父亲在三野7兵团时，陈彬是他的参谋处长，以后在总参他又在我父亲领导下负责全军的编制体制。有些人对他颇有微词，但父亲对他却特别欣赏，说：“你们哪里晓得，他的长项是组织计划，工作勤勉，思路清晰，是我的得力帮手。没有他做具体工作，导弹是打不出去的。”国防科工委纪念长征50周年，大会上，大家要我父亲讲讲长征。父亲说：“要讲长征，在座的陈彬同志最有资格，他是四方面军的，过了两次草地，吃的苦比我要多。我带头鼓掌，欢迎他给我们讲讲……”陈彬去世后，他的骨灰埋在了戈壁滩上。
还有就是马捷。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相对年轻些。父亲提到他时说：“儿童团！业务精，点子多，聪明好学。靠他在下面跑，抓落实，是我在导弹方面的得力助手，放心。”
政治委员李耀文。“文革”后期肖向荣被迫害致死，父亲在科委就好像断了一支臂膀。出山时，叶帅说，你自己选个政治委员吧。父亲在三野当参谋长时，李耀文是26军政治委员，有名的山东四大才子之一。父亲说：“选政治委员，关键一条是人品，正直、无私、严于律己。”那天很晚了，父亲说陪我走一趟。我们到了陈彬家里，一会儿，张震寰、马捷等几个科委领导人也到了。他们叽咕了一阵，听不清楚，好像是在说，我们得有个政治委员……然后，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了李耀文家里。记得是在木樨地的部长楼，天气很冷，我说，风大，你们都先别下车，我去找找看。敲开门，李耀文和他的夫人一看有这么些人挤在楼梯口，又是深更半夜的，惊愕诧异中忙往屋里让。李耀文从坦桑尼亚当大使离任后一直闲居在家，今夜来的是稀客，也是贵客。李的夫人特意从酒柜里拿出个墨绿色烫金的茶壶要给大家沏茶，李说，那个东西没有用过，可要好好洗干净了。父亲给他一一介绍科委党委班子的每一位成员，看得出，李实在是没有搞明白，只是点头应酬着。我坐在一旁直想笑，是啊，怎么好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告辞时，父亲对李说，今天太晚了，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们到北海公园散散步好吗。在这风景如画，白塔倒映的北海边上，两人倾吐衷肠，共话今后的大业。
父亲回忆说：“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缺一不可。最早根据聂老总的想法，我在总参主持制定老五院（注：1956年成立的我国第一所导弹研究院）的编制，要钱学森当院长，钱问我，他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就非要编那个政治部？我说，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他说，我爱这个国家啊。我说，对了，政治部就是要教育更多的人都像你一样，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去奋斗。”
中央军委任命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李回忆我父亲时说：我离开军队已经6年了，不要说对国防科研全然不了解，就是对军队都很生疏了。爱萍同志很理解，亲自召集干部大会介绍我，又领着我一个个觐见小平、叶帅、聂老总、徐帅，会见国防工业各部的领导人。李写道：“他对我，既有良师之谊，又有战友之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为尊敬的好领导之一。”
这个团队的结构是：总指挥张爱萍；坐镇大本营的是政治委员李耀文；陈彬管业务，负责全局的组织计划和协调；下面分成两条线：核工业和原子弹，行政指挥由张震寰负责，技术领衔的是朱光亚；航天系统和各种导弹武器，行政总指挥是马捷，技术领衔是钱学森。
这个指挥结构使人想起了一江山岛，这又是一次联合军种的作战，是一支在管理和技术上都堪称一流的团队。
对这个阶段的成就，《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原始稿中是这样评述的：“这一重大决策，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国防科技战线安定团结的局面很快形成，科研秩序迅速恢复，各项规章制度走向健全；加速了研制进度，各项配套工程协调发展。局面打开了，一盘棋走活了。随着三抓任务的圆满完成，中国的先进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大振了国威军威。”
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与其他地方不同，基本没有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和束缚。这主要归功于1975年的大整顿，特别是经过了1976年的大反复，一正一反、一对一错、一白一黑，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在人心上、阵线上、舆论上都已经成熟了。再加上父亲旗帜鲜明的立场和他当仁不让的锋利板斧，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我曾向父亲提过，能不能结合当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谈谈你们的做法？
父亲不屑一顾地说：“等他们讨论清楚，我的导弹都发射出去了！”
我愕然。军人有时候是不讨人喜欢。
1977年的“八一”是令人振奋的。
在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突然间被投影在舞台的天幕上，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军旗和嘹亮的军号曲。
刹那间，全场欢声雷动，人们都站起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内心的取向。这件事被中央点名通报，认为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一起政治事件。邓小平虽然出来了，但他毕竟不是最高领袖，有什么理由打出他的画像？但是，已经没有人去理睬这样的指责了。我们总部的参谋人员之间，竟然拿中央的训斥来插科打诨，就连一贯正统的总政治部，甚至连传达都懒得传达。我第一次感到中央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和无力。对带兵的将领们来说，毛泽东不在了，周恩来不在了，朱总司令不在了，就你们这几个家伙，还指手画脚的，算老几啊？
邓小平，这位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在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眼里，是在彭德怀、林彪相继离世后，军队中无可争辩的统帅。尤其是1975年摧枯拉朽似的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洗礼，他已经是人民心目中最有胆识的英雄了。虽然这时，复出后的他，只还是虚职，而他自己也只要求分管科技和文教，但实际上，军队和老干部们都不约而同地集合在他的身边，经历了10年动荡和劫难的中国人民，对他寄予了厚望。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迅速形成，中国，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需要一个继毛泽东之后的强人。
邓小平当然能意识到自己在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从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关他的回忆文章中知道，或是在更早，他已经开始思考和运筹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了。
当他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时，当他准备为党和国家命运去再次搏击时，他必须要选定一个能够信赖而又真正称职的人，把军队托付给他。
他将把目光瞄向谁呢？
“十一大”即将召开。通常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倒出来，一是调节一下气氛，同时也希望抛我们的“砖”，引父亲的“玉”。
果然，父亲冒出了一句：“罗长子要出任军委秘书长了。”
“是吗？”我们都感到惊诧。就当时的政治气氛，和以彭罗陆杨的罪名，罗的出山，而且担当如此重任，的确是个新闻中的头条。
“今天见到他，他说，你为什么要推荐我，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工作吗？”
罗自腿断了以后，一直坐轮椅。
“我说，孙膑膝盖骨都没有了，还能灭了魏国，罗斯福不也是在轮椅上指挥二次大战的吗？”
“你推荐罗长子？”我们问。
父亲这才说起不久前，邓小平召见他的事。
“邓要我出任军委秘书长，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父亲停顿了一下说，“我知道这样的事是不好随便推辞的，我考虑了一下。我说，军队，说这说那，最根本的还是个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队伍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相对要少得多了。我从56年起就在协助聂老总抓这一摊，整整20年了。我自己认为，在这方面作为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饭桌上静寂无声。
后来才知道，是王胡子的主意，他向邓推荐：“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
父亲接着说：“我是诚恳的，我想他是理解的。邓问那你看谁更合适些？我提了罗长子。邓也是那句话，他的腿是个问题。我说，现在这种条件，不比战争年代了，多配两个秘书就是了。”
我们都在沉默。
一个领导人的权力和作用，并不绝对取决于职位、头衔，许多显赫的职位并不见得就握有实权。军委秘书长是这样一个有着相当弹性的职务。
50年代，军委工作由彭德怀主持，他是事必躬亲，日常工作多由他亲自主持议定，秘书长黄克诚的作用和权力不太突出。林彪主持军委期间，虽也是他抓总，但日常工作不管。其他两个副主席，贺龙分管国防工委，后来工委撤销，就管体委去了；聂荣臻分管国防科委，还要分一部分精力管国家科委。为了及时高效地处理军队日常事务，协调三总部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关系，在军委下面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由三总部和负责国防科技工业的主要领导人构成，军委秘书长负责牵头。这就由总参谋长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直接对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林彪负责，成了军队的大管家，握有重权。父亲当时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因此，他对军委的工作程序和罗瑞卿的组织协调能力是很清楚的。
中央的日常事务，由书记处负责，总书记邓小平就是党中央的大管家。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解决。为了便于协调沟通，军委秘书长同时还兼任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罗瑞卿的权力和地位自然就十分显赫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其作用和知名度有时远远超出了其他的元帅、大将。
当然，这也是他后来倒霉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体制，有些像董事长和总经理。没事还好，有了矛盾就很麻烦。林后来对罗生出嫌隙，就开始发难。毛搞“文革”需要林，当然就舍弃了罗。国务院周恩来事必躬亲，没有把党委专门作为一个权力层次，直接由总理、副总理组成常务会议，大事小事都直接处理，麻烦自然要小得多。
日常工作中的秘书长负责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1982年，杨尚昆出任军委秘书长，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和我父亲都是军委副秘书长。后来杨兼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提出不再设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一律改称为军委副主席分工负责。邓考虑当时几个老帅还都在，说一回事，就不要变了吧。直到90年代后，新上任的几个军委副主席有了明确分工，又都参加军委常务会议，秘书长的作用和权力相对就减低了，以至取消。
据说，最早动议是罗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没有通过。既然这样，那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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