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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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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我陪父亲散步，闲聊中谈起了这件事。
“什么小天地？我怎么不知道？”他说。
咳，文件上都有了！你开会肯定又走神了，又在想你自己那摊子的事，也不听听人家说什么。我责怪父亲，并把文件给他找出来。
他看了后说：“军工体系是历史形成的嘛！又不是谁非要把住。中央决定了拿出去，我们执行就是了。”
在这样一个重大变动的面前，父亲是什么态度呢？应该说，他不是个保守的人，更不是个把事业等同于个人权力和利益的人。但应该承认，这个变化不在他原有思考的范畴之内，也突破了他对国防工业发展的宏观设计。对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对执行这一举措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后果，他和他的机关的确需要一个思考和反复论证的过程。
但问题的性质，似乎不完全是工作层面的。小天地！谁在搞小天地了？小天地与独立王国何异？他对这一说法是难以接受的。其实，不就是盯上了国防科技工业这块肥肉了吗？当初，那样困难，求你们，你们不管，说是要我们自己“滚”，现在滚大了，红眼了，就借着改革之名，一锅端了过去。端就端吧，又不是我个人的财产，何必扣帽子呢？
我曾问过父亲这方面的事情，但他的回答很精练简捷：“上面定的。”似乎多一句都懒得说。
但他还是很恭敬地执行了这个决定。
我查到了当时的一份文件。是国防科工委在1984年11月30日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关于军工体制改革的原则建议》。内容摘录如下：
张爱萍同志最近邀科工委在京的几位领导同志，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邓主席、杨副主席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国务院根据当时情况，决定军工自己“滚”……为了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四化建设的大局，军工这支力量，今后应同国民经济各部门一样，纳入整个国家的规划，统一安排。据此：
一、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理核、航空、兵器、航天工业部的全面业务工作，改由国务院统一规划、组织和管理。
……
三、这四个军工部都按照中央的决定，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
另外，也可考虑，将核工业部（二机部）、航天工业部（七机部）……同目前一样，仍由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
文件的详细内容就不一一引用了。不难看出，上述的这最后一句，把核工业部和航天部留下，是根据小平同志最后出面摆平时的意见提出的。
父亲于12月26日在这份文件上批示：
赵总理：“杨副主席要我请示你有何指示，以便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对此建议，遵你曾对我指示的原则，我说明如下几点意见。……其另外项，可不必要。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
不难看出，他的用词极为恭敬，不是批评过他是个“惹不起的人吗”？但他还是挺倔的。我又不是要饭的！要拿就一起拿过去吧，何必遮遮掩掩的，这样倒也干净利落，又不是我个人的财产！
赵紫阳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
这份报告，可以证明，军工体制改革的决心，以及改革的方向和总体思路，是中央最高层决定的。和以往不同的是，本着不争论的原则，事先并没有听取国防工业系统的意见。国防科工委只是根据总的意图，提交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把二、七机部也一并划过去，是父亲最后的意见。
父亲晚年回忆时说：
“80年代初，我遇到的问题是，开始改革开放了，全力发展国民经济。国防工业系统，军工产品需求量减少了，研究、生产部门过剩了，除二、七机部还有事干以外，搞常规武器的力量一下子都闲下来了。整个经济有困难，要靠自己。王震同志是最早提出‘找米下锅’的，试了以后，这个办法不行。我提出，军工企业搞民品，一定要在国务院的统一规划下进行，统一计划、统一安排。但他们那时认识不到这股力量，把国防工业只视为包袱。核电站的那次吵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但两年后，我们自己搞起来了，民品和军贸都起来了，他们这才发现国防科技力量确实有优势。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股脑地搬了过去，把这些部门通通转向搞民品，武器装备也不管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把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纳入国家统一规划。
“由于国务院把国防工业的几个部，也搞成了像民用部门那样的经营型性质。这就出现了新的矛盾。例如六机部改成船舶工业总公司后，海军要船，双方就只能讨价还价。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意见，就我国目前的体制和现状看，武器装备不具备采取一般商品的市场经营条件。尤其是战略武器和重大研制项目，只能是国家行为。
“我看到这样的言论，认为国防尖端科技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现状不协调，是畸形发展。这是不对的，我说是特形。国防科技的领先不是坏事，正是我们的强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通过国防科技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它、削弱它，甚至是取消它。”
父亲自1956年起，到他1987年退休，在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岗位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干了30年，实际上是32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步枪到原子弹，从步兵武器到太空武器，伴随着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在他晚年，我曾就我国军事科技工业如何面对新的时代的发展这一话题，和他有过无数次交流。其实，在一个新事物面前，许多决策未必一开始就十全十美，许多真知灼见也未必一开始就被认同。中央的态度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了问题，改过来就是了。今天，这一切已成往事，父亲当年关于国防工业改革发展的思想，我不忍被时间的长河所湮没，还是记录整理了下来，提供给关心我国国防事业的朋友们。或许多少还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国防工业要不要改革？父亲认为，当然要！但怎么个改法要从国情出发。美国搞的是市场，苏联搞的是计划，我们是沿袭的苏联。在冷战中，苏联垮了，但是不是因此就转而走美国的路？
80年代初，国防科技工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也是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是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是国家无力支持军工这个庞然大物的问题；是军事科技优势和生产能力没有及时转化为民用的问题。企业转制和市场化是个慢功，市场经济要的是规范、健康的市场，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国有大型企业的转制，要等待市场的成熟。当时面对的，对国防工业的方针是压缩和转化的问题，而不是拆掉和转制的问题。因此，应该继续坚持调整、整顿的方针，压缩军品规模，在保住军事科技领先地位的同时，发展民品和军贸，走“以军带民、以军促民、以民养军”的我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
1．必须把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准备打赢一场战争上。绝对不能为追求近期经济效益而搞短期行为，更不应单纯以减轻政府负担卸财政包袱为目的，简单地把军工科研院所推向市场。
2．坚持以军为主。不管国防工业有没有单独的管理体系，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国防工业的核心是军，而不是民。走“以民带军”还是“以军带民”的道路，是一个机制问题。不能认为，军就是包袱，就是纯消耗。以军事科技、军事工业反作用于国民经济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自己的航天和核工业的发展就是如此，从民用出发投资搞航天、搞核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见不到市场效益。两条路子，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哪个是捷径。我个人认为，在市场发育不成熟的80年代中期，立足于自己的基础，做一些调整，比做大手术要好。
3．改造国防工业。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小摊子、高水平”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国家队。政府是投入的主体，是直接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除此之外，对一般军工单位，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分清主次，决定去留；要稳住军品，放开民品。鼓励有条件的军工企业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道路。
4．改制不是绝对不行，但在传统的企业改革尚未进入良性循环，商品市场孕育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对国防科技工业所属单位的转制更要持慎重态度。不妨等待一下，太快、太猛，往往徒具形式。
从1979年到1983年，父亲会同国务院对三线建设进行了调整：一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一批基建工程；二是将军工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向民品生产；三是对选址不当，难以维持，或者重复建设的，实行关、停、并、转。1983年底，国务院成立专门机构，对三线建设进行全面调整改造，一是调整企业布局，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三是技术改造。
调整、整顿使国防工业逐步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再造，许多企业通过转型已经成为驰名中外的民用集团，如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转制为主要生产系列民用车辆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不少三线基地还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拓展业务，如西昌导弹基地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并成为世界知名的卫星城。通过军民结合的产品改造，到1990年，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经达到155亿，占当年军工企业产值的75％，比1985年增长了1．93倍。经过调整和改造，中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已初显规模，在一些具有相对优势领域初步构建起高技术产业群，如光电子产业、软件产业、新型电子元器件，智能仪器仪表、航空产业、卫星应用产业、生物医药等，形成了一批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高技术产业。改革开放后的国防工业的调整和改革，使国防工业成为催生西部开发、实现西部崛起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和父亲的谈话中，我问，你的这些想法是不是过于陈旧？你的观念是不是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老套路上？
父亲说：“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商品。市场经济也不是唯一的，国防、环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就不是市场说了算的嘛！”
“改革是必须的，但不是只有照外国的去做才叫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历史形成的，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极特殊的产业。衡量它的标准不是市场效益，而是战场效益。不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而是国家生存的安全利益。”
“军品供需算不算是市场行为？起码现在不算。市场是买卖双方的事，市场机制是竞争，按四川人说话，是明里标价，袖里还钱。要说算，也是典型的买方垄断市场；或是卖方垄断市场。买和卖，都只是一家嘛。”
“再有，军队不是单纯的买武器。从战争需要出发，不仅要考虑军品的价格和质量，还要考虑生产企业的战时应急能力和技术发展趋势；而民品，买的人只考虑价格和质量就够了，没有哪个人会考虑企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因此，军品竞争决不能是简单的优胜劣汰，将失败者彻底淘汰出局。”
“因此，军工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不能简单照搬一般民用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案。”
“我不反对改革，我说的也是改革。是步子大小的问题。在国际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谈何容易。弯子太大、太猛了，多少年都捋不顺。掉下来，再赶就难了。”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违心地去做他不情愿去做的事情，第一次看到他有自己的见解而不去陈述。那个浑身是刺的张爱萍上哪里去了呢？
我对他说，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不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而是从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国防工业面临的实际出发。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力陈你的意见呢？
父亲说：“怎么没有提过？你没有看到这句话吗？‘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国防工业，国家安全，究竟走什么路？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和原因。”
“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正面理解，是一句劝慰安抚的话，没有钱什么也办不成，大家都忍一忍吧，等国民经济上去了，国防还成问题吗？但父亲似乎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用北京土话说，真是个爱“较真”的人。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这句话给删掉了。
“我们这些人的话听不进去了。外来和尚好念经，有些人就是摸准了这一点，搬出什么专家、学者、洋博士，其实还不是为他们自己的主张代言？”他又说：“我是提过意见的，会上大家也都是同意的嘛！但到时候，就没有人出来附和了。还不是察言观色。我想也就算了，由得他们搞吧。”
父亲这个人，他太要强了。本来他已经决定退休了，但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要他把国防工业的担子挑起来，渡过难关，他二话没说。今天，当走出困境的国防工业展现出自身的巨大潜能时，国家要了过去，他又能说什么呢？这次调整是改革的大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局部的利益要服从整体的利益，小天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就是基调，就是原则，就是衡量一切的分水岭。虽然小天地之说，未必指的是他，但明摆着的是，也未必就是空穴来风。他为了振兴国防工业可以呕心沥血，可以放弃更高的职位，可以冒着政治上的风险和邪恶势力抗争。但唯独使他忍受不了的，是把这一切看成是为了扩张他个人的势力，把持和经营他个人的小地盘、小天地。他真的很气愤，也非常伤心。他可以忍受艰难，忍受高压，但他唯独不能忍受对他人格上的侮辱，对他拳拳之心的曲解。
他曾想过要说些什么，也想过要争些什么，但最后都放弃了。他说：“没有意义了。”这才是最可怕的！连争的欲望都没有了，连申辩的念头都消失了，连最后一点热情都随风消散了。
沉静在巨大的失望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想起来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父亲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达成了中美两军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中美两军最高层的协议。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可谁知道，外交部驻美使馆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张爱萍违反中央确定的不结盟的原则，和敌对势力搞战略同盟。其实，仅仅是因为美方不同意非军事人员进入参联会大本营，这个人觉得丢了面子，说这是歧视性政策，应该取消会谈。父亲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哪能为这点小事所纠缠，说，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这封告状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给了杨尚昆，说让爱萍先看一下，就不要再传阅了，到此为止，有时间，我找他谈一谈。杨把信给了我父亲，父亲顿时就被激怒了，说了声：“无耻！”顺手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哪晓得秘书也不看，见是小平同志处来的，既然首长批的有话，就把信给退回去了。邓小平一看真气坏了，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张爱萍，看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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