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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宋词-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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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李清照，虽然作为一个这么叛逆性的女子，可她毕竟是一个女性，在那个时代里面女性能够到的地方其实非常有限，她可能连像柳永他们能够到的歌楼、酒楼都不能去，所以她的文学当然会受到很大限制，她对生命内容的理解其实也是有限的。像辛弃疾作品里面沙场的经验，或者流浪的这种经验，李清照不可能有，如果用这个来要求李清照其实就不公平了。
一旦讲求形式，也就是没落的开始
谈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北宋词转到南宋以后，它一定要发展成形式主义的这种状态。而且从词的历史来看，一旦开创性的年代过了以后，就要开始去锤炼它内在的形式美，而一个文学在锤炼形式美的时候，其实就是它没落的年代。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词这种形式如果到了强弩之末，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东西要代替它，这个新东西就是戏曲。
其实在南宋的时候戏曲已经开始萌芽了，只是到元代的时候，才真正成为主流。关汉卿、马致远这些人代替南宋的词家，成为了新的文学创造力。元曲与表演艺术，与音乐性产生了更大的结合，也就是说我今天写出来的一首词，我写出来的一个曲，已经不止是我个人写完就完成了，它必须交到其他人的手上，经过伶工唱腔的诠释，跟他动作的表演才算完成。所以《窦娥冤》如果你只是看关汉卿的剧本，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感动。
我看过不同的演员演《窦娥冤》，台湾的演员跟大陆的演员都演过，感觉全不一样，这里面诠释者变成了演员本身。比如说我看过顾正秋演的《汉明妃》，这个戏从元代就出来了，昭君在被嫁出去要告别的时候说，满朝文武怎么要我红粉去和藩。那个时候她的悲凉跟悲壮的感觉，不同的人诠释可以是天壤之别。顾正秋一直到六七十岁时，她的表演还是惊人得不得了，可是二十几岁的戏校的学生，在舞台上是没有味道的，因为她没有办法体会那个心情。也就是当初写《汉明妃》的时候，作者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出来，以及唱腔在哪一个部分高亢到什么程度，然后用什么动作去配合，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元曲势必要走另外一条路，也就是中国的诗词在元代开始跟表演结合，文学过渡到了戏剧。
作为个人创作的这个部分，即使能够写出很好的句子，可是如果不能够采用表演的方式与大众交流的时候，它就不能成为主流了。所以我们看到甚至像明代的汤显祖，他写《牡丹亭》，家里是有戏班的，他每一个句子写完立刻就叫他们唱给他听，做动作表演给他看。他本身就是一个导演了，我们可以说他不只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导演，他的句子的重点要放在杜丽娘的身上，杜丽娘怎么唱，怎么做动作，整个身体靠到地板上，声音还要怎么发出来，全部是有一套方法的，这才能把这个艺术形态完成。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元朝和明朝写诗的人，都不能成为主流了，因为虽然你的文字写得很好，可是它跟大众没有发生关系。所以我想，对于艺术和整个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恐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唐朝的诗人在酒楼上唱《将进酒》，只要自己拿着筷子敲着酒杯就可以唱起来；可是到词出来的时候，你必须把你写的句子交给乐工和歌女，弹着琵琶唱出来。像柳永跟伶工的关系那么好，就是因为这些相当于歌手、乐手的人帮你唱出来。到了元代、明代的时候，不只是歌手，还要有受过严格戏剧训练的演员，由他们帮你表达出来，所以越来越复杂。过去我们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的诗词史，因为我们只是用视觉在阅读它，所以有时候不太容易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写。
我想大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今天的文学。文学在今天有可能正在和更新的一些东西结合，譬如说有时候我在想，王家卫的电影里面在表现谁的文学？有时候他很像村上春树。侯孝贤的电影又在表现谁的文学？其实他们是在用更新的形态去传达文学，那么将来如果提到侯孝贤他们电影的时候，就会注意到他们跟这一代形式的文学之间的关联。
所以，我们今天看北宋词向南宋过渡时的转变，一定要回到那个时代的立场去理解它，才能给它一定的定位，不然的话会觉得怎么今天所有的词家都不如欧阳修、苏轼这些人。好像是由于词的没落，当然在某一方面，我也觉得是词的没落，因为它已经过了那个高峰。什么叫做高峰？文学的形式跟内容达到最平衡的状态是它的高峰。它有一个草创时期，然后到高峰，高峰之后一定要下坡了。下坡时期的重要表现就是它开始雕琢形式，如果没有更新的内容冲进来的话，它没有办法不走雕琢形式这一条路，它势必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姜白石就等于是南宋词的一个收尾，气力微弱了。所谓气力微弱是说他写的句子都越来越小，格局上是小的。可是你想想看，他就在杭州西湖岸边，他怎么去写我们所说的大的东西，像天山是什么，塞外是什么，他也没有经验过。所以我在这里希望能够为南宋的词家做一点辩解。
你看到周邦彦去观察一片荷叶上的露水，那些露水在阳光出来以后怎么样慢慢干掉，一个一个的荷叶又是怎样刚刚从水面升起来：“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他写很小的空间，可是有它的意义，也有它的价值。即使在今天，有时候我们去感觉一下“雾失楼台”，感觉一下“月迷津渡”，你会发现它大概也是你所处这个时代里面的一种美学上的品格。
帕瓦罗蒂与辛弃疾
美学的品格会往两极发展。其实我每次讲到南宋，我就会想到台湾，大概是一九五〇年代，台湾有一类的文学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那个风格，是要走辛弃疾的形式。可是慢慢你会发现怎么去发展辛弃疾都发展不出来，它就变成了姜白石的，它一定是两面的。
我们小时候老是被要求看田单复国那样的戏，唱歌就唱《满江红》，都是悲壮性的东西。可是另外一方面，民间流行琼瑶，它是另外一个调子，所以在美学上它就形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要在一个好像受压抑的时代里面努力去发大的声音、高亢的声音，可是另外一部分它觉得，我认了，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格局，我干吗要去做什么？它就发展出另外一个东西，这是两种美学。将来就看这两个美学究竟哪一个会领先，像南宋你很明显看到辛弃疾的声音后来被姜白石的声音替代。今天田单复国没有人要看了，《满江红》慢慢没有人唱了，它一定会发展出另外一个美学，可是这个美学是什么，我想是值得考虑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文学、美学其实是跟它的时代之间有非常必然的关联。我们大概不能够要求一个艺术创作者，要勉强发出他自己内心没有感觉到的那个部分，因为勉强是没有办法的。
我曾经在自己的一本书的序言里面提到，我在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辛弃疾，可是后来有了另外的感觉——辛弃疾声音虽然很豪迈、很辽阔，可是如果辛弃疾跟李白来比较，你会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李白后面有一个大唐。打个比方，帕瓦罗蒂要发高音很容易，因为他的底气很厚；而你会感觉到辛弃疾底下是薄的，所以发出的那个声音很凄厉。当你要发高音发不出来，底气不够的时候，它会变成很凄厉。所以什么叫做“悲壮”？因为气不够了。其实辛弃疾的东西，你再仔细去听，他写到送荆轲，“满座衣冠似雪”，里面都是凄厉。你会觉得有“壮”的部分，可它是悲壮的，好像隐约感觉到那个声音要发到那么高，是一种好费力的感觉。
所以这也许就是最后姜白石去唱那种小小的歌声的原因，我记得有一阵子大家批判琼瑶的小说，为什么你老是在写冷冷的小手之类的，这时我就想到了姜白石。其实当然不是说她写得好不好，而是大家会觉得你干吗老去注意那个东西，而不去写一个“明月出天山”呢？可是那个部分跟她真的关系比较远。所以也许下面大家读到南宋词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好多的句子，都是琼瑶的老祖宗，像“月满西楼”，“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大概在琼瑶作品中不断出现的，都是北宋转南宋词的经验。所以我们会觉得一千年以后，你还在从南宋词里找东西。当然，南宋词有它一定的影响力量，就是一个比较细微的、比较封闭的、有一点无力感的内在世界的美学，这一点南宋会让后来的人一直学习。所以如果跳开偏见，也许我们对这样的东西会有一个理解。
在文化史上，南朝往往胜过北朝
有机会，你可以看看宋代一些帝王的像，你只要看看宋太祖，再看看宋徽宗的像，就知道什么叫北宋，什么叫南宋了。怎么长相这么不一样，连帝王的样子都是不同的。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持平的心情，就是这些“不同”不见得是好或不好的问题。我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调整这样的偏见：也就是所谓历史、文化上的北朝跟南朝，其实各自有不同的贡献。
我们在讲美术史的时候讲过，王羲之的字是在东晋南朝写出来的，可是他征服了整个北朝的美学，唐太宗最喜欢的字竟然是王羲之的字。所以说明创造力这个东西跟所谓的格局、大小无关——文化可以避开现实的一些限制和束缚，它可以有一个极大的突破性，使心灵上产生很大的自由。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东晋的文化、南宋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偏安朝代的文化，都超过北朝。
南宋时期，北方是金跟西夏，打仗都来不及，可是南宋在西湖写出了最美的文学，创作出最好的绘画出来。东晋王羲之写出了最好的书法，顾恺之画出了最美的绘画出来。《世说新语》说的全部是南朝，所以你会发现文化的创造力其实在于它是不是有对于心灵空间的一个尊重。北朝常常忙于战争或者现实政治，它在文化上没有办法赢过南朝。从魏晋竹林七贤的时代，一直到建安七子，到王羲之，直到今天我们讲的南宋，我们再一次看到偏安江南的这些朝代，它们在文化上的重要的创造力。其实在南宋这个时候，北方的金，它的文学是仰慕南宋的，所以当时像元好问他们全部在学习南宋的这一套文学。
第七讲 秦观、周邦彦
从军人文化转向优雅文化
很多朋友去台北故宫会看到这一张宋太祖的像，他从“殿前都点检”这样一个将军的身份，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然后做了皇帝，也就是所谓的开国之君。宋代很有趣，你如果把宋太祖的帽子、衣服拿掉，他完全是一个武将，很适合去做国防部长那种人物。可是很好玩，我们会发现宋代开国以后的帝王，开始追求一种文人的优雅，在服装上就跟唐的帝王非常不一样。所以这个朝代的有趣，就在于宋太祖本身是一个武将出身，可是他非常防范军人。前面我们曾经提过“杯酒释兵权”，所以他会对文人有一种特别的尊重，大概中国所有朝代对文人最尊重的就是宋代，因为皇帝尊重文人，所以他自己所有的服饰跟品貌，都追求一种淡雅跟素朴，这个部分很明显地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我想如果大家在台北故宫看到宋代文物大展，会对中国古代所谓肖像画有另外一种评价，我的意思是说它其实非常的写实，甚至完全懂得怎么去处理光影以及对于描画一个人物整个形貌的那种感觉。很像郝伯村，对不对？当我们觉得一张距离我们一千年前的画，跟当代的某一个人的身份或者感觉都会相似的话，是说它有高度的肖像意义。它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帝王像，只画出一个很概念性的人物，其实它对于整个身体有很多细节描绘，比如眉毛这个部分一点点凸出的那个肌肉，还有对于眼袋的描绘，还有那个脸颊宽出来的很厚的感觉。在开国时一个武人的那种权谋之心，不是等闲之辈的气概，都被画家很精准地传达出来了。
可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宋代怎么从开国的一种军人文化慢慢转变，转变出它的优雅的这个部分出来。这次台北故宫很难得展出了真宗皇后的像，大家会有一个很有趣的感觉，觉得帝王很素朴、很优雅，而皇后的像都非常繁复，帽子是用很多珍珠镶出来的，那种镶饰是很华丽的。椅子是贴金箔的龙椅，旁边垂挂流苏，非常的讲究，所以女性的文化在宋代跟男性的文化有一点不同，它所有华丽的部分常常放在女性的文化里去发展。像脸上有所谓的“贴罩纱”的这个部分，完全就是像胭脂这样一层罩过来。这一类作品大概是台北故宫最不常展出的，因为它的破损性最高，上面又贴了真正的纯黄金的金箔，是当时宫廷里面最贵重的东西。这一次非常难得，把这一套东西拿出来了，甚至包括仁宗皇后的像，都是完全没有展出过的。
宋真宗的朝代是一个关键的时代，因为宋太祖、太宗朝都有开疆拓土的部分，太宗完成了统一，把后蜀跟南唐灭掉了。到真宗的时候还有过“澶渊之盟”，这个和约使得北宋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安定，没有再有大型的战争，决定了整个宋代的稳定性，所以真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真宗之后到仁宗、神宗，才有真正的最繁荣的文化创造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开创一个和平的一百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仁宗朝大概是宋朝最繁荣的时代，就是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这些人的朝代，是文化水平非常高的朝代。在一种和平、稳定的政治状况当中，它可以去经营文化了。所以在真宗以前你还感觉不到这个力量，可是到真宗以后很明显地，文化上整个的品格就开始改变了。
宋朝皇帝的文化品格
文化到了最高潮就是徽宗朝了，不仅是书法，所有器物的制作到了徽宗朝，都达到了巅峰的状态。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幅《听琴图》，也是描画的徽宗，你完全不觉得他像一个皇帝，他自己好像也以做文人为荣，而不以做皇帝为荣，所以常常要特别去展现他的文化部分，比如他的书法、他的绘画、他的弹琴。他的琴弹得极好，《听琴图》是送给他当时的一个宠臣的，上面有一些题字。所以哪里感觉到他是帝王，穿着这么素雅的衣服，在皇宫的园林中，在松树底下弹琴。
这里面其实看到了宋代的文化，所以宋代会有欧阳修、晏几道、苏轼这些词。宋徽宗本身词就写得极好，他在文化上的品位使得大臣也都会这个样子，因为所谓的上行下效，就是上层的文化品位跟他对于文化的重视，对底下会形成一个示范。作为领导，你觉得打高尔夫非常好，那底下当然就打高尔夫，他提倡的东西一定会跟这个有关。所以宋代很有趣，它把文化、弹琴、词这些东西作为帝王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功课，而满朝大臣也就以这个东西作为文化的功课。你说附庸风雅也可以，当时有人写得不好也要去写，可是他总比附庸别的东西好。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宋代的帝王我常常认为是文化功课里考第一名的，基本上每一个人的书法、文字各方面都写得漂亮得不得了。
这一次在台北故宫里展出的文物里面也有很特别的资料，比如与契丹的国书，我们看到这个国书非常有趣。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可以平等对待周边民族的朝代，当然我们说平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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