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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宋词-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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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们在白居易的《琵琶行》里看到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也是一个愁，可是他可以让愁在自己和另外一个人之间产生对话关系，所以唐代的愁不会被自闭到个人的、绝对孤独的经验当中去。可是我们看到冯延巳或者是李后主的东西，都是晚上一个人睡不着觉，在绝对的孤独当中跟自己进行对话。它几乎变成一种独白，一种深层的独白的过程，它几乎失去了对话的对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刚才讲的自恋形式，可能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点。“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为什么每年到了春天都会有这种新的愁绪出来，为什么每一年它都会再来？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可排解的。我刚才说过这是没有事件性的，这个人是因为失业吗，是因为失恋吗，是因为他选总统没选上吗？我们都不知道，完全没有事件，可他就是惆怅、闲情、新愁。
对于惆怅、闲情、新愁，或者所谓诗人的风花雪月，如果从负面的角度来说，它可能是我们讲的不好的颓废；可是如果从正面来讲，生命中的忧愁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是你怎么样都无法排解的。也就是生命最后的虚无性是存在的，除非你不去想它，大概只有麻木的人，对于那个新愁才会视而不见；一个敏感的人，那个新愁是一定会跟随他而来的。因为他会看到所有生命的周期，他看到柳树会发芽，也会枯死，会看到水边的水草也会有生死，生命也是如此。他看到生命当中的流转过程的时候，他开始问，“为问新愁”。他把愁当一个对象了，我要问你为什么每年都来？这个“为问新愁”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句法，把愁当成他真正的伴侣、对象去对话了。
下面两句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也就是我刚才提到最能够入画的那种画面：“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独立小桥风满袖”，它绝对像宋徽宗后来拿来考画家的那样一个诗体。我们大概都有过这个经验，人一定不多，在某一个傍晚，有风，然后你自己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你的衣服被风吹起。“独立小桥风满袖”其实是一个自己存在的状态，这个状态是一种饱满，也是一种孤独。饱满和孤独看起来是两个不相并存的生命状态，可是同时存在，你大概在拥有最大的生命喜悦的同时，一定有最大的生命感伤，因为它们是同时并存的。所以我想“独立小桥风满袖”是一个意象，它没有我刚才说的喜悦或忧伤，可是我们会感觉到它其实传达的是双重感情。大家可以在生活里找一下，是不是在自己的一生当中有过一个“独立小桥风满袖”的体验。比如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风吹满，衣服的每一个隙缝里面都有风，而且风在同你的身体发生对话，这个时候你好像才第一次意识到你是存在的，你作为一个生命存在的个体，既感觉到了喜悦，同时又有感伤，因为你知道它会消逝。
“平林新月人归后”，也是一个意象。一片树林上面，有一个刚刚升起来的像眉毛一样的弯月，一轮新月，人已经走回去了。注意是“人归后”，因为“人归后”以后剩下的画面是一个空的画面。
我们会发现，唐朝的画面里都有人，而宋朝的画面经过五代以后，人走掉了，有一点像欧阳修讲的“平芜近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这样一个感觉。所以你在宋以后的画里看不到人了，因为人远离了。“平林新月人归后”是把人拿掉以后看到的风景，在唐朝没有机会看到没有人的风景，或者不从人的角度去看的风景。从人的角度看到的风景都是征服的，不从人的角度看的风景，才是宋朝提出来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它使你自己以一朵花或者一片雪片的经验去看宇宙自然，使你自己成为大自然当中的一部分。
杯酒释兵权
对于五代到北宋这一时期，我们反反复复从不同角度讲，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特质做些比较，对过去接受的概念产生一些不同的理解。
会有哪些不同的理解呢？我想至少我们刚才提到，宋朝开国的经验是同唐朝决然不同的，各位如果去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会看到开国的宋太祖赵匡胤的像，那张像你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宋朝非常写实，所以画出了一个脸很黑、很魁梧的军人，完全是一个司令的样子。因为他是当时的大将，后周的一个大将，五代十国时的一个大将。“陈桥兵变”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当时的部下拥护他做宋太祖，做皇帝，其实就是篡位。在一个朝代里篡位，以中国儒家的角度来讲是会被诟病的，所以他就扮演了一个有趣的、政治上很会圆融的角色。我们所听到的“陈桥兵变”，一直是说黄袍加身给他，可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后来不得已，那个黄袍就盖到他的身上去了。所以所有的执政者后来都很向往赵匡胤，就是心里虽然想要，表面上却说不要不要。我们读宋史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因为赵匡胤黄袍加身以后就回到老家看他妈妈，妈妈大概是乡下人，讲话比较实在，她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意思是儿子向来都胸怀大志，今天果然做到了。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宋史当中的这一句话其实透露出这个人不是没有野心的，他大概早就有野心，只有妈妈知道这个儿子一直有这个野心，可是在陈桥兵变的时候，他一直用推诿的方法来扮演一个拒绝的角色。
不过，我们看到宋太祖赵匡胤在执政之后，马上做了一件大概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叫做“杯酒释兵权”。所有聪明的执政者在执政之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定是收兵权。只有糊里糊涂的政治家会不懂这个东西，因为军权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收兵权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用强迫的、军事的力量去收，还有一个是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样的方式，请大家吃一顿饭，据说当时宴会的外面强兵环伺，意思是说你不放兵权，下场也该知道是怎么样。所以谈笑之间，这些人全部就退隐了，这些大将全部退休，从此赵匡胤就把兵权整个抓在手上。
我想我讲这两件事情是在说明，其实赵匡胤是一个真正从军人干政，然后篡夺政权的，所以他对于军人干政、篡夺政权的忌讳也是历代君主中最强烈的。大家都了解唐朝是非常能给军人授权的，唐朝有很多节度使。节度使就是拿着这个“节”，你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变成地方首长。唐朝最后最麻烦的一点就在于对这些大将根本管不了，因为皇帝没有兵权了。可是这些大将，像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节度使，所以唐朝其实是一个充分授权的时代。到了赵匡胤的时代，他就以唐朝为戒，同时也以自己为戒，因为他自己就是篡位的。五代十国这么纷乱的局面，都是由于军人干政。所以他的“杯酒释兵权”是一个极其成功的过程，而且他还要求子孙后代也不再让军人执政。于是宋代军人干政在制度上被排除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宋代所有领军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文人，比如我们提到的范仲淹、韩琦、苏东坡等人，都曾经在陕西领军过。文人领军的形态，在对待整个战争的态度和方式上会不一样，他们不太会采取以力服人的手段去征服敌人，而是会采取尽量避免战争的方式。避免战争的心态跟一个主动去触发战争的心态比较，会形成非常不同的政治走向，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到宋朝的开国，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很特殊的文化风格，其实跟它很多的政治制度有关。
我想我们在讲中国美术史时也提到，有关宋太祖去世的一桩民间疑案，就是“烛影摇红”。宋太祖是军人出身，身体又好，每天生龙活虎的，他弟弟一直等着要做皇帝做不到，所以后来就在他生病的时候下手。据说外面看到蜡烛的影子一片摇动，有人看到弟弟把哥哥勒死了，取得政权的就是他的弟弟赵光义，也就是宋太宗。我们过去讲过，唐太宗就是杀了他的哥哥，然后提着哥哥血淋淋的头，拿着刀去浴室见爸爸。爸爸脱得光光的泡在浴缸里，他就和爸爸说，我跟哥哥比武，不小心把哥哥的头砍下来了，请爸爸治罪。爸爸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立刻就退位做太上皇，让位给太宗，就是李世民。所以取得政权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形态。
重要的文化品质
宋太宗继位之后，基本上推进了一点统一的进程，就是灭后蜀、灭南唐。可太宗是军武出身，很被后蜀跟南唐看不起。我们一再提到李后主亡国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画面：宋军兵临城下，李后主投降，然后被抓到北方，宋太宗封他为“违命侯”。违抗命令的侯，可还是侯爵，绝对不是很低等的囚犯的身份。招待群臣的时候，他还是王侯。喝了酒之后，宋太宗说，听说你文采很高，很会填词，就立刻填一首吧。填了词以后，宋太宗称赞他“好一个翰林学士”，意思是说你做文人大概还不错，做皇帝是不够格的。他被软禁在皇宫当中，写了很有名的《虞美人》、《相见欢》这些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的文人在其后的时间里，反而慢慢在接受来自南唐和后蜀的非常高的文化美学气质。我一再强调，在一个独立的不受干扰的环境里，四川和江南这种富有的地方发展出了非常高的文化，可是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大概都是失败者，因为它们越来越没有打仗的经验，越来越没有战争的经验。可是它们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品质，使得后来的政权有机会学习。所以我们看，到了真宗、仁宗皇帝，也就进入了宋代文化水准最高的时期。
大家可能记得宋真宗时还有所谓的“澶渊之盟”，还打过仗，签订了“澶渊之盟”。你看到他已经打胜仗了，也是宋朝难得的一次胜仗，可是胜仗之后他并不要求延续战争，而是签订了“澶渊之盟”，那么“澶渊之盟”也就建立了宋代以后谈判的一个方向，就是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相处，而不是继续战争。我想这种情况的形成也是由于宋朝非常特殊的背景，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太祖本身是军人出身有关。因为军人出身，所以他太懂得军人是双面刃，你可以用他杀别人，也可能被他杀了。所以宋太祖非常害怕，防范军权在历史上没有这么严的，这样的结果是，宋朝的军人地位很低，让文人去领导军权，给文人很高的位置。
最上轨道的科举制度
我们看到在唐朝的时候，像李白这种人基本上还没有“科举人”的身份，也没有正统的资历，李白是因为诗写得好被赐为翰林学士的，所以他有一点属于皇室御用文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我觉得宋代是所有朝代里科举制度最上轨道的，我这样讲也包括今天在内。我觉得一个朝代可以把一个时代的精英都考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洵这些人，全部是科举出来的。
一代精英全部被考试选拔出来，说明这个考试制度非常了不起。它有一个很严格的系统，而这个系统里面都是由非常好的文人来主管，比如苏轼考试那一年主考官就是欧阳修，他们的品格之高、品位之高，形成了历史上最高的文人风范，这一点使得在文人政治的背后产生了一种个人的从容。我现在讲到“从容”两个字，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的文人可以在政治上没有恐惧感，没有这么强的恐惧感，可是宋朝的文人有很大的自信和安全感。你看苏轼可以把一个一个皇帝气到简直要杀他，可是又不能杀。为什么不能杀，因为所有宋朝继位的皇帝都必须跪读宋太祖的遗诏，那遗诏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杀士大夫”，这是宋朝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是祖宗家法。你再怎么生气，你可以把他降职、流放，但你不能杀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文人其实有一个被充分尊重的地位。而且在上朝的时候，我们叫“坐而论道”，就是大臣都是坐着跟皇帝谈话。在元朝以后，你看不到这个画面了，都是跪在那里，而且离得非常远。
所以在这种环境里我们看到，宋朝出现了这个文化当中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这当然是因为知识分子本身的人格得到了高度的尊重，这一点甚至近代都未必做得到，文人有时候会在政治里被利用一下，可是未必真正能够变成对于国家政策，对于各方面进步最重要的决策者。像王安石跟苏轼、跟司马光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争论，形成党争，可是政权本身不插手，不会用调查局或者什么情报单位去搞，去让他们中间产生斗争。他们上朝意见不和，下来还是好朋友，王安石跟苏东坡常常在一起写诗，一起下棋，可是上朝的时候你是新党，我是旧党，清清楚楚。我想这在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有的开明的状况，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会帮助我们体会北宋词的一种从容。
宋代皇帝有非常强的文人气质
我觉得在历史上知识分子常常是处在一种战战兢兢的状况中，卑微可怜，没有几个知识分子站在政权前面是坦荡荡的，只有两种状况，一种是卑微，一种是悲壮。能够像宋朝知识分子有那么坦荡的情怀，我想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由于宋代继承了后蜀和南唐文人政治的一个基础，比如李后主就非常像文人。
如果说哪个朝代的皇帝有非常强的文人气质，大概也就是宋朝，从真宗、仁宗之后，到神宗、徽宗，其实都像文人。那一年把徽宗的像借到法国去展的时候，整个香榭丽舍大道两侧挂满了穿红衣服坐在位子上的宋徽宗像。法国人都迷死了，说你们的皇帝真是帅哥。宋徽宗的相貌之清癯，文人气质之优雅，的确让我们感觉到他不像一个帝王。如果大家去台北故宫，我特别希望你比较一下宋太祖跟宋徽宗，那个宋太祖真的就是屠夫一样的，脸黑黑的、壮壮的；但是到宋徽宗的时候就非常文人了。当然我们会觉得皇帝应该很霸气或者霸道，可是为什么皇帝就一定要霸气、霸道呢？从皇室教育来讲，宋代的皇帝都写得一手好字，作得一首好诗，画得一幅好画。这是皇室教育的成功，而皇室教育的成功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批文人，都扮演了皇帝老师的角色。朱熹就做过皇帝的老师，这些人做皇帝老师的时候，他会把文人的经验传递给皇帝，使得这些皇室教育当中产生了一批可以讲道理的皇帝，可以真正谈文化的皇帝。
我想正是这些背景构成了宋代的词和文学的发展基础。所以我特别希望当大家在读到欧阳修、范仲淹这些人的词时，不要忘记他们都是类似于像我们今天的一个省长，或者是一个边防司令的身份，可是他们会写出这么优美的词出来。他们表达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时，不会觉得羞怯。今天在官场里面，我们的官员未必敢流露这个部分。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男性担当特殊角色的社会结构当中，他可以流露出“日日花前常病酒”的情感，那么我们大概就要思考这个文化是很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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