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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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父亲等等历史问题，处在反革命边沿上，就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了。所以这一段流亡，并不是诗，也不是画，更没有那么多诗情画意，而是现实，一次一次说不完的痛苦现实。

　　“课堂上讲不完的旧石器、新石器、陶片瓦片，它距离现实又太远了。有时候我后悔，还不如考个地质系去做一名地质队员，山南海北、大漠沙荒去找矿，找不到金矿银矿石油矿，就登上高山断崖，双眼一闭，身体向前一倾，一了百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赵其昌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激动，有时消沉，谈起话来杂乱无章，有时夹杂几句粗俗的比喻。姑娘紧闭双目，无心再听下去，偶尔眼角滚出几滴泪珠。小木屋一片寂静。外面那恼人的雨，淅淅沥沥，却越下越大起来。

　　三个月后，姑娘不再来木板房了。朱欣陶老人问发生了什么事，赵其昌眼含泪水回答：“我把家庭历史问题都告诉了她……”

　　1957年是个多事之秋，全面彻底地清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号角已在中华大地吹响。这是一个滋生政治激情的时代。对于他们的分手，似乎没有人表示不理解，分手是正常的，不分手才是不可思议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

　　199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十三陵特区的裕陵村，寻访一个期待许久的爱情故事。

　　三间不大宽敞的屋子里，高保发坐在案桌前，就着一袋花生米，自斟自饮。儿媳妇在外屋做饭，小孙子在一边蹦蹦跳跳地玩耍；儿子干活还没有回家。不太明亮的屋子里弥漫着炊烟，使人感到沉闷和窒息。

　　这是一个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家庭。也许我们心中装着过去的那段美好时光，才对今天的这个家庭生发更多的悲壮和惋惜之情。

　　要不是当初他遇到这个女人，并发生了激荡人心的爱情故事，或许三十年后不会有那么多人记得住他的音容笑貌，尽管他也曾做出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轰动发掘工地。

　　高保发在众多的民工中，并不特别显山露水，那时他才十八岁，十八岁的人生并未成熟。他像大家一样整日默默无闻地在探沟里劳作。

　　突然有一天，他的名字在民工中传开，起因是为一把铁锹。

　　每天早上一开工，民工们就一窝蜂地拥向工棚争抢轻便而顺手的铁锹，不然就只能拿到既沉重又蹩脚的工具。有天早上，高保发抢到一把锋利的铁锹后，心生一计，收工时不再把工具放回工棚，而是偷偷用土埋起来，第二天再不慌不忙地原地取出。一个月后，秘密被发现了。一个民工等他心安理得地走后，又悄悄扒出来，换一个地方埋好。次日一早，高保发像从前一样来到原地，扒了半天却不见踪影。民工们哄然大笑，他只好红着脸，去工棚捡了把最差劲的铁锹走下探沟。从此，高保发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他竟从八米多高的木架上摔下来，而安然无恙！

　　第二道探沟的发掘工程一开始，发掘队就找来会做木工活的民工许进友，在探沟两侧搭起一个脚手架，当探沟挖下两米深时，便由人站在脚手架上一筐筐向外提土。

　　一天，探沟继续挖入地下7米，高保发站在脚手架上正一筐筐艰难地把泥土从沟里提出。突然，“轰隆”一声，脚手架木板断裂，架子倒塌，高保发向探沟跌去。

　　一切急救措施在此时都是徒劳，只有瞪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他下沉的躯体，等待命运的判决，刹那间高保发在大家的心中，伤残或死亡已成定局。因为他的身体上面，跟着落下来的是沉重的木板。然而，奇迹发生了：高保发落地后，一个急滚翻，滚到一堆刚挖起的泥土上，沉重的木板砸在离他头部只有几厘米的地方，吓得大家出了一身冷汗。他爬起来，没事一样扑打扑打身上的泥土，傻乎乎地走出探沟。高保发从此名声大振，也有人预言：“高保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预言，不久便得到了应验。

　　工地从机械化发掘后，原来的民工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发掘队又从附近农村招收了一批民工，其中六名是不足二十岁的姑娘。因为有了女性的存在，工地生活便丰富多采起来。

　　一天上午，大家正坐在松柏下休息，刘精义突然提议要小伙子和姑娘们轮流唱歌，虽然得到一致响应，但没有人愿意出场。最后高保发自告奋勇，站出来唱了一首《达坂城的姑娘》。

　　欢笑过后，临到姑娘出场。她们更是羞涩，捂着脸不肯露面。最后还是白万玉老人撺掇，让十七岁的刘桂香登场。

　　刘桂香身材矮小精干，好说爱动，俊俏的瓜籽脸总是露着微笑，很是惹人喜爱。她只上过小学四年级，便弃学务农，平时大家都叫她“四年级”，只有很少场合、很少的人才亲切地唤她一声小刘桂香。

　　小刘桂香不再推辞，红着脸，甜甜地唱了一段《送情郎》：

　　送情郎送到那大路旁。

　　两眼相望无话讲

　　太阳升起天已亮

　　妹妹心中发了慌

　　伸手抓住郎的武装带

　　泪水如珠溅到情哥哥的身上

　　……

　　事情如此简单，高保发一首《达坂城的姑娘》，刘桂香一曲《送情郎》，竟成为他们感情的纽带和爱情的催化剂。两个年轻人不知不觉地相爱了。

　　小刘桂香身体单薄，每遇重活，高保发总是不声不响地前来帮助。小刘桂香见高保发衣服破烂，便悄悄地给他缝补，并送些绣花鞋垫之类的东西给高保发，以示感激和爱恋。1958年9月21日定陵地宫打开后的当天，他们在陵园的小木屋举行了婚礼。这是定陵发掘两年来唯一的一对终成眷属的有情人。他们当初的恋情及友谊，历经三十余年，仍被同期劳作的人们熟记与怀念。

　　遗憾的是，当我们来到高保发家中，要亲眼目睹一下这位充满浪漫与传奇色彩的女性时，她已因患病无钱医治，离开人世整整二十年了。所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散发着青春气息、永远面带微笑的照片和这个破碎悲凉的爱情故事。


第七章　定陵之主

21岁的青年皇帝，即着手预建自己的陵墓。群臣踏破青山，遍选吉壤；梁子琦争功未成，反遭贬罚之祸。一场场惊险奇特的故事之后，定陵开始了长达6年的建造——

“吉壤”纷争

　　从1582年冬天到1583年春天的几个月，万历皇帝的情绪陷入了紊乱。继张居正之后出任首辅的张四维，洞察主人心理后，经过一番苦思瞑想，终于得到了一条计策，他建议万历修建寿宫，以消除张居正事件引起的不快。万历皇帝欣然同意。

　　事实上，早在1580年3月，不满18岁的万历皇帝第一次到天寿山谒陵时，就开始考虑建造自己的陵寝了，只是当时担心张居正等人劝阻谏争，所以此次谒陵并未公开提出预建自己寿宫的想法。张四维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此时不允，更待何时？于是，在张居正病故仅七个月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布谕旨：“朕于闰二月躬谒天寿山，行春季礼并择寿宫。”

　　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对于刚刚步入21岁青春年华的万历皇帝来说，这一看似奇特的抉择，当然并非是他认为自己死期临近。有研究者认为张居正的去世，使他越来越感到群臣阁僚们并没有把皇帝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机构来看待。万历虽然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如果仔细地回忆万历的人生，就不会遗漏这件事以及万历在这件事情中所表示的思想脉胳及人生感悟。那是1583年春，恰值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次策文的题目出人意料地竟多达五百字。他询问那些参加会试的举人，为什么越想励精图治，后果越是大臣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弛？

　　答案显然是无法靠几个参试的举人能准确地找到的。此时的万历皇帝陷入了更加沉重的精神重压中，他唯一的希望和寄托，就是接受这精神上的活埋。

　　这次预筑寿宫出乎万历意料的是，不但没有遭到廷臣的劝谏和阻止，反而得到了极力迎合：“我皇上欲因春礼预择寿宫，宏度卓识，其与三祖（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作者）同符。臣等不胜钦仰。”

　　对廷臣如此迎合的态度，这是万历皇帝所始料不及的。事实上，直到他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廷臣在他所干的其他事上，横加干涉、屡屡进谏，而对此事却如此宽容和谅解？也许，群臣们认为，此时的皇帝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后代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正值青春年少，但是已为人君而且御宇十年，具有足够的资格当此殊荣了。

　　根据张四维的建议，此项工程参照明世宗在嘉靖十五年选择山陵的惯例，先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及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前去天寿山先行选择“吉壤”二、三处，以便于皇上在谒陵过程中钦定。

　　1583年2月4日，礼部首次派遣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工部派出督水司主事闫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阴阳术士连世昌等人，赴天寿山先行勘踏选择。

　　陈述岭一行来到陵区以后，开始了紧张而认真的勘察，足迹遍及陵区大小山丘、平原河流，经过一番冥思苦索地选择之后，于2月14日返回北京。第二天礼部向皇帝呈奏了他们的选择方案和图示，礼部题：“据祠祭员外郎陈述岭会同工部督水司主事闫邦等先诣天寿山，四顾相视，择得永陵东边一地名谭峪岭，昭陵北边一地名祥　子岭，东井南边一地名勒草洼，俱为吉壤。”

　　万历皇帝览阅之后，急命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张四维、司礼太监张宏及通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同去校勘。

　　徐文璧一行来到陵区，按图示登上谭峪岭，俯首观望，整个陵区尽在眼底。虽是二月早春，草木尚未发芽吐青，但置身山中，却分明感到一股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每到太阳初升的早晨和日落的黄昏，山下的青松翠柏之中便升腾起茫茫白雾，春风荡过，白雾飘缈起伏，在殷红的霞光中闪烁着彩绸般的光泽。青松、霞光、白雾恍如人间仙境，的确是兴建寿宫的好地方。

　　徐文璧一行看过谭峪岭，又先后来到祥子岭和勒草洼勘察。这里虽然和谭峪岭不同，却也有独特的风格和不容忽视的地理特点。就总体而言，和谭峪岭难分上下。

　　二月底，徐文璧、张四维等人回京，向皇帝呈奏：“三处地址确为吉壤。”

　　三处俱吉，自然不能俱用，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而这个选择，只能由皇帝自己钦定。于是，万历假借恭谒山陵行春祭礼为名，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第二次“谒陵”。

　　圣旨一下，朝廷内外一片忙碌。礼、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职责，仔细地做着准备。到闰二月九日，突然狂风大作，黄尘蔽日，群臣无不惊慌失措。内阁首辅张四维认为天时不利，前行无益，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谨出入”条，谏止皇帝放弃这次“谒陵”。万历选择“吉壤”心切，不顾张四维的阻谏，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决定继续前行。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30名，大汉将军300名，其他武装军校四千余人，浩浩荡荡，向天寿山行进。

　　御驾尚未出动，京城便开始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戒严事宜。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声势浩荡显赫的队伍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室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在几十里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万历发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侍卫们赶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灾。这次事故，群臣再度大惊失色，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即劝万历停止前行，但未得同意。

　　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万历此行的目的是很明显，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既然以谒陵为名，那么谒祭在所难免，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此，在出发之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十四、十五两日，万历在拜谒完长、献、景、裕、茂、泰、康、永诸陵之后，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后经张四维谏阻，才勉强作罢，只命驸马等人去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三处详细察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万历：“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以至最后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事件。

激烈的交锋

　　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有个名叫梁子琦的通政司左参议，感到建立奇功的机会到来。于是向万历陈奏：“臣子琦自幼深晓地理风水，请命臣前去天寿山选择吉壤。”

　　万历览奏后大喜，想不到本朝还有这么多的奇才，急命梁子琦随礼、工二部一同前往核视。梁子琦获悉皇帝对自己的陈奏和才华十分赏识，便在实地踏勘中别出心裁，处处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及术士连世昌意见相反。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人从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察看，终于选中了形龙山、勒草洼前、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六处“吉壤”；梁子琦个人择得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长岭山、景陵左山等八处。三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将本部及钦天监择得的六处和梁子琦个人择得的八处，一并呈给万历皇帝。万历览奏之后，谕令部、工二部再行实际踏勘，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四月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被列为“吉壤”，内心十分欣喜，仿佛看到大明帝国的高官厚禄就在眼前了。

　　令梁子琦遗憾和痛恨的是，首辅申时行的出任，使他失去了这次加官进爵的机会，最终落得贬职闲居的下场。

　　张四维继任首辅不到一年，父亲不幸病逝。张四维无法像张居正一样，再来一次“夺情”，只能离职守制，在此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