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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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人怀疑在这些表面行为的背后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动作，而且能源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动机。不过，以色列一直在密切监视着这些进展，并且获得了关于周边国家军事化的详细情报，尤其是位于巴格达附近图韦萨（al…Tuwaitha）的塔穆兹（Tammuz）核设施，即更为有名的奥西拉克（Osirak）核电站。以色列同样在本国的核武器计划上投入了巨资，同时对一套法国设计的、射程超过200英里的导弹系统进行改造。到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时，以色列被认为已经建成了一座拥有13枚核弹头的军火库。
　　　　对于这些行为，在必要的时候，西方国家会装作看不见。例如对伊拉克，英国在70年代初的结论是：“尽管令人感觉压抑和非常不快，但是目前的政府似乎控制得很好。”这是一个稳定的政权，因此英国可以与之做生意。同样地，巴基斯坦的活动也无人理会。该国于70年代在地下修建深层设施，以便进行秘密实验，并且最终成功试爆。他们在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的拉斯库山（Ras　Koh）开凿了五条深入地下的平行隧道，每一条都能承受2万吨的核爆威力。巴基斯坦的科学家遗憾地说：“西方国家坚信，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永远不可能掌握这一技术”，然后　“执着而兴奋地把所有东西都卖给我们……他们真的是在央求我们买他们的设备”。事实上，像美国、英国和法国这样拒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和约束的国家，很难看到他们的核扩散行为遭到严厉的指责。他们对那些偷偷摸摸进行核试验的国家感到恼火，但事实上，隐藏在这些虚伪的发达国家背后的，是争先恐后掠取现金或廉价石油的狂热。
　　　　控制核材料扩散的努力也是敷衍了事。1976年，基辛格建议巴基斯坦停止它的（核材料）回收项目，而使用正在伊朗修建的美国设施。该设施的提议者正是迪克？切尼，意在使之成为本地区的能源枢纽。当巴基斯坦总统拒绝了这一提议后，美国威胁要中断对该国的援助。
　　　　基辛格也开始重新考虑，允许外国政府获得构成核力量基础要素的技术及方案的做法是否明智。“我对伊朗（建造和反应堆的）交易感到十分厌倦，”他在1976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这样说道，尽管他在这一交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虽然我批准了它，但我明白无论在哪里这都是场骗局……我们是唯一一个头脑发热、不切实际的国家，干着违背我们国家利益的蠢事。”
　　　　在华盛顿，越来越多的类似观点表明美国已经陷入了困境，而且还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并随后指出：鉴于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已经破损，“美国眼下没有任何可以取代伊朗的潜在盟友”。尽管伊朗国王的政权饱受批评，尽管西方媒体不断指责伊朗警察机构萨瓦克的残忍行径，美国政府仍然给予该国明确而坚定的支持。卡特总统在1978年的新年前夜作为晚宴嘉宾飞到德黑兰。总统说道：“在这个日益混乱的地区，只有伊朗是一座稳定的岛屿”，这要归功于“国王的伟大领导”；这个国家的成就“依赖于陛下本人，依赖于您的领导，以及您的人民对您的敬佩和爱戴”。
　　　　这与其说是怀揣理想，还不如说是对现实的视而不见。每个人都清楚风暴正在酝酿。在伊朗，人口增长、快速的城市化以及专制政权的铺张浪费，酿成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习以为常的腐败，使得用来建造反应堆的数亿美元“佣金”统统落入了王室成员以及政治亲信的口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德黑兰的局势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人涌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和生活成本的增加，原因是全球石油供应超过需求导致了石油的价格一路狂跌。
　　　　不断加深的分歧对霍梅尼来说十分有利。作为1975与伊朗国王达成协议的一部分，伊拉克曾将他驱逐出境，之后他便流亡巴黎。他的大儿子可能在1977年被萨瓦克杀害。现在，霍梅尼站出来控制了局面，宣称将立即对伊朗的现有弊病开出药方并承诺治愈它们。霍梅尼是一个出色的宣传者，他能够抓住民众的情绪，就像三十年前的摩萨台一样。在一场向左翼改革派、伊斯兰强硬派和几乎所有那些非既得利益者发起的呼吁行动中，霍梅尼宣称，现在是时候让国王靠边站了。社会发展的受益者应该是伊朗民众和伊斯兰教徒，而不是伊朗国王。
　　　　为了减轻人们对伊朗可能成为一个宗教国家而感到的恐惧，霍梅尼承诺，阿訇和宗教狂热分子不得直接统治国家，但是可以提供建议。他为未来确立了四条原则：使用伊斯兰律法，清除腐败，取消不公正的法律，终结外国势力对伊朗事务的干涉。这些并不容易让人们记住，但是这种将不仅是伊朗而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都囊括进去的说法，为他赢得了各式各样的支持者。20世纪70年代，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该国有超过40％的人口都营养不良；不平等的现象随处可见，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的处境几乎毫无改善。霍梅尼称，是时候该由伊朗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他向战士们呼吁：“即使他们向你们开枪并杀死你们”，死了成千上万，但终将证明，“鲜血的力量比刀剑更强大”！
　　　　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寄托着美国人太多希望的伊朗国王前往德黑兰机场，他在那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我觉得累了，需要休息。”然后最后一次飞离了这个国家。没人知道他能否阻止后续事情的发生。而一些欧洲领导人的反应则更为明确：在这一被卡特总统称作“我的外交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的日子，西德总理施密特（Schmidt）在讨论中东问题时发出“人身攻击”，称是“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干涉……才导致了全球的石油问题”。
　　　　美国人还希望作最后的挣扎，事实证明他们醒悟得太晚了。1979年初，华盛顿将美国欧洲司令部总司令罗伯特？哈伊瑟（Robert　Huyser）派往德黑兰，以证明美国对伊朗国王的支持，并且特别强调，美国的军队将继续力挺该政权。然而没过多久，哈伊瑟就意识到前景的不妙，甚至还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他的亲眼所见足以让他明白，伊朗国王来日无多，霍梅尼不可阻挡。
　　　　美国的政策可谓支离破碎。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向伊朗及其周边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美国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百依百顺，同时赶走或替换那些拒绝与美国合作的人。这种试图控制亚洲复杂中心地区的政策，最后被证明是场彻彻底底的失败。用当时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安东尼？帕森斯爵士（Sir　Anthony　Parsons）的话说，西方国家“使用了正确的望远镜……但是（我们的）方向错了”。更糟糕的是，反美言论现在几乎遍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已经转向苏联；印度和莫斯科的关系，也比和华盛顿的更亲密；而只要有可能，巴基斯坦将随时准备接受苏联的援助。在这幅拼图中，伊朗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块，然而现在却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这看起来像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霍梅尼在1979年末所说的：“东方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出自那些西方的外国人，在当前则是美国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美国人造成的。”
　　　　伊朗国王的倒台加深了华盛顿的恐慌，也增加了莫斯科的希望。对苏联人来说，伊朗的崩溃似乎意味着一个充满机遇的转折点。可笑的是，西方不仅误判了伊朗的局势，还误判了其他地区的局势——如阿富汗。美国驻喀布尔大使曾经在1978年的汇报中说，两国的关系相当好。确实，在乐观的美国人看来，阿富汗的确是个很成功的案例，就像以前的伊朗一样。自50年代以来，当地学校的数量增加了十倍，更多的学生选择了像医学、法律和科学这样的技术性学科；女性的教育也开始取得成效，获得初等教育的女孩数量大幅增加。
　　　　有传言称，1973年上台的达乌德总统其实受雇于美国的中情局，而他推行的激进策略也是美国人一手策划的。尽管这是个无稽之谈，但还是引得华盛顿和莫斯科外交官们进行了大量调查，这显示出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压力是多么的大——这可是它们在亚洲“大博弈”中的最后一局。
　　　　在短暂的混乱过后，如何稳定局面成了当务之急。从任何角度看，美国都似乎严重偏离了它的路线。它在伊朗国王身上投下的赌注看来已经是赔光了，不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还有其他的国家正等着美国人去喊价。随着伊朗革命的结束，随着伊拉克倒向苏联，美国不得不认真考虑它的下一步动作，并且最终再次引发了一场灾难。
　　　　
　　　　第二十四章
　　　　
　　　　灾难之路
　　　　伊朗革命使得美国在该地区搭建的纸牌屋轰然倒塌。其实，那里早就已经出现不稳定的迹象了。君主政权的腐败、经济萧条、政治瘫痪以及当局暴政，为那些勇敢的批评者提供了太多的把柄，使他们的改革承诺逐渐深入人心。
　　　　不少人为伊朗的前途愈发感到紧张、担忧，因为有迹象表明，苏联正积极密谋着如何利用这一局面。即便在克格勃失去了其在伊朗最重要的外交渠道艾哈迈德？莫哈拉比（Ahmad　Mogharebi）将军之后，苏联的活动仍在继续。莫哈拉比因其“关系网遍布伊朗各精英阶层”而被莫斯科誉为“俄罗斯最优秀的代理人”，但他与克格勃上线的会面引起了萨瓦克的怀疑，并在1977年被逮捕。这促使苏联人的活动更加小心翼翼。
　　　　在1978年初的瑞士货币市场上，伊朗里亚尔被大量交易，这一反常的现象便是苏联代理人受命资助其伊朗支持者的结果。印刷精美的《纳维德》（Navid）是左翼党派人民党发行的报纸，该报社承认，他们不仅得到了苏联的资助，连这些报纸都是在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印刷的。不断向伊朗反对派灌输游击战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预示着莫斯科正准备涉足这一君主倒台后权力空缺的国家。苏联人的身影同样出现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他们开始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Assad）提供更多的支援，尽管克格勃认为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自大狂”。
　　　　另一方面，1978年底，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发了一份题为“难以置信”的电报给华盛顿，极力主张马上实施应急方案。沙利文认为，美国应在霍梅尼掌权之前尝试与他沟通接触，而不是在他掌权之后。然而这封电报连同沙利文的建议一起，都华盛顿被忽略了。白宫里的主流声音是，美国能够控制局势，继续向伊朗国王提供支持，并同意1979年1月底伊朗首相沙普尔？巴赫蒂亚尔（Shapur　Bakhtiar）提出的建议：如果霍梅尼回到伊朗，就马上逮捕他。
　　　　几天之后，这些想法就被证明是毫无远见的。1979年2月1日，在被迫流亡14年后，霍梅尼再次踏上了德黑兰的土地。人们蜂拥至机场欢迎他的归来，并尾随他来到德黑兰以南12英里的烈士陵园。在那里，还有25万名支持者等候着他。他怒吼道：“我将用拳头击向这个政府！”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他的演讲，并估计大约有500万人随他一同进入了首都。
　　　　随着霍梅尼的支持者控制了该国，局势开始急转直下。2月11日，美国关闭了驻伊朗大使馆。沙利文大使在发回美国的电报中说道：“军队投降了，霍梅尼赢了，我正在销毁所有的保密文件。”三天之后，一些敏感资料还没来得及粉碎完，武装人员就已经攻破了美国大使馆的院墙，并很快在霍梅尼副官们的管控下恢复了秩序。2月16日，沙利文大使见到了伊朗新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Mahdī　Bāzargān），并且告诉他，美国没有兴趣干涉伊朗的内部事务。不到一个星期，美国就正式承认了（伊朗）新政府。经过全民公投，伊朗在4月1日更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年底，人们又举行了第二次公投，通过了新的宪法。新宪法宣布：从今以后，“本国所有的民事、刑事、财务、经济、行政、文化、军事、政治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必须基于‘伊斯兰的’标准”。
　　　　数十年来，美国人在伊朗和伊朗国王身上投下了重注，如今，赌博失败的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革命带来的影响波及全球，导致石油的价格几乎涨了三倍。这给急需石油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面临着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危机带来的恐慌四处蔓延。截至6月底，全美有数不胜数的加油站因缺油而停业。卡特总统的支持率下降到28％，和因水门丑闻而跌到谷底的尼克松差不多。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步入高潮，德黑兰的政权更迭似乎成了一个左右竞选结果的关键因素。
　　　　威胁着西方经济的不仅仅是飞涨的石油价格，还有大量被取消的订单，以及工业的迅速国有化。在失去了占其全球产量40％的油田之后，继承了诺克斯？达西公司承租权的英国石油公司（BP）不得不进行重组、抛售股份。一夜之间，那些兴建钢铁厂、升级航站楼和改造港口的合同全部都作废了。1979年，霍梅尼取消了与美国的90亿美元采购合同，让那些生产厂家面对惨白的账本欲哭无泪。他们只能尝试将数量惊人的库存卖给其他不像伊朗国王那样热衷于军事的市场。
　　　　革命爆发前，伊朗不堪一击的经济已经使得其核计划进展缓慢。革命发生后，这些计划干脆就被取消了。法国的克勒索？卢瓦尔（Creusot…Loire）公司、美国的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和西德的联合电力公司在该地区的业务损失高达3300亿美元。不过，一些人在面对逆境时却显出了令人敬佩的坚忍。“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在伊朗国王时代做得多么出色，”中东事务专家、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外交官安东尼？帕森斯爵士写道，“英国的工商业在伊朗赚到了巨额利润。”事实上他或许应该这么说，好时光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其哀叹未来的损失，还不如庆祝过去的收获。
　　　　对美国而言，代价并不仅限于经济和政治方面。虽然霍梅尼及其宗教伙伴几乎没有给苏联留下任何输入无神论政治的可乘之机，也不同情或亲近伊朗的左派分子，这些多少是个安慰。但即便伊朗国王的倒台没有导致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依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被动局面。之前一些坚如磐石的据点现在却变得岌岌可危，有些甚至都丢失了。
　　　　在掌权之后，霍梅尼立刻关闭了美国在伊朗的情报设施。这些设施曾是防范苏联核攻击的预警机制，以及监视中亚地区导弹发射的监督哨。这让美国丧失了一条搜集对手情报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当美苏重启了关于把战略导弹发射器的数量限制在现有水平以内的谈判之后，这些情报变得更为关键。情报站在核实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它们的关闭迫使美国人不得不在僵持了数年的战略武器协议上作出让步，并且还危及到了一些正在进行的敏感谈判。
　　　　1979年初，中情局局长、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重新建立对苏联导弹试验和研制的监视系统，至少需要5年时间。中情局负责苏联情报的官员罗伯特？盖茨（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