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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蠲之年，遍行劝谕各业户等，照应免粮银十分之四，令佃户准值减租。此次普免各省地丁钱粮共计银二千七百九十四万余两，仍分作三年轮免。是继乾隆十一年之后，第二次蠲免各省地丁钱粮。
　　嗣后，又于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逝世）、五十五年、嘉庆元年，三次蠲免全国地丁钱粮；乾隆四十五年、五十九年，两次蠲免全国漕粮。总计八次蠲免，银两不下一亿四千万两，粮谷一千二百万石，如果加上其他各项蠲免赈恤，总数将达到二亿三千万两以上，可谓空前绝后。（1）
　　但就是在此次巡幸中，发生了“帝后反目”的大事。
　　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崩逝，中宫不宜久虚，其时已进娴贵妃的乌拉那拉氏，循资应继孝贤为后。虽说是出于皇太后懿旨，十四年二月，皇上仅晋封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但庆贺仪节却要“酌减”，似乎很有几分勉强。乾隆十五年八月，皇上四十整寿，在皇太后的一再催促之下，才立那拉氏为皇后。一连几年，皇后诞育了皇十二子、十三子，及皇五女等。
　　乾隆二十年以后，皇上开始宠幸魏氏，生有四子二女，包括皇十五子，即后来的仁宗皇帝永琰（顒琰），是后妃中诞育子女最多的一位。乾隆三十年，魏氏晋封皇贵妃，位号仅次于皇后乌拉那拉氏。
　　乾隆三十年四度南巡，途经山东时，越济南府城而不入，这也是第四次了。皇上特意写诗说明原因，仍是那不堪回首的乾隆十三年：
　　四度济南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
　　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
　　但激怒乌拉那拉皇后的却不是这些，据当时传闻，皇上要在江南立一个妃子，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当是闰二月十八日之事，据杭州圣因寺行宫里传出的消息说，皇后对皇帝有所冒犯，然后怒气冲冲到皇太后前哭诉，恳求在杭州出家为尼，太后哪里肯准；不料皇后从袖中抽出利剪，将万缕青丝齐根剪去，——按满洲习俗，这正是最为忌讳的举动，自然要斥之为“迹类疯迷”了。
　　据后世学者考证，这一位要立为妃的江南美人，不是别人，正是扬州姑娘陈氏。其后，她在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被立为“明常在”，以后被封为贵人、嫔，直到嘉庆三年，太上皇崩逝的前两个月，晋升为妃，一直陪伴了皇上三十余年。
　　以清朝后妃制度而论，是断不能选汉人女子为妃的，江南籍女子更为深忌。不过在事实上，这一规定早就被打破了。他人不论，细检《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中的机密档案，今上至少有两名江南籍的嫔妃，一个是扬州籍的陈氏，一个就是苏州籍的陆常在（当为二次南巡时从苏州携回）。
　　其实就连魏氏，也未必不是江南女子。早在乾隆二年释服之后，南方织造、盐政就曾进“优童秀女”。《清代名人传》说魏氏是“苏州女伶”，怕也不是没根据的。
　　是否类似的原因，导致了乾隆十三年事件的发生？还是如钦天监正、西洋人刘松龄所说，因为反对洋教，遭了报应，以致在济南去庙里祈祷的途中，突然患病？这些恐怕也是无法考证了。
　　乾隆三十年，在南巡途中“先程回京”的乌拉那拉氏，从此被幽禁于冷宫之中，并于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皇上奉皇太后出发避暑山庄的第六天去世。实际上，在她生前，即已被剥夺了皇后以及此前的皇贵妃、贵妃和妃的位号。那拉氏的葬礼，也是按低规格办理的。
　　帝后反目，一时为“天下人共知共闻”，甚至传到朝鲜。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东巡谒陵至锦县地方，秀才金从善进递呈词，其中一条即请皇上为乌拉那拉皇后一事，下诏罪己，遭到皇上痛斥。从乾隆三十年以后，皇上就再也没有立皇后，从此也没有人再敢议立皇后。
　　皇贵妃魏氏成为了事实上的六宫领袖，乾隆四十年魏氏病逝，之后不仅中宫久虚，就连皇贵妃也阙而不补。乾隆六十年九月，皇帝归政大典在即，正式宣布永琰为皇太子，明年元旦即位为嗣皇帝，于是魏氏被追赠为孝仪皇后，是为乾隆朝的第三位皇后。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但不和谐的声音还是存在的，不仅有臣工反对废后，反对降低其丧仪规格，还有小吏、生员上书。自是年始，皇太后虽避暑热河，不复出塞。（2）据说，由于皇太后钮祜禄氏在第四次南巡时已经呈现出些许倦意，皇上明确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与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间相隔竟有十五年之久。（3）
　　文字狱中涉及皇后的案件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山西高平县役满书吏严譄于乾隆三十一年风闻废后之事，及三十三年来京听说皇后已故并未颁诏，有一御史为此将礼部参奏，即被发遣，心慕此御史方正鳍直；及妻子相继死亡，心想人生在世，应做些有名声的事，写成“请补行颁诏议在立正宫折”，并称贪官作福，谋利害民等语。赴京投递大学士舒赫德，乞为代奏。皇上见严譄折内称“纳皇后贤美节烈，多蒙宠爱，见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触轻生”等语，系“污蔑朕躬”，将严譄照大逆律，从宽改为斩决。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巡幸盛京，锦县生员金从善于御道旁跪递呈词，条陈“立储”、“复立后”、“纳谏”、“请施德”四事：“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又于请“复立后”，欲帝下“罪己诏”。被认“为从来所未有”之“狂诞悖逆”，著从宽斩决。
　　17．割辫案
　　乾隆三十一年，国家陷入了对缅甸的战争，这是继西师之后的又一场重要战事。一开始，清廷还有所克制，有所警觉，但不久就越陷越深。就在军书傍午之际，接连发生了几个案件，冲淡了作战失利的阴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割辫案”了（又称“叫魂案”）。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十二日，皇上不知从哪儿得到一个消息，由军机大臣等发出廷寄：闻浙江一带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髲衣襟等物，搘垫桥桩，以为厌胜之用者。字寄浙江、山东各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拏，重治其罪。（4）
　　在他的追问之下，有几个督抚承认了实有此事，好像皇上不问，就可以不说了似的。本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富尼汉奏道，本省邹县、峄县等处已经拿获匪犯两名，一蔡廷章，一靳贯子（另一要犯通元在济宁乘间脱逃），为首者系浙江和江南僧人吴元、玉石。现已行文江浙，体访根缉。（5）
　　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方观承报告，与山东交界之景州境内发现有两人被割发辫。上谕：“可见此等匪徒，传播邪术者，已蔓延数省”，在他眼里看来问题是够严重，也够夸大其词的了。（6）
　　是月，两江总督高晋奏，本年三四月间，臣署抚篆时，闻浙省有割取衣辫之事，当饬各属密访。嗣据长洲等县报称，讹言起自杭州，本境并无被割发辫者。旋将传播之人，密拿查禁，讹言亦息。
　　这当然不能令皇上满意，谕曰：未必！今自江南蔓延山东、直隶，即京城亦有被割之人，何江南反言无耶？足见尔江南吏治不堪，惟事化有为无之陋习，甚可痛恨。此奏大不是，欺罔之甚矣！（7）七月初四复又质问：何以山东、直隶及京城俱经捕犯破案，而江浙等省转未曾缉获一二，亦未见据实奏闻？及经朕降旨查询，又阅多时，迄今犹未覆奏。苟非该督抚等于地方事务，漫不经心，置若罔闻？（8）
　　七月初九，皇上进一步施压，这一次是针对浙江巡抚觉罗永德的：乃自六月十六日传谕以来，迄今二十余日，并未据实覆奏，殊不可解。地方有此等奸徒，本不待朕传旨询问，方行办及。此案实始于浙省，其姑息因循之习，几于牢不可破。著即将从前因何不行具奏，及现在如何设法缉捕，一一详悉迅速奏闻。毋得仍前延缓，自干咎戾！（9）
　　同日，字寄江苏巡抚彰宝，谕：前此既不据实入告，及屡次询问，又不即行奏闻，一味延缓因循。著将因何不即覆奏，并如何设法访缉，有无获犯，及山东省供出首恶踪迹若何，曾否弋获之处，驰驿六百里，逐一速行据实奏闻。若再漫不经心，则是该抚自取罪戾，朕亦难为宽贷也！（10）
　　事情到了这一步，矛头似乎已不仅是指向叫魂邪术，而是对着地方官员，特别是两江的督抚大吏了。对于他们，皇上好像是成见已深。
　　掩盖信息，据说是发生于皇帝与官僚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在美国学者孔飞力看来，这就是叫魂案的重点所在了。在皇上与各省督抚之间的这场暗斗，其激烈程度恐怕并不亚于清剿本身。（11）
　　但对地方官员看来，这类案件既不同于人命案，也不同于特定的政治案，它既难归类，又难捕捉。来无影去无踪，飘忽不定，或如谣言传闻，自生自灭。它也不像一般“邪教”，有着相对固定的人事来往关系，相反，其人员构成恰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临时性。
　　各方面材料显示，清代中国已是一个人口高度流动的社会，从叫魂案所涉及的“罪犯”来看，有各种各样的“流浪汉”（无职业者），包括乞丐、僧人（特别是迹近乞丐的游方僧道）、穷困潦倒的读书人、雇工、卖字者、做戏法之人等。要把疑犯一一捕获，可谓难上加难。（12）
　　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当那些捕役按照犯人口供追踪而至，却往往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地址或是人名。如宿州地面虽有青龙寺，并无僧人玉石；邳州亦无五乐户地方及疑犯张四儒姓名；韩沛显所供海州各处僧人普敬、普贵、通明、通义等，分咨各该省密访查拏，查无其人；凤台县疑犯引峯、潜修二僧，行查该县，并无其人；固始县逐细搜查，并无疑犯张文栋其人；至于宿州拿获匪犯张四，究出即系要犯张四儒，后来发现也是受刑捏造的结果；有时找不到疑犯，就只能将字音相近者（如吴元与悟源、悟圆二僧），押送质对（后查出九华山进香之吴元，及昭文县拿获吴元一名，皆非正犯）。
　　面对这种情况，官府可以依赖的，也就只有那套保甲制度了。从理论上说，地方有司编查保甲，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给用印门牌，开写本户姓名口数，年齿生业，如有故绝迁移及外来无稽之人，随时呈报。毕竟登记有各家各户人头姓名，难道不可按图索骥？
　　因此，皇上指示两江总督：“此旨到，即严督属员，将山东审出指名逆僧务获”。（13）又谕令两江、安徽、江苏、浙江督抚：“前已指出首恶姓名，何难按籍而稽”？（14）
　　可惜的是，现行保甲制度并没有那么理想。长期以来，地方官不能切实奉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户口迁移存殁，以及生计经营每多更易；州县不能数数亲查，稍涉因循，即成故套。（15）故平日之所谓编查保甲，全属虚应故事，或率以具文从事。（16）
　　江苏巡抚彰宝也报告说：“外省查拿之犯，或有住址姓名，而现在查无踪迹，或仅开姓名，而并无乡贯住址”，（17）这样的问题显然是现有的保甲制度无法解决的。
　　又因疑犯供词闪烁，始终无一语确切，而使此类情况更形严重。皇上据各省奏覆，亦察觉就获人犯，供词多半游移，或其初似有端倪，及追究又无影响。如此岂能完局？（18）
　　在审讯中，则时而谕令不可徒事刑讯；止当设法研鞫，不必徒事刑求；若急用刑夹致毙，反至无可根究。（19）及至审问多日，并未得一实供，复担心疑犯窥破，愈得逞其狡狯伎俩。令其备受诸刑，或得一二招语？（20）在很多场合，实际都依靠和使用了刑讯。
　　在此案中，皇上还使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做法，即指定专人专门负责，特别是那些督抚大员。如在两江即由该省巡抚，在京师则由大学士刘统勋、吏部尚书托恩多、户部侍郎英廉等，“经朕责成专办”。不仅如此，皇上自己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如屡次谕令将罪犯解送（热河）行在，交军机大臣详细研鞫。（21）
　　为拿获罪犯，在大吏专责之下，简派妥干员弁，或因首恶要犯不外奸僧，踪迹诡秘，所称法名俗籍，不足尽凭，甚至随口改捏，令于城外城内及市集村乡，凡有庵观寺院之处，一体留心访查（京师）；（22）或遴选兵役，悬立重赏，责令于坊店寺院食顿住宿之地，分头踩稽，如有面生可疑之人，即加盘问，露出诡秘形迹，立即搜查（直隶）；（23）或改装易服，带同干役，参差行走，先在城乡市镇，次及深山僻壤，一切庙宇歇店，并江岸海淀，严密访查（浙江）。（24）并屡经降旨各督抚，一有情况，即六百里驰驿速奏。
　　由此看来，在“叫魂”一类案件里显示出来的，正是意欲实现国家的“中央集权”和从上到下的“政治一元化”。尽管这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意图是很明显的。如果说十八世纪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现代化”，（25）许多相关的事例也表明，她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前现代的传统社会的代表。
　　这样的事，无论在康熙朝，还是雍正朝，可以说都没有过。在这一点上，今上已超越了皇祖、皇考。可惜的是，有一个想法与实现这一想法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何况他的目标也不是那么明确的呢！
　　几个月后，割辫案已经从山东、江苏、浙江，扩大到直隶、京师、湖北、湖南，甚至蔓延到了热河、山西等地，每省都发现了数件到十几件不等。被捕者多系“奸徒”、“无赖”，所供不足凭信，而真犯却一无所获。事后发现，他们也有几分可原之情，因为这些都不外刑求的结果。皇上虽曾降旨询问：山东如何设法成招？巡抚富尼汉覆奏：并未刑求，到案即行供吐。及至解京后，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发现外省所取供词，皆系承审官刑逼妄供，而各犯身受刑伤种种，现在尚未平复。（26）其中僧人普阔本非割辫正犯，而系湖北黄冈县用刑逼认。（27）浙江拿获僧人明远，曾令跪铁链三日，轮番审问两天两夜，不许打盹，随后毙命狱中。（28）
　　特别严重的是，山东省最早抓获的两个案犯，蔡廷章和靳贯子，不但指证的为首要犯（浙江、江南僧人吴元、玉石），是因刑妄供，更可怕的是，他们本人根本就没有割过辫子！（29）这就是严重的误导皇上了。如此下去，还会有多少人被牵连无辜？（30）
　　因此到九月下旬，皇上从热河回到北京，即出人意料地颁布谕旨：
　　偷割发辫一事，朕命提犯解京质讯，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步军统领衙门详悉研鞫，则供词多涉游移，并有畏刑屈指者。可见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又塞责于后，而实在首恶，究属未得，徒使差役四出，滋扰闾阎，于政体殊未允协。此案现在竟可毋庸查办。（31）
　　虽然此案前后并未妄杀一个疑犯，但在皇上看来，江浙两省养痈遗患之督抚有司，却不可不明示惩创。著将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前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山西巡抚永德等，交部严加议处；山东巡抚富尼汉、湖北巡抚程焘滥加刑拷，累及无辜，分别以布政使降补；所有江浙承办缉犯旋告旋释之州县等官，均着交与该督抚逐一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