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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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心，而朕亦将引以为愧矣。著再通饬各督抚，以后务宜黜奢崇俭，于地方诸大政，实心经理，毋得徒事繁华，致滋浮费，以称朕惠爱东南黎庶之至意。（6）
　　随后发现，总办南巡差务之杭嘉湖道王燧，查抄赀产多至二十余万两，劣迹种种，民怨沸腾；一同总办之知府陈虞盛，亦曾在杭州、嘉兴置买房产。南巡时经过江南各水营，尚系仿照上届规制，不过略加修整，及添修古迹一处，朕已觉其不妥，即传旨给还原主。及一入浙江首站，则屋宇倍增，并多点缀。随面饬三宝、王亶望，不应如此繁费，殊非朕省方问俗之意。彼时虽成事不说，而朕心实踖踧不安，曾有御制驻浙江水营诗言其事。比至杭州，则添设座落更多，今据阿桂等查办情形，则是王燧、陈虞盛藉办差为名，肆意侵蚀。外博见长之巧，阴遂贪纵之私。大约此事皆王亶望主张。（7）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又查出王燧串通原任浙江巡抚王亶望侵蚀粜米银款、浮收折色，得赃至数万两之多，奉旨将其立斩。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是皇上七旬万寿。以前每逢这一时节，避暑山庄连日筵宴不绝，从北京到承德三百里道边树木上披红挂彩，装饰一新。四十五年这次庆祝活动更为隆重盛大。上年进贡的无量寿佛，便已达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三尊；四十五年七月，贡车多达三万辆，篝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8）
　　虽然事先谕禁各省督抚本年八月赴避暑山庄祝寿，购备贡品，夸方斗靡，但臣工进贡多有金器。湖北巡抚郑大进贡物中，除有多种金器外，复有金锭一千两，有旨申饬。迨四十七年，闽浙总督陈辉祖将王亶望入官金两抽换为银并勒索属员金叶金器之事败露，皇上始略有自责之意，降旨称前因班禅额尔德尼来京庆祝，于热河建造扎什伦布庙需用金两，及金如意等件，以备颁赏，其时各督抚即有呈进备赏金器者，以作加赏班禅之用，因量为赏收。此系朕失检点处，或督抚等即借此名色，向属员勒索，亦未可定。现在此事已过，不可不严行饬禁。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己未，即他生日这天，皇上写了《御制古稀说》，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纔得六人。至夫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
　　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
　　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天赐古稀于予，而予设弗以敬承之，弗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古云适百里者半九十里，栗栗危惧，诚恐耄荒而有所陨越，将孤天恩。予又何敢如是？
　　乾隆四十六年八月，皇上于避暑山庄著《知过论》一文，对吏治日渐败坏之源有所反省：予去岁为《古稀说》，历数古来秕政之过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而幸今都无其事，非骄也，盖纪其实，且以自励也。然则，予遂无过乎？曰有。为何过？曰为“兴工作”。盖予承国家百年熙和之会，且当胜朝（明朝）二百余年废弛之后，不可无黻饰，壮万国之观瞻。且凡兴工作皆弗用国帑，惟以关税赢余及内帑节省者，物给价，工给值，虽有工作，闾阎本不知，贫者且受其利，是实我朝之善政家法。如是，则所为兴工作者为无过矣，而予引以为过者，盖心有所萦系，必有所疏忽，得毋萦系于小而或有疏忽于大者乎？夫小者悦目赏心是也，大者敬天勤民是也。予虽不敏，实不敢因其小者废其大。若夫时巡所经，各督抚每缮行宫以备驻憩，虽云出自捐养廉、资商力，然争奇较胜，予不为之喜，且饬谕之。究其致如此者，过应归于予，谓之无过，实自欺也。夫不知其失犹小，过而弗改，又从而为之辞，是文过也，其失大。既知过矣，欲改矣。（9）
　　21．水利工程
　　第五次南巡标榜的就是阅视清口和浙省海塘工程。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以江南陶庄新建河神庙成，上亲制碑记，文曰：陶庄之土，逼河南流，近清口。盖始自宋时南徙，历元及明，不知其几何年矣。于是有黄水倒漾之患，于是有藉清敌黄之说。然而清水常弱，黄水常胜，虽劼劬补苴，终不能得其要领，而倒漾自若也。惟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首见及于此。康熙己卯岁南巡时，即命开陶庄引河，俾远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诚釜底抽薪之计也。其后庚辰、辛巳岁，壬辰、甲午岁，以及雍正庚戌岁，历代河臣，屡挑屡淤，于是引河之事，遂置而弗论。逮乾隆己未岁，予命大学士鄂尔泰视河，仍持开引河之议，而河臣、河员率以为难行。高斌向称为善治河者，亦以为功不易就。于是引河之事更罢，而无有言及者矣。然予以为陶庄之引河不开，终无救清口倒灌黄流之善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于怀。适昨岁东巡，苏州抚臣萨载来觐，与之谈及河务，以为陶庄引河，则必宜开，而未敢必也。及萨载之任，与督臣高晋亲履其地，测量高下曲直，头尾宽窄，绘图贴说以闻。朕复详酌形势，以朱笔点记。往返相商者，不啻数次。议既定，乃于去岁九月十六日兴工。以今岁二月十五日，乘春汛水长之候，放流入新河，而旧河筑拦黄坝以御之。既放之后，新河顺轨安流，直抵周家庄，始会清东下，去清口较昔远五里，于是永免倒灌之患。而引河之工成，夫自康熙己卯（康熙三十八年），逮今乾隆丁酉，历七十余岁，屡举而未成，及一举而遂成者，岂非时有可乘不可乘之殊，而总赖天助神相之所致耶。自始事以迄成功。予实昼夜在心。默叩祷谢。无可言喻。
　　自古以来，淮河独流入海，宋以后，黄河南侵入淮，淮河下游河道遂为黄水所夺。而清口处于黄、淮、运交汇之处，上有洪泽湖，下有宝应、高邮、邵伯诸湖，南通长江，北联黄河，东通大海。明末清初，河工年久失修，黄河连年泛滥，决口频繁，黄河之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泽湖，合淮水并力东冲运河河堤，造成黄、淮、湖、运连成一片汪洋，人民田园庐舍变成泽国，同时运堤崩溃，漕运受阻。因此，治河、导淮、济运三种方略皆集中于淮安府清口一隅之地。所以圣祖皇帝亲政之后，把“三藩”和“河务”、“漕运”并列为国朝的三件大事。他一生六次南巡，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亲临视察，皇帝从此取代河督，坐上了全权指挥者的位置，亲自指授河工事宜。（10）这，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国历史里的一件大事。所以上谕中说：“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于怀”，皇帝之所以能这样，首靠的就是亲临其地。
　　先是，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河决，四十五年二月，黄河仪封决口合龙。前后历时二十个月之久，陆续调发帑银五百余万两。皇上特派大学士阿桂前往主持堵筑工程，并多次召见参与其事之直隶总督袁守侗、工部侍郎德成等询问工程情况，解决疑难，指示机宜。（11）
　　所以这次南巡亲临，上谕：或因今年春间。朕亲谒陶庄神祠。吁祷祈佑。仪封漫口。即于次日合龙。因此朕心稍慰。（12）
　　但祸不旋踵，乾隆四十六年夏，河决仪封，向北泛滥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其余经山东由昭阳、南阳等湖南下。十一月，朝廷上展开了一次关于是否让黄河回归故道的重大讨论。上谕：嵇璜面奏令黄河北流仍归山东故道。朕揣度形势，早知其事势难行。无论黄河南徙，自北宋以来，至今已阅数百年。即以现在青龙岗漫口情形而论，其泛溢之水，由赵王河归大清河入海者，止有二分。其由南阳、昭阳等湖汇流南下，归入正河者，仍有八分。岂能力挽全河之水，使之北注？此事势之显而易见者。从前孙嘉淦亦曾有此议，究以形势隔碍难行，其说遂寝。今嵇璜复有此奏，兹据阿桂等覆奏，俱称揣时度势，断不能行，其词若合一辙。谅阿桂等必揣合朕意，故为此奏。但嵇璜尚素为熟悉河务之人，其前奏使河流仍归山东故道之语，亦必中有所见。即使其事难行，而其言为要工起见，究属因公。且治河之策，本应集思广益，正不妨博采周谘，以期询谋佥同，折中至当。著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再行悉心妥协会议具奏。（13）
　　几天以后，又谕：给事中李廷钦条奏，请仍疏大清河入海故道，俾得二分北流，稍叙全河之势等因一折。此奏甚谬，朕屡次南巡，阅视河工，最为熟悉，尚不敢轻言能治河也。（14）其议遂寝。
　　其实，黄河回归故道并非是不可能的，就在几十年后的咸丰年间，黄河决口改向北行，从直隶入海，直至于今。返观二百余年前的这场争论，亦不能不对当日政府干预的意向和力度，有所感慨。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漫口合龙，全黄复归故道。开销工料银两达近一千万两以上。据昭梿估算，整个乾隆朝用于河工、海塘的帑金“以亿万计”。（15）
　　22．贪纵案件
　　在第五次南巡途中，乾隆四十五年正月，皇上发出了查办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李侍尧的命令。原因是他听到了关于李侍尧劣迹的私下议论。
　　李侍尧是皇上一手提拔起来的。乾隆元年，李始为荫生，乾隆二十二年代理两广总督。他以精明强干赢得皇帝的器重，据《啸亭杂录》：“公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要害；州县有阴事者，公即屡屡道之，如目睹其事者。”（16）乾隆三十八年仍在两广总督任内的李侍尧，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被抬入汉军镶黄旗，升至上三旗。
　　主持这次查办的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和�｜，是政坛上的一颗新星。他于乾隆三十七年得到三等侍卫的空缺，乾隆四十年得遇皇上。半年之内就被授为副都统、户部右侍郎、军机处行走、内务府总管大臣。从天而降的审讯，令李侍尧猝不及防，只得如实招供，经核实，李侍尧共勒索收受属下银35000两，这只是他非法收入的一部分。另据调查，由于他婪索属员，滇省吏治废坏，各府州县多有亏空。按照惯例，这足以置其于死地了。（17）皇上也说：至如李侍尧之赃私累累踰闲荡检，实朕意想所不到。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实深惭懑！
　　可是和�｜对李侍尧拟处的上报是仅仅是斩监候、籍没家产；主张按例从严处置的大学士、九卿将斩监候改成斩立决，没有想到皇上并不想处死李侍尧，故传谕各省督抚，对两种意见各抒己见。督抚多附和大学士九卿之议，只有安徽巡抚闵鹗元明确表态，按和�｜原拟结案，对“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久为中外推服”的李侍尧，“照八议条内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不予立决”，皇上遂就此议决定“罪拟惟轻”，“不为已甚”，李侍尧著即定为斩监候。如此破例之举，致使外间议论纷纷。据来华朝鲜使臣称：查抄李侍尧家产“有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盖藩镇进贡，有九种物则每以三种还给。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故皇帝心欲宥之”。（18）
　　李侍尧在判处斩候不及半年，甘肃爆发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事，因此得到特赦，以三品顶戴赴兰州办理军务，未几被任命为代理陕甘总督。此后在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事过程中又担任了浙闽总督、督办台湾军务，并因功而图形紫光阁。
　　据史书记载，此案为和�｜借机倾覆与己有怨的李侍尧。从此，不管真情如何，有太多的事情都与和�｜有了关联。（19）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似乎也是出于偶然，王亶望案发。
　　四十六年初，甘肃发生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事，朝廷先后派和�｜、阿桂带兵前往。二人在进入甘肃省境内后，因“大雨竟夜”，以致延误行期。皇上一览此奏，便对“该省向来年年报旱”心生疑虑，当即传谕对该省实施捐监以及以捐监粮赈灾一事“仔细访查”。
　　先是，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地瘠民贫”请求实施捐监（捐本色粮四十石即予以国子监监生名分），为此，皇上特派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肃任布政使办理捐监。此后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二年，甘肃年年报灾（旱灾），以赈灾的名义，消耗掉账面上的捐监粮共计七百三十万石。皇上在乾隆四十四年的一首诗中，就写有“民贫地瘠是甘凉，加赈年年例如常”之句，足以反映出迭年报灾、赈灾的奏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料所谓捐监粮纯系骗局，从一开始就违背“准令本色报捐”的谕令，私自改征折色（银两），捐银五十两予一监生名分，累计收银一千万两以上。主持捐监的王亶望与兰州知府蒋全迪等人捏造灾情上报，“将被灾分数，酬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下串通一起”，侵吞捐监银一千万两左右，该省官员共有一百零二人陷入此案。是以皇上一再慨叹此案系“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特别是，王亶望偏偏在皇上最为“自诩”的粮政荒政领域犯案，真是犯了大忌。
　　经阿桂、李侍尧审理，甘肃全省官员从总督勒尔谨到主持捐监之王亶望、蒋全迪、王廷赞（案发时任布政使）及全省州、县、厅的所有官员全都有所染指。据原迪道知州陈常交代，他在主持赈灾时，多报二万三千两，其中王亶望得银一万二千两，蒋全迪得银一万两。而平番知县何汝南在办赈时，多报五万两，“前后被总督勒尔谨派买物件用银六千两，王亶望索过银一万八千两，蒋全迪索过银五千两。”
　　在此案中，侵吞银两最多的是已升任浙江省巡抚的王亶望，王亶望家产达三百万两以上（尚不包括未估价的字画、古玩），据他自己讲，其中有一半是侵贪所得。而在州县官员中，最多的达十万两左右。按照当时的律文，贪污一千两就该处死，但在此案处理中皇帝已把斩立决的标准提高到两万两，即使如此，被处死的贪官仍有五十六人之多。虽然陕甘总督勒尔谨并未直接侵吞赈灾银，但收受属下所买物品且数额巨大，故同王亶望、王廷赞一起被判处死刑。上谕：从前各案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亶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王亶望由知县经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抚，乃敢负恩丧心至此！自应即正典刑，著即处斩。
　　此案的严重性在于：一是全省上下通同作弊，“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这在清代还是第一次；二是“内外大臣，皆知情不举”，以至“天下无不共知”，而“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都向皇帝封锁消息；三是各级官吏视库府为私囊，任意侵吞，以至该省各州县亏空银八十八万余两，亏空库粮七十四万多石。
　　上谕：近年侵贪案件屡经败露，岂水濡民玩，遂致侥幸身试，愍不畏法者多耶？同期又谕：甘肃各官，上下通同一气，目无法纪，至于如此。虽王亶望一人之作俑，而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朕竟不能以诚感众，实为惭懑！不知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