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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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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四库全书》外，在《四库全书存目》里也收录了其他一些西方著作。比较而言，前者所收多为科学性质的书籍，如天文地理，数学测量等，后者则主要是宗教性书籍，如《七克》讲天主教的七宗原罪，《天主实义》、《二十五言》、《辨学遗牍》、《畸人十篇》、《灵言蠡勺》、《空际格致》、《寰有铨》等，均是宗教理论及神学方面的图书，明显地看出，清朝官方的态度是肯定西方的科学，反对西方的宗教。
《四库全书》编纂时期，正是清廷禁教之时，对天主教书籍以存目方式介绍的同时，也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四库全书总目》批驳利玛窦《辨学遗牍》说：“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校胜负于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耳。”（37）又批驳《二十五言》说：“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唯有佛书，欧逻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延支离，不可究结，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38）对李之藻编《天学初函》评论道：“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感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39）甚至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上，均不认同西学，四库总目评《空际格致》云：“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为非。……欲以强词夺之，乌可得乎？适成其妄而已矣。”（40）清廷在社会上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在学术上对其教义、道理也作出多方面的批评，同时，对传教士传入的科学知识也越发采取批驳和抵触的态度。
清朝虽然否定西学根本上的合理性，但认为西方某些科学知识却甚为可取，尤其是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用性科学多加以肯定。四库总目评利玛窦《乾坤体义》云：“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至以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蚀，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复委曲详明。下卷皆言算术，以边线、面积、平圆、椭圆互相容较，亦足以补古方田少广之所未及。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41）在器械科学上，清廷亦十分推崇西洋之器，四库总目评王征《奇器图说》云：“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42）至于熊三拔撰写的水车制作程序，若“推而广之，足以利民生也”。（43）在地理书类，清廷认为艾儒略《职方外纪》一书颇有价值，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地理状况，书中言及五大洲各国之风土、民情、气候、名胜等，颇有兴味，并载有发现美洲之事。书前后附有万国舆图，北舆地图，南舆地图，足以纠正中国古人天圆地方之许多谬见。尽管四库总目认为它“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但仍存之以广其闻：“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44）
余嘉锡《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但从另一角度说，其鄙薄二氏，指斥佛老，则见小不大，立论就未免偏狭；其于宋儒，肆意讥讽，恐怕也非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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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四五辑，第335～336页，四六辑，第322页。
（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四八辑，第14页。
（3）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
（4） 许指严：《南巡秘记》，第79页。
（5） 《清稗类钞·巡幸类》，《高宗南巡供应之盛》；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
（6）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癸巳谕；实际上，各种奢华从直隶就开始了，种种情况，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366页；许指严：《南巡秘记》则谓，上谕：“前岁山左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勿取。”实则后此如故也；……又谕曰：“毋张灯演剧，踵事增华……”读此等谕旨，何尝不是节俭爱民，从谏如流，而无如其实际上全然相反，经一番谕旨惩戒，且多一分奢华靡丽，第241～242页。
（7）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己未谕；其御制驻浙江水营诗曰：江南水营屋三间，已谓不当心踖踧。浙江水营倍过之，点缀亭台及花木。争强长此竟安穷，今驻明发祇一宿。未曾豫戒吾之过，实不思及此豫督。将求吾喜喜何曾，益觉怦怦增鞠恧。
（8）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
（9） 《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3。
（10） 参见王英华：《清前中期治河活动研究》，2003年，博士论文。
（11） 《高宗实录》，卷1101、卷1102。
（12）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辛巳谕。
（13）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谕；“从前”议论，参见乾隆十九年四月庚寅谕，上年顺天乡试，问黄河北行故道；今春会试，问黄河下流，皆孙嘉淦、陈世倌一己私见，究亦空言无补云云。
（14）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壬午谕。
（15） 《啸亭杂录》卷1《普免天下租税漕粮》，王英华：《清前中期治河活动研究》。
（16） 《啸亭杂录》卷4《李昭信相公》又曰：“然性骄奢贪黩，竭民膏脂，又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识者讥之”。案发下狱，起复后，“贪黩仍如故”。
（17） 在这之前，只有一个例外，即卢焯；卢焯隶汉军镶黄旗，长期出任地方大吏，是一位能臣，每到一地都兴利除弊，广有德政；在审批嘉兴桐乡汪姓分家案，收受贿银五万两案发后，百姓“渲言，求释放卢，推倒都统衙门鼓亭栅门”，“呼呶罢市”，“数万人赴制府军门击鼓”，“呼冤躅足”，因在限期之内退完赃银，皇上免其一死，发往军台效力，乾隆十六年赦归，四年后再度起用。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肓踯罚ㄍ逯榉砍霭嫔�2000年版。
（1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其后，甘肃冒赈侵贪案内，闵鹗元之弟知县闵鵷元贪污银一万九千八百余两，闵鹗元知情不举，始终掩护。当是之时，闵鹗元抚吴，苞苴日进，动逾千万，而平居布衣蔬食，接见僚属必谈性理。迨以其弟获罪，吴人谚曰：“议贵议功一言活，昭信中堂（指李侍尧）难逃青史；伪仁伪义三品留，江苏巡抚无补苍生”，《啸亭杂录》卷8《闵抚军》。
（1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记载，李侍尧“为皇帝所信任，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衔之。年前侍尧为云贵总督，而贵州按察使海明（应为原任云南粮道、擢任甘肃臬司海宁）为沈阳府尹入京谢恩，历辞和＋｜私问侍尧动静，海明言，侍尧贪浊无厌，畏其诮责，尝赂黄金二百两为寿于生日。思渥嘀�
（20） 以上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肓踯罚ㄍ逯榉砍霭嫔�2000年版。
（21） 《履园丛话》记此事，云：“国泰平日奔走和畔拢瞳｜奉旨查办后，先已授意国泰弥缝掩盖，及抵济南，和畛椴榭庖纯伞Ｇ阌肓踯黾瞥共椋旆饪猓庵卸嘞翟菜吭由保韵到枭倘似袒б猿涫撸蜈滴士饫簦闷涫担ā堵脑按曰啊肺濉毒跋汀な槟显跋壬隆芳啊肚迨妨写肪�72《钱沣传》亦有类似记载）。
（22） 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三册，第2405页、第2455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五三辑，第487～488页；《清高宗实录》，卷1159、1160。
（23） 《乾隆朝上谕档》，五四辑，第457～458页。
（24） 参见郭成康：《18世纪后期中国贪污问题研究》，《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乾隆三年四月甲申，曾令三年之内，停止督抚贡献（惟织造、关差、盐差等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那恐怕只是一时性的。
（25） 《高宗实录》，卷111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10）亦载敏中家产值银二百万两，“皇帝大怒曰：‘朕任敏中数十年，知其为廉直，安得有许多赀？’命籍没其家产”。
（26） 所谓“进京盘费”，无非为进贡及打点朝中权要；据萨载奏查封郝硕家产折称：“本年（1784年）闰三月郝硕差弁郝得禄运送备进贡物内之檀香炕屏、挂屏、桌屏由水路北上。又闰三月内将金笔筒等金器约重一千二百余两，熔成金锭大小一百三十余个，除存留九十锭已查出，其余四十多锭，同从前销化金围屏之金锭大小一百个随带进京。此外，尚有珍珠手串一挂、金银首饰一匣（二三十两）、红圆宝石一件并金如意一枝，碧霞玺、珊瑚朝珠各一盘，又朝珠一盘、手串九挂、玉器五宗。又四月内曾差把总茹飞虎运送备进贡物内嵌玉如意、玉无量寿佛、玉瓶、玉盆、珠手串、伽南碧霞玺手串、伽南珊瑚朝珠、大呢雨缎洋缎等物，由旱路进京”（《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六十辑，第565～567页）。
（27） 所谓“海塘公项”，即郝硕被罚交议罪银六万两以充塘工之用者。
（28） 以上参见李景屏、康国昌：《乾隆、和肓踯罚还煽担骸肚迨繁嗄辍肪�6。
（29）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谕。
（30） 乾隆六年正月庚午谕；又见乾隆十五年二月辛丑谕。
（31）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32） 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262页。
（33） 参见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剑桥清代史》第五章《乾隆朝》，及所引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第323页及其后。
（34）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24～231页。
（35） 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231～241页。
（36）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页。
（37）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79～1080页。
（38）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80页。
（39） 《四库全书总目》，卷134，第1136页。
（40）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第1081页。
（41） 《四库全书总目》，卷106，第894页。
（42） 《四库全书总目》，卷115，第984页。
（43） 阮元：《畴人传》，第三册，卷44，《熊三拔传》，第576页。
（44） 《四库全书总目》，卷71，第633页；以上参见清史所博士研究生熊月剑：《西来新对手的进逼》（未刊文稿）。
六、六次南巡
25．第六次南巡
按照原定的计划，皇上模仿皇祖，一共要有六次南巡。但第六次南巡是在乾隆四十九年，皇上已是七十四岁高龄，他也知道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南巡，今后不会再来了。想到他曾经是那样喜爱江浙之地，真不知此时他心里是什么感受。
第六次南巡最可记述的事，可能就是浙江海塘了。
五次南巡之后，经过连续三年“采办石料，勘估建筑”，一条三千九百四十丈（13133米）的石坝在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已经竣工。现在，皇上终于亲自视察了这条石塘。
从乾隆二十七年皇上第一次亲临海宁视察海塘，到乾隆四十九年年底范公塘石坝完工，一条四十多里的石塘矗立在惊涛骇浪中，就像一座海上长城屏藩着富饶的杭州湾平原。史学家孟森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持之二十余年不懈，竟于一朝亲告成功，享国之久，谋国之勤，此皆清世帝王可光史册之事。”
八月戊戌，就黄河漫口一事，上谕，贾鲁河一带，或择其土性稍坚之处，酌建石工一段，自更足资巩固。朕临御之初，部库帑银祗有三千万两，现已积至七千余万两。前因浙省海塘，为民生捍卫，是以特发帑项，将柴土各塘，一律改建石工。今河工关系民生者更巨，苟有裨益，虽费帑金一二千万，亦非所靳。况修建石工数百丈，所费亦不至一二百万，又何所靳而不为耶？
乾隆四十九年三月，皇上在即将结束第六次南巡时，撰写了《南巡记》，把“西师”和“南巡”作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西师之事，所为宜速而莫迟者，……若夫南巡之事，则所为宜迟而莫速者。我皇祖六度南巡，予藐躬敬以法之，兹六度之典幸成，亦不可以无言。……
盖南巡之典，始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十六年）、丁丑（二十二年）两度，不过勅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二十七年），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丙申（四十一年），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庚子（四十五年），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今甲辰（四十九年），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无不筹度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
但无论怎样，皇帝都未能到黄河工地做一视察，致为史家所讥：（1）《南巡记》中又说：
（河工）一有疏虞，民命系焉，此而不慎可乎！……若夫察吏安民、行庆施惠，群臣所颂以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应为，……至于克己无欲，以身率先，千乘万骑，虽非扈跸所能减，而体大役众，俾皆循法而不扰民，亦极其难矣。……敬告后人，以明予志。
乾隆一朝的巡游，以南巡路程远、时间长、耗费多，对老百姓骚扰最大。学者萧一山说：其铺张奢靡，所费较之康熙时代，迨十倍之。劳民伤财，消耗元气，影响所及，吏治民风，同归败坏。故当时臣工多谏诤者，如顾栋高引对时，应曰：“将来皇上还要南巡吗？”上默然；尹会一尝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因坐戍；杭世骏亦曰：“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及于百姓。”上大怒，欲置之重典。（2）据说初次南巡，曾在湖州城南开碧浪湖，大兴公役；会召问相国程景伊，对以湖州春季蚕忙，恐妨民事。立奉停止之诏。（3）
对于南巡扰民的问题，皇上在《知过论》中就已经承认：认为南巡无过，“实自欺也”。在《南巡记》中又告诫他的继承人，对南巡之事要慎重，扈从官兵须守法，地方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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