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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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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真是对思想史的一大误判！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眼光，关注到这一个层面上来，从国家大政的方方面面来搜集资料，通过对这批人物“所思所想”和“实际行为”的挖掘研究，从而建立起“十八世纪经世之学”。
十八世纪“经世派”的活跃时期是乾隆初年，即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出于种种原因，其后它就渐归消沉，甚至为“考据学派”所“取代”。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一个政策“收敛”期的到来，“经世之学”虽没有“无疾而终”，却似乎是越来越“过气”了。实际上，考据学的兴起也有其内在理路，及社会自发的一面；它可能既非出于政治打压，也并非全由政府提倡，而“依然以在野争在朝，以道统争治统”。（25）另一方面，种种学术的升降和风气的变化，不是政府就能掌控的。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经世之学”只是一种“有限的”知识探求，未必为大多数学子所关心，而“考据学”则可供社会上一般士人“把玩”，何况当时很多人已经以此为“职业”了呢。（26）乾隆二十年代，“考据学派”随之兴起，蔚为风气，到乾隆中叶达到其鼎盛时期。这与乾隆朝政府政策进入一个较为迷惘的“无策期”，或许也有一定关联。
可惜的是，迨革命军兴，则一切可称为清代“经世学”者，均失去其价值所在。有关遗产并未得以总结，特别是仍然“活着”而“有意义”的那一部分：如在清代历史中，是否存在现实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土地开垦曾经有何作用，今后是否依旧可靠？“赋役”应如何征收？仓储是否越多越好？政府又当如何确定它的角色和地位？……（27）
或者，如果《皇朝经世文编》（或类似的一部著作）能早若干年——如在乾隆末年——问世，世人对乾隆之治，乃至乾隆学术，恐怕都会有一番“刮目相看”了。也许，历史上就总是这样充满了遗憾，让后人不能徒然站在前人的肩上，坐吃山空，无所作为？
讷亲的悲剧
在我的新书《乾隆十三年》中，“金川之役”俨然成了一出重头戏，它并非从正面，而是侧面，从官场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其中一个要角不是别人，正是讷亲，没有他的失败就衬不出傅恒的成功来。只是还有一点“意犹未尽”。
乾隆初年，皇帝身边都是一些雍正朝留下来的元老重臣，如鄂尔泰、张廷玉等。此时满洲亲贵、公爵讷亲，经皇上刻意栽培，成为新的核心班底的首要成员。所谓“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作为大学士、独自承旨的首席军机大臣，一时之间，讷亲可谓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乾隆九年，他作为钦差大臣查阅河南、江苏、安徽三省营伍，并验看河工、海塘。当时即有人认为，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皇上首次南巡作实地考察。但讷亲回来，所作报告如何，似乎就没人提及了。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
《清史稿·讷亲传》所言：“讷亲勤敏当上意，尤以廉介自敕”，似乎就不无疑问了。而更难面对的是权力的诱惑，《稿传》接着说，“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说的恐怕就是这方面的情况。
这些事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报告皇上。乾隆十三年，因金川的败绩，皇帝这才提起讷亲的诸多不是之处，
（赴金川途中）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以前则置若罔闻，从不提及，迟之许久才突然翻起老账来。大家不妨想想，还有什么，是皇上始终隐忍，未曾说出的呢？
不久之后皇上又说：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非为金川，直为讷亲、张广泗居心不良，使之败露……讷亲专图安逸，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得罪鬼神。是以不待他人攻发而自行发露耳。朕思及此，不觉悚然。
最后，终于把讷亲处死。
数十年后，嘉庆皇帝东巡返途，几位休致大臣迎驾夷齐庙，皇帝对前任军机章京吴熊光曰：“汝苏州人，朕少扈蹕过之，其风景诚无匹。”吴熊光对曰：苏州虎丘“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
《清史稿·吴熊光传》曰：其“坟堆”、“粪船”两语，即引述故相讷亲奏疏所言。如此看来，讷亲对南巡的态度，岂不可疑？
可见讷亲说不定早就得罪了皇上，甚至可谓其已蹈“取死之道”。面对金川的战事，讷亲和后来的傅恒不一样，他并非是主动要求“上前线”的。其间还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就不好猜测了。
关于吴熊光，还要多说几句。乾隆皇帝后来在《知过论》中承认：认为南巡无过，“实自欺也”。在《南巡记》中又告诫他的继承人，对南巡之事要慎重，扈从官兵须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才能欢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在其退位后，曾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事隔多年，吴熊光谏阻仁宗南巡时，即说出这一番话，最后说：“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清史稿·吴熊光传》曰，“同列皆震悚，壮其敢言”（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76页）。
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南巡记》，把“西师”和“南巡”作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如此看来，这种说法就不无可疑。由于种种原因，近年以来，“南巡”与“西师”一起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这并非没有道理，但也难免其“国家主义历史学”之讥。
至于讷亲的“悲剧”都是些什么，他到底何时、因为什么开罪了皇上，我并没有给予归纳总结——这大约也符合传统史书的写法——大家尽可细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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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世史家萧一山曰：康熙南巡，为治黄河，而乾隆南服无事，徒以数千百万之库帑，反复于海宁石塘之兴筑，于益何有？乾隆时，黄河漫口于苏豫凡二十次，未闻弘历曾亲至其地，相度形势。乃幸苏杭，观海潮，铺陈辉张，循旧踵新，是知其意不在此而在彼也。《清代通史》卷中，第72页。
（2）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74～76页；据说，庚子时两宫西逃，至太原，住跸府署一切供应，均系乾隆巡幸五台旧物，慈禧太后谓为宫中所未有。
（3） 《郎潜纪闻初笔》卷10《程文恭公奏止巡幸湖州》。
（4） 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76页；梁章钜：《浪迹丛谈》卷3《吴槐江督部》；《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白新良：《乾隆皇帝传》；吴熊光谏阻仁宗南巡时，曾说出这一番话，最后说：“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清史稿·吴熊光传》曰，“同列皆震悚，壮其敢言”。
（5）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
（6）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
（7）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第231～241页。
（8）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经世学派》，载《史林》，2007年第1期。
（9） 钱穆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又提出中国学术可以分为两大纲：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这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新民书局，第69页、第71页；参见苗华国：《陆耀经世思想研究》（硕士论文，2007，未刊文稿）。
（10） 高王凌：《最后的耶稣士》，载《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
（11） 关于皇上的考据工夫，可以参见《御制说经文》之“国风正譌”（庚寅）；“读史记儒林传”（己亥）；“读邶风匏有苦叶第二章”（庚辰）；“泾清渭浊纪实”（庚戌）；“复古说”（壬子）；“像设说”；“圭帽说”；“摚缢怠保弧镑缃墙馑怠保ǘ『ィ弧岸晾窦俏耐跏雷悠保ㄎ煨纾弧叭衔甯怠保ㄎ煨纾弧叭霞恰保壮剑鹊取Ｕ庵皇瞧渲械囊恍〔糠郑匀唬谡庖环矫妫乔宕实壑凶钔怀龅囊桓隽恕�
（12） 如纪昀曾在会试时指出：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于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于经（埃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因此，我认为按照严格的定义，也不应该把戴震、钱大昕……等人都收进乾嘉学派里来，在学术研究的初期阶段，与其“合”，不如“分”；与其把这些“好人好事”都名之为“考据派”，不如称之为“理学家”、“思想家”，或许更为合适。
（13） 彭明、程歗：《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第2页。
（14） 《皇朝经世文编》影印说明，中华书局1992年版。
（15） 陆耀编书的年代，是从乾隆三十年到四十年这段时间，“积十余年之功”，冯浩：《切问斋文钞·序》，道光五年刊本。
（16） 其中计有学术（3卷51篇）、风俗（5卷99篇）、教家（2卷36篇）、服官（1卷18篇）、选举（3卷38篇）、财赋（4卷48篇）、荒政（2卷30篇）、保甲（1卷26篇）、兵制（1卷13篇）、刑法（1卷19篇）、时宪（1卷17篇）、河防（6卷11篇）。
（17）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页。
（18） 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19） ＇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20）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21） 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载《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以上参见苗华国：《陆耀经世思想研究》（硕士论文，2007，未刊）。
（22） 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23） 参见《书目答问二种》，第277～278页。
（2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25） 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剳》，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22页。
（26） 据说，在十八世纪，“考据学”成为一种新的职业，不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教师，他们有特定的技能、取向和职业范围，而不同于已有的官僚、绅士及学术外行。他们除参加政府修书之外，还可在数量骤增的形形色色的书院担任教职，担任家庭教师，或以学人身份入幕，担任官府幕宾。这使他们能够“专笺注传经为儒者”，走上一条“以经学为中坚”的“纯学术”道路，而与“经世学者”大相径庭，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
（27） 参见高王凌：《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附 录
为中国文化传统辩诬
为给中国传统文化“辩诬”，近两三年，我个人发起了思想史上的一个大的战役，其所要达致的目标，第一个，即是中国“人口众多”究竟是好是坏，第二个，即所谓“地主残酷剥削”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即所谓“专制主义”问题。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三个方面。现在汇集在一起，以飨读者。
一、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我曾有好长时间研究历史上的人口和人口数量问题，但直到晚近，才达到眼下的这一境界，并把它归入我的“三大战役”。这也差不多使我成了“孤家寡人”，反对声一片。但事关重大，也顾不得许多，更不是为做“特殊独一人”了。
此篇发表于《读书》2010年第5期（文字有出入）；在这之前，《读书》杂志还为此组织了小型的讨论会。
在一篇书评中，作者旷新年劈头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凭借人口（而不是资金、技术、资源）的优势成为了世界工厂”。（1）——我想，在历史上，何尝不是这样呢？——可惜中国的人口，早已成为一切问题的“替罪羔羊”，更成为“抹黑”中国历史的几大“罪状”之一。
今天，有了易富贤的“新人口论”——《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把这大段的历史贯穿起来。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里，我曾经把中国传统经济分为四种类型，也可以称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为“不发展经济”，有如清代十八世纪以前的广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长期停滞”，土地大量抛荒，耕作极为粗放。此后逐步起飞，进入“发展中经济”，则全凭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带来的刺激，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所谓“发展中经济”，其最显著的特征，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为各发展时期中速度最快的一个。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同时，土地基本垦辟，进入精耕农业，有如清初以来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后的东北和台湾，以及秦汉以来广大的中原地区。过去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长期停滞”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
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清代的广东、江苏，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显著的增长。清代中叶，广东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发明以“桑（果）基鱼塘”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生态农业”；江苏更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但在这些地区人口是否已经太多了呢？据史料记载，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仍有赖于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那些棉花、棉布产区）。
与一般认识相反，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出现“集中种植”的“规模经济”，也就没有省区间的比较优势及其交换可言。推而言之，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种种成就，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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