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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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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正面看法，是“人口众多”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正面贡献。
所以我说：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3）
而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以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正是中国历史里特别重要的一段。如果我们不再“隔裂历史”，就会发现，这几百年是“连着”的，从十八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4）终于显现出了一定的成果（尽管仍存在许多许多问题，如果不想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就真是“吃祖宗饭”的“不肖子孙”了）。
在2007年年底，“金融风暴”到来之前，有哪一位不说中国经济已经“崛起”？尽管它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也在“金融风暴”中暴露出来，但那些“结构性”的“制度性”的问题，不管它“纠正”与否，都与一件事并不矛盾，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依赖的是密集而众多的人口，——这一点有谁能够否认呢？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从粮食到其他农副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低廉；同时，还有大约一亿多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创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迹，以致有“世界工厂”之称。
这难道不是众多人口的伟大贡献，否则哪里来那么众多的劳动力（农民工）？没有那些劳动力，这些又怎么可能产生？对于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些人专门“倒霉看反面”，还有人竟然嫌中国人口太多了，以为少几个亿才好（可见“虚妄史观”由来有渐）。
今天太有必要把这些事儿说说清楚了。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在中国的粮食供给上，现在并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用茅于轼先生的话来说）。这就足以打破任何传统的人口理论了。
作者继续写道，易富贤在他的著作中旗帜鲜明的提出：人口的持续发展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而计划生育，则是“民族自杀政策”。
他尖锐的批评“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认为它是“反人性”“反伦理”的。易言之，其要害则是“对人持一种敌视的态度”。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几百年前就存在了。如李中清和王丰曾经提出：与马尔萨斯所说不同，很久以来，中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人口体系，使之能够高度理智地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他们掌握了传统的避孕和流产技术；因此，已婚生育率比欧洲要低得多。（5）遗憾的是，在他们的书中并没有举出中国人是如何避孕和流产的例证。为此，同属加州学派的李伯重在一项专门研究中提出，历史上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6）可惜的是，他的研究不免偏重于“流产”（堕胎）等“杀生性”的技术手段，对于如何“避孕”则重视不够。而这，恐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很值得深入调查，既然它曾在那样一个广泛的地区实行。（7）
还有一点是人们认识不够的，即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是乐见于，而不是限制人口的增长（这难道是一种罪过），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其后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逸出这个主流之外，中国比较接近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家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汪士铎（8））。据说到十九世纪，以发展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才兴起于的西方。（9）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也曾把能否养育更多的人口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10）对此，我们怎能都倒过来看呢？
当然今天的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不同于历史上的理性调节。但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是“避孕”呢，还是“堕胎”——我称之为“砍杀人口”——如果今天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严重下降，——如官方公布，自1999年人口调查以来，到2007年年底，中国人口达到十三亿二千万，八年时间仅增加了三千万，（11）——那我们确应像作者所说，该彻底反思国家的这个人口政策了（包括对生命的尊重与否）。
对此，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传统人口论的核心，是“仇恨”，起先恨的只是一个“阶级”（地主、资本家），现在则是（全）“人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有一个“心术”上的问题，难道不该反思？
长期以来，就有一个历史学的“抹黑派”，一直在抹黑中国的历史，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不止把“汉族”都抹黑了，更要抹黑所有“少数民族”），如果这样，这个“国家”还怎么“可爱”的起来，成天空喊“爱国”又有何用？
但是，还有一点我是与原书作者不同的，就是我并不相信那套人口统计数字。我并不认为现在中国人口只有十三亿多，——也不喜欢那种以为几百年以后如何如何的推算方法（倒不是对将来中国只剩下五亿、一亿的具体数字有何看法），——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有十五、六亿以上，（12）尽管很少人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
但是，“假如”（万一）中国现在人口已达到十五亿，——一方面维持了农产品的高产出，一方面造就了经济的全面繁荣，——各位，我们的人口史观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个“大爆炸”？你还会对中国的“人口众多”抱有这样那样的“歧见”吗？
我写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上条陈”，——老友高山几年前就曾找我，谈谈人口政策放宽的可能后果；他可能以为我了解历史上人口“自然增长”的情况，虽然我的看法跟其他学者很不一样，（13）——我关心的只是，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和人口观：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我们不该从头想一想吗？
二、对地主残酷剥削的质疑
自1996年，我开始研究地主和地租，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问题。经若干寒暑，终于写成《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能回避的，也是前人没能给我们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之一。其艰辛可想而知，其关键则是要找到一个入手点，对我来说，就是“地租实收率”。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老友陈支平教授曾在不止一个场合感叹：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以农立国的国家，以至于今，“历史学界居然越来越少有学者对地主—农民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有兴趣”！《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的出版，“真是喜出望外。”
这本小书里说的是拟解租佃关系的核心——“地租剥削率”的问题。
说起租佃关系，不免要连带引出许许多多的相关问题，使人目眩，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入手。
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过去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可惜的是，农民大起义很少触及地租问题，文革时期有一本小册子《罪恶累累的孔府》（山东大学历史系、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调查组编写，《学点历史》丛书，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却与众不同，谈到了农民的抗租斗争：
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县佃户四十余人，代表各村佃户，开会决议“共同一局，抢劫官场”，把被孔府霸占的劳动果实，全部收回，绝不留下一颗一粒。七月，秋谷成熟，孔府派来了爪牙进屯分谷。没料到，各村一致行动，将谷子全部运回自家场内。爪牙们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阻挡。佃户们摆好阵势，围住他们，有力地警告说：“绝不分给一柴一粒”！
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斗争的胜利，佃户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此后这里的抗租斗争更是不断发生。一七七七年，二十年前领导过抗租的老将陈荣，又串联二十多户佃户，在一个夜晚把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回农民家里；他们把反对孔府的斗争传统，亲手传给了新的一代。……
文章中的几个小标题就分别叫做“组织起来，抗租抗差”，“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集体齐退佃，饿死寄生虫”。这样的文字在今日已不多见，语句也十分典型。但问题也出来了，农民的斗争，既然是这样成功，他的成效表现在哪里？显然，农民的反抗和反抗的结果，在这里被割裂了。
如果说反抗是有结果的，我想，首先就应该表现在地租率的下降上。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不少前辈学者利用各地发现的地主收租簿，研究了地租的“实收率”。他们发现，清代以来，地主实收地租，差不多一直是处在下降之中，总括起来，下降了二十多个百分点（其中也包括山东孔府，它在十八世纪下降了一半）。同时，契约上的规定租额也有相应的下调而不是上升（详见小书
第二章）。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在租佃关系研究中，有几个问题，比如地主到底占有多少土地，地租量究竟有多少等，一向都是研究的重点。据说，前者已获得了一些进展，后者则成为了“老大难”，地租率遂成为一个最难解的问题（详见
第一章）。
过去许多学者都曾试图解开这一问题。他们找到了许多地租契约，以了解地租率是如何规定的。可是却忽略了，所谓“规定”并不等于它的“实施”，所以，千件万件地读下来，我们发现，在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契约面前，地租率的研究仍然无法突破。
关注到地租“实收率”，是改变研究状况的一个关键。但可惜的是，地租实收率的研究却没有与租佃关系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归结为粮食亩产量的下降。这在一时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好一场争论。问题是，如果清代农业生产能力有着如此的下降（百分之二三十），那又如何解释清代中国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在另一派学者看来，清代粮食亩产量即使有所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或者是升是降尚在两可之间。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个略有升降（产量），一个是超过二十个百分点的下滑（地租），这两条曲线怎么能“合”得起来（详见
第三章）？
如果我们承认，地租量的下降与农业生产能力的升降没有什么关联，只是由于地主、佃户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问题就在于，农民是怎样使地租量下降的？本书即用了很大篇幅来回答这一问题（详见
第四章）。
不过，如果我们了解到：过去农民给地主交租的“实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别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至于“打官司”呢，往往也讨不了好去……面对这些新的素材，对旧社会的租佃关系恐怕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这些事在过去都不是什么秘密。如乾隆初年工科官员卫廷璞奏：“迩来人情骄恣，即丰稔之年，亦有抗租不交者。……臣生长粤东，由江南知县行取到部，所见大率如此”。
秦蕙田在一篇经筵讲义中说：业佃之间“始也患业户之侵凌，今则忧佃户之抗欠。盖业户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吞声饮气无可如何者”，“此皆臣平日所亲见”。
我们应当看到，影响到地租增减的，并不是那些暴力反抗和武装起事，也不是抗不交租，而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起眼的行为。
其中首先就是少交租、迟交租、拖欠敷衍等。章有义先生将其归纳为：一是“硬抗”，即不用任何借口，硬行不交或少交；二是“软磨”，即拖延偿租日期，到时不了了之。佃户常常不肯缴足，这就是所谓“硬交不让”的定额制下的常情，赵冈先生也说，地主对佃户并无绝对优势，无法使用暴力逼租，只能开列名册，并无实力去处分刁佃。
据一些学者看来，在定额租下，农民比较容易拖欠。但在分成租下，地主为了保证剥削收入，对佃户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亲自监督，直接干预。特别是到开镰收割之时，地主或代理人还要亲临现场“临田监收”，似乎就无法“作弊”了。但在实际上，这一制度是否更为“有效”，恰面临了如下的一些问题：
首先，临田监收麻烦多、代价高、矛盾大。它固然可以起到一种保证作用，但同时也增大了与农民面对面直接摩擦的机会。因此分成租中已有许多并不临田监分，而是由佃农自行收割。特别重要的是，不管在什么租制之下，农民仍有办法偷割私分（今天的话叫“瞒产私分”）。如庄稼熟后，“先自赴田割稻一担充饥”，“先把好麦割了一半”，“私将谷子割了几把”，等等，说的都是这种情况。
因此，把历史上抗租斗争的发展归之于实物定额租的普遍推行，或以为在分益租制为主流的时代，抗租欠租的事情很少发生，恐怕未必正确，甚至可能是倒因为果了。
在这中间，我们还不难发现在农民心里存在着一种“抗欠有理论”，在他们心里，地租似乎就是不应或不必全交的，多少有一些积欠，倒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许多时候（如因灾歉收，或青黄不接及农民家庭困难时），田主的“逼讨”，往往被视为“为富不仁”。
此外，农民还可以恃强，罢种、逃租、转佃，交“湿谷”、“瘪谷”，或使用“压产”等方法，来对付田主。
读者也许会问，对这样的农民，地主不会把他赶走——“夺佃”吗？
但是佃户的田是否就那么容易退掉？他们又能否轻易就范？退田以后又有何处可去？……这些都是在事实上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业主要求退佃通常须有“正当的”理由（例如“自种”），不许“无故退佃”；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田也不是那么好退的，佃户也总有他的许多理由和许多的“反措施”。据史书记载，佃户“一遇退耕，不曰原得批钱，便称夺佃夺命”，以致“业主虽有田产名，而租户反有操纵之实，甚至拖欠累累，连年不结”，甚至出现了“久佃成业”的说法。
再说，即使一个田主达到了退佃的目的，又能怎样呢？“惩戒”前一佃户的目的也许达到了，但对新来的佃户来说，其行为很可能一如旧惯，如史书记载，“无论荒歉，总归拖欠，另欲更佃，仍同故辄”；“曾不数年，而新佃之抗欠视旧佃为更甚”。
还有一种说法：凡佃户租种田亩，先给田主保租银子（押租钱）；“若有欠租，便可扣抵”，好像这样就可以对付佃农的欠租了。但实际上，佃户“既将揽佃银两抵还欠谷，若下次再欠，就没得扣抵了”。所以赵冈先生说：地主往往没有办法强制执行租约，甚至连退佃都办不到。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也讲道，退佃并不那么容易。他说：逐出佃户的实际困难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替换者。因此，抱着将来收回租子的希望，宽容拖欠是符合地主的利益的。
“要是碰上那些子事，地主难道不能去打官司？”——这怕是读者会进一步提出的问题。
研究农民抗租，当然要涉及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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