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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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读者只阅片段，或开头一段，便即开骂；本来不学，但一见所未见，有违“常识”，顿时贡慢自高，只觉真理在手；甚至谬称对方为愤青、五毛者，可是不少。）
　　在我看来，所谓政治运作（不论古代、当代）不外以下几个方面：选择淘汰和平日运作。我在采访中谈的重心只在后者，而非前者。
　　但我坚信，在“选择”这一步，即大多数人所看重的“投票”，以此挑选领导人，也并没有那么简单，所谓“民主救不了中国”即指此说（请把这句话按字面再读一遍），各位“不要着急”，“休息一会儿”，不妨等等看，我想都是能看到的。
　　对于后者，即日常运作，我以为也不能依靠民主。盖“国家大政”太过专业（特别是十八世纪开始现代化以来），一般人不易了解，也未必能费心了解。比如我的弟子研究生学习几年，对乾隆朝的“垦政”、“农政”乃至“粮政”，还常常误读；其他经济史同学也未必看重我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上打通三百年的文章，遑论其他？所以我说，有一天，“天下有道”，孔夫子说，“则庶人不议”（他老人家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就回家待着去，不再“关心国家大事”……
　　世人皆以民主对应专制，以为今日不管是啥，将来必入民主，——批评者多没注意，我所说的皆非当下，而是将来，——将来可能既非专制，也非民主，难道没有别的正路可走？
　　（另外，有许多“民主制度”，并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风闻言事”，如“叩阍”，如“罢市”，如“聚众示威”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这些话可能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一向很少有人说起罢了（或说者太少），所以“耸人听闻”，也是正常的吧。但说我是为“出风头”，我却不敢承认。我讨论有关问题，已有不短时间，各位可以查阅。当老师三十余年，所以说了又说，若不喜欢，就看做“职业病”吧。
　　夜读王阳明，先生曾说：“孟子之时，天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某尤不量其力。“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谄者，有毁其……诋其……有嫉……有恶……者。虽子路尚不能无疑其所见。然而夫子汲汲遑遑……“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
　　又说，所谓“格物”者，“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亦“皆所以修身”（《传习录》）。每日写一点文字，讲明义理，大约也是如此。
　　书此明志。
　　回归传统和再建道统
　　就我的访谈视频，有朋友写信来说：您这个专题很火暴啊，目前为止最火暴的专题，成千上万的网友山呼海啸来骂您。真应了您的大民主概念啦。还有朋友说：“‘标题党’们基本没看人口负担，经济剥削，直接就看不是专制了。话说回来，现在又有几个人会平心静气的看历史呢”？
　　我想，这可能就是“三大误读”一起谈的后果吧。可经济（租佃）、社会（人口）、政治（专制），一次谈出，也许能较全面的说出我的见解，它们对所谓“再建道统”，也是缺一不可。
　　我曾经说：有许多“民主制度”，并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风闻言事”，如“叩阍”，如“罢市”，如“聚众示威”等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有一位外国朋友柯乐洪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写道：（在政治之外）中国人享有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而政府在国民生活中微不足道，这是最大的事实。强调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不了解中国的人常常会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中国人有完全的工商业自由、有迁徙自由、娱乐自由、信教自由，而且各种限制和保护并非由议会以立法的形式来实施，政府也完全不介入（《转变中的中国》，参见《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另一位哲美森先生则在《中国的地权及农村的生产条件》中引述一位约翰森先生的话说：我得知，耕种者拥有土地的约为五分之二；地主收取作物的三分之一做地租（按：这与我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而与一般说法大相径庭）。
　　以上只是读史偶得，随手拈来，说说而已。中国古代肯定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洗衣机（将来存下这一部分并非没有可能）。中国古代一样不认真统计耕地、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未丈量过全国耕地），对粮食总产量更没兴趣。中国古代也一样有杀戮、有饥荒……传统时代也可能有好皇帝，比如清代康熙……
　　所以我的“口号”，一是“再建道统”，因为这个国家已无传统圣贤“道”之“统绪”，第二个，就是“回归传统”——大约这点现在十个中国人里头就有九个不能同意的。
　　高某已经年届花甲，终于有了这一点体悟，并在中国知识界大胆把它说出来，各位可否费一点神，略作思索？
　　不知你崇信哪一位老外
　　本篇大意是说，最早把中国传统政治定义为“专制政治”的，是出自一些老外，其影响不言可喻；同时老外中也不乏有识之士，持相反的看法，比如老一辈的“中国通”何天爵先生。他在其名著《真正的中国佬》（1895年）中，就曾批评一些西方人说：
　　西方人总是对中国的事物产生误解，这已成为一条规律。对于研究当代政治制度的西方学者来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那套古老政治制度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难以解开的谜团。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政府应当或多或少或完全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选出的政府要实行分权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同时，还要实行政务公开，使之不断接受人民的监督。基于此，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彼此纠缠不清、互相渗透、互相冲突的权力集合体。他搞不明白，这样一种体制如何能够存在下去。最后，他用那一为大家所熟悉的老生常谈“专制政治”，来划分中国的政治制度，给它贴好这一标签之后，他就撒手再也不管了。
　　这也许就是称谓中国“专制政治”之源；出于老外之口，使用的自然也就是西方语言，我们说过，那个“专制”概念其实跟中国史实是不搭配的。何天爵根据他在中国几十年的观察，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误解。
　　何天爵先生又说，在中国古书里，我们能够找到中国关于政权的理论，即“一切权力来自上天”。这调换了的两个字（按：即上天与人民），却都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字。
　　中国存在的历史比地球上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长久得多：它不仅成功地统治了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人口，它可能占整个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还给它的臣民保证了适度合理的自由、安定和幸福繁荣。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这一体制下的权力构成形式一定存在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就中国政府体制的实际运作来看，把它称为“专制政治”并不准确，也不公正，它会使人误入歧途。这种体制实际是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统治。所以可以确切地说，孝道是土生土长的唯一的中国人的宗教。
　　表面看来皇帝的权力似乎是绝对地无边无际，但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皇帝就像每个家庭中专断的大家长，行使自己的职权，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宗法制观念是理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是这一体制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老百姓的不满往往不是由于官府专制和干涉过多，而是由于官府对他们漠不关心，过问太少。
　　在评判官吏的政绩和才能表现方面，人们享有高度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普遍民主的精神在一般西方人看来是一个最典型的畸形物，因为他们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体制这个谜团的钥匙（《真正的中国佬》中的《中国人的政府》）。
　　看来，不但一百年前的外国人打不开这个谜团，现代中国人也迷惑于其中了，而这个迷惑不是从别处，正是从那些外国人那里来的。
　　让各位难以释怀的是，是你知道许多中国历史上黑暗的“故事”，却不知道中国传统政治的“理儿”；也不知道，那些“事儿”与“理儿”虽然对立，却是同时存在的两回事，不应该拿那些“事儿”废了相应的“理儿”。就拿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多少无比黑暗的事儿，从德国，到俄国，到中国，……那都是从西方传出的吧，你可曾同样地分析过那些西方的理儿？
　　一个老外对十九世纪中国政治的切近观察
　　我们后世人读史，一般都是从文字史料出发，可是，材料是“死”的，赶不上“活”的切身观察。不管记录中存在怎样的问题，让我们还是看看那些“口述历史”，看看“当事人”曾经是怎么说的吧：
　　中国人对官府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歪曲正义的事情可以不置一词（更谈不上反抗），默默忍耐。实际上中国的民众绝不是感情迟钝、呆头呆脑，像有人所宣称的那样。他们一般也不是由于惧怕官府，或为躲避惩罚才忍受欺压。对待地方官，他们绝对没有像对皇帝那样谨言慎语，而会很自由大胆地指责和批评他们。对一般比较温和的敲诈勒索，他们不会起来反抗，除非确信反抗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但地方官的行为太过分时，他们就会立即作出反应。
　　清朝的地方官员一般要履行三种职责，他要负责维持一方的安定，要负责收取或减免朝廷的捐税，另外，他还要保证百姓对他毫无怨言，彼此相安无事。任何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伤害了百姓的感情或者激起了民愤，或迟或早他一定要倒霉。无疑，公众舆论对规范各级官员的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遇到这种情况，中国百姓有他们独特的处事方式，一方面他们克制和忍耐，一方面也有他们成功的抵制方式，并由此取得辉煌的胜利（《真正的中国佬》中的《中国的官与民》）。
　　于是，何天爵先生又举出一个例子，以证实这一番道理，并告诉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方式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不是很有趣吗？
　　如果“歪批三国”，说中国的老百姓装作软弱，诱使地方官（或他的对立面）犯错误，作出过分的举动（在他的故事里是税收一涨再涨），这，该算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啥子个历史观点
　　《读书》上有文章提出：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一言以蔽之，“国家建构”蔚为主纲，成为通常所说的“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而此刻中国，正处在由传统伦理文明秩序向现代法律文明秩序的转型之中，是为这一进程的收尾阶段。东西方各大文明都曾经历了从“宗教文明秩序”、“伦理文明秩序”到“法律文明秩序”的进程，中国似乎不脱此径（许章润：《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载《读书》2010年第9期）。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周有光也有类似的提法，他说：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是“玄学思维”，是讲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全不一样（周有光：《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载《读书》2010年第10期）。
　　这些个“历史观点”，这些个“顺序”，在我看来，真有点莫名其妙。而且，都是照搬外国（没一个是“中国中心观”）。其中一文还说：不讲民主，不就成君主吗？——各位看看，是否“驴唇不对马嘴”？——我想，有些人恐怕永远明白不了，我们中国可能是有着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的。并非这些乱七八糟的“老古板”。
　　照我说来，“将来有一天”，中国就会走上一个既非“专制”，又非“民主”，而是“回归传统”的“国家建构”，——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人的战争”，其实却非我一人的主张。
　　不过，许先生为了所谓“国家建构”，最终提出了中国现下“道统”申明的问题。这或可说明“吾道不孤”，不过“再建道统”，可没有现成的简单答案。
　　在近百年时间里，中国人“放”“废”了自己的“皇极”和“大公”（参见笔者与刘洋合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文章，载《二十一世纪》2009年第2期），而依傍外人外力，贪图简便答案，宁肯大脑弱智化，偏爱那些白开水口号，以致迷信什么“科学”（记得过去党国曾专批过科学至上）、“民主”、“法制”、“阶级斗争”……看似简明扼要的东西，——其实，世上哪有那么简便的事呢！
　　不解决三大误读，就是假爱国
　　最近，网易读书视频发表了“高王凌谈中国历史的三大误读：人口负担、经济剥削、政治专制”，在我看来，这些自然都是大问题，有必要再谈，甚至反复地谈。
　　其原因之一，就是今天社会上仍充满了无数的“陈词滥调”、对中国文化的“污蔑之词”，比如：
　　一、人口（社会史）：人口过多，资源奇缺，环境破坏，食品短缺，民不聊生，发展无望……
　　二、地主（经济史）：强占土地，残酷剥削，欺男霸女，垄断乡里，暗无天日……
　　三、专制（政治史）：帝王世袭，专制集权，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自由无人权……
　　处于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文化还有何“可爱”可言？如果各位一方面高谈“爱国”，一方面漠视“三大误读”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你不觉得这中间存在很大的无法调解的矛盾？那，你“爱”的究竟是什么？
　　以下我要说几句严厉的话了（往往我是留有余地的）：
　　这三个问题涉及“三宗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污蔑传统罪。怎能等闲视之？
　　谁若不能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有意无意地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死敌一边；或是表面说一套，实际另一套，——那就更是用心险恶了！
　　我还要补充说明：有人总以为世界上只有“民主”与“专制”两个对立面，不管它是一种“常识”，还是“从小听来”的，我在访谈中已经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既不是“专制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以前你可能没听说过，以后可不要大惊小怪了！
　　此文可能冒犯了自百年以来，自九十年、六十年以来，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无数毕业生和大人先生，那也是迫不得已，各位实在是该猛醒一醒，不再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了，因为，这都是罪过啊！
　　民主原来也有或然性问题
　　民主，也有个“或然性”问题？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竟然说“民主”也能导向“专制”？
　　倾读施京吾先生《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他就说出了这一层意思。看来，施先生是比我专业多了（每每在文章里说了“自谦的话”，就会被批评者抓住，原来你只懂得一点点啊，有限的很啊——取消你的发言权，“打翻在地，再……”令人无所措手足）。
　　他说，“民主制”在历史上确实造成过严重后果。因此，我们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都是不能置喙的“好东西”，否则，宪政理论家们对“民主”的大量批判，岂不成了捕风捉影（按：浅薄如我辈，就不知道还有诸如此类的“大量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