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均衡与博弈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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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还有另一种解释。也许人们确实最大化了他们的效用——但是效用并非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至少并非仅仅是金钱。而且也许“情绪的”和“理性的”在描述人类行为时并非互相排斥。选择一种让你感觉舒服的方式，即使需要花费一些钱，这种行为真的是那么不理性的么？毕竟效用的概念是建立在幸福的基础上的，幸福很显然是一种情绪的概念。

　　实际上，很久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人们是情绪性的。但是当你的目的是要科学地描述经济学——而且用数学的方法——承认情绪的存在将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如科林·卡默热向我解释的。“主流经济学家说的一件事情就是，理性在数学上是精确的，”他说，“理性的方式只有一种，但不理性却有很多种。所以他们经常把这个作为理由——如果人们不是完全理性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旦任何事情可能发生，就不可能找到描述这种情境的数学。“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们有点失败——如果你放弃理性，我们将无法精确地描述任何东西。”

　　这种观点看起来很像是只在路灯下寻找丢失的钥匙，因为如果它们在别处你就无法看见它们。如果你的数学只能描述一种（理性的）行为，那么你就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正确的。但卡默热和其他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先找出行为者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想法是，让我们找到那些考虑大脑实际上如何工作的科学家……向他们请教，”卡默热说，“很可能是虽然在数学上存在着很多可选择的模型，但心理学家们说：‘噢，是这一种。’”

　　当然，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像在弗洛伊德的年代——心理学家们无法准确地回答人类行为背后的大脑机制。但随着现代神经科学的兴起，情形改变了。比如，人类的情绪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个谜。科学家们可以观察当人们感到轻蔑、厌恶、恐惧或者愤怒、同情和恋爱时大脑的内部的活动，更不用提吸毒获得快感的时候。人类决策的驱动力可以追溯到特定脑区间的信号传递。因此人类的经济或是其他行为，可以不再用经济学家的“理性”和金钱效用来分析。实际上，看起来大脑是用多巴胺，而非美元来衡量效用。而且这只是神经经济学这门新学科对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贡献之一。

　　第三节　经济学和大脑

　　我先前也读到过一些神经经济学方面的文献，但真正看到这个学科的全貌，是在2003年当我来到位于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造访瑞德·蒙特格的实验室时。他的“人类神经影像实验室”是高科技服务于科学的前沿典范，拥有一百台左右的电脑，成排的等离子显示器，和最新的大脑扫描仪器。蒙特格将一切归功于奔腾处理器的高速，强调这门新学科的力量在于它可以精确地描述人类的行为。

　　“我们将精神和人类经验量化，”他说，“我们将感觉转换为数字。”

　　蒙特格的科学生涯始于数学和生物物理，但他预感到物理学并非将来的潮流。当涉足一个量子化学项目时，他想到了大脑。为什么不像理解宇宙一样用数学来理解认知？他开始进行建立大脑加工过程的计算模型的工作，接下来是观察真实大脑内部的活动，利用物理学开发了一项变革心理学的技术。

　　今天我们对大脑扫描仪如此熟悉以至于很难记起很多上一辈的科学家还认为大脑是永远无法了解的。在斯金纳的带领下，20世纪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深深影响了我们对大脑和行为的基本看法。行为主义者认为通过行为无法观察大脑，所以只有大脑产生的行为才是在科学上有意义的。这种看法对科学和大脑都是一个误导。

　　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的技术使大脑对研究者变得透明。放射性原子可以吸附到活体大脑中的重要的分子上，使这些分子的活动可以被观察，为我们提供了当动物表现出行为时大脑如何活动的线索。后来的方法放弃了放射性，使用磁场来对流经大脑的血液中的分子起作用。最终，这种被称为磁共振成像，或者MRI的方法，在医学上被广泛应用于皮肤下“观察”。神经科学家应用多种MRI技术来观察活动的大脑。

　　“可以用影片记录下你大脑每个区域的血流动态变化情况，”蒙特格说。而且血流活动被证明是和神经活动紧密相连的——活动的神经元需要养分，所以血液就流向它们。你可以观察一个人表现出各种行为时他的大脑不同区域的活动变化趋势。

　　因此，当神经科学家拥抱影像工具的新热潮到来时，那些关于大脑哪些方面可以被研究和理解的旧的限制被打破了，蒙特格解释说。“不论你能否解释，信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说，“人们像这样把人放进扫描仪并让他们做各种认知任务，不夸张地说，从性交到想‘帆船’这个单词。这些实验的结果很漂亮。我想对大脑的研究是前途无量的。”

　　一个新兴的开发这些技术的学科似乎是一夜间拔地而起。神经经济学这个词本身首先出现在2002年。在那之前，蒙特格那些人将他们的研究称为“神经的经济学”。不管怎样，在这个领域第一篇引起人们注意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出现在1999年，作者是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的保罗·格林切尔（Paul　Glimcher）和迈克尔·普拉特（Michael　Platt）。格林切尔和普拉特测量了猴子在完成一个决策任务时脑部的神经细胞活动。结果支持了这样的看法，神经活动能反映决策的因素——就是某些类似于效用（经济学家已经定义的）的东西。

　　当然，猴子不会为钱困扰，但它们非常喜欢喷出的果汁，以喷出的果汁为奖赏可以很容易训练它们完成各种任务。在普拉特…格林切尔实验中，猴子需要做的就是将视线从屏幕上的十字转移到两盏灯中的一盏上。看一次灯可以为它们赢得一次喷出的果汁。

　　但看其中的一盏灯会比看另一盏灯得到更多的果汁。猴子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就能发现这一点（很明显猴子会这么想，如果我想要最大化我的效用，我应该看右边的那盏灯）。如果实验者将高奖赏和另一盏灯相联系，猴子很快就会明白并且将去看那盏新的能获得高奖赏的灯。

　　这些一点都不奇怪——先前也有过相似的实验。但在这个实验中，普拉特和格林切尔同时记录了猴子脑中一个位于处理视觉输入并参与负责眼动的区域内的一个神经细胞（如果你非要知道，那个细胞位于外侧顶内皮层，lateral　intraparietal　cortex，或者称LIP）。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实验最精巧的部分。屏幕上的两盏灯中只有一盏摆放在那个被监视的细胞的视野范围之内。当那盏能被看到的灯出现时，神经细胞放出电脉冲，就像它们被刺激时一样。当猴子的眼睛移到那盏灯并凝视它，那个神经细胞的放电活动达到顶峰。到这里看起来还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但如果那盏灯正巧是“高奖赏”的灯，神经细胞放电就比观看“低奖赏”灯时的信号强。对于一个老派的神经生理学家来说，这将会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在这两种条件下真实的视觉刺激是完全相同的——一盏灯亮起，眼睛转向它。但和视觉刺激相联系的神经元“知道”哪盏灯会带来更大口的果汁。猴子选择去看那盏高奖赏的灯（也就是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反映了大脑特定区域中一个神经细胞活动的特定变化。

　　当然，那个实验只是个开始，但它使很多科学家看到了通过观察大脑内部来理解经济决策行为的可能性。第二年，神经经济学的先锋人物聚集在普林斯顿，举行了第一次学科会议。蒙特格回忆起一位与会的经济学家所表示的怀疑，他觉得没有理由相信大脑化学物质和经济学有任何关系。“我说那只是胡说，”蒙特格回忆道，“如果不是你的大脑，你相信是由什么样的幽灵产生了经济行为？”更糟的是，那个经济学家甚至不认为他的看法是过激的。“我为此感到诧异，”蒙特格说，“现在仍然很诧异。”

　　将神经科学和经济学相融合的想法逐渐被人们理解，虽然也许在神经科学领域比在经济学领域来得更快一些。《神经元》杂志在2002年10月发表了一期专刊，刊登了一系列关于人类决策的文章，其中的很多都在探索神经经济学研究提出的新观点。

　　蒙特格和伯恩斯在那期专刊上的文章中提出化学物质多巴胺是大脑用来测量潜在行为相对获益的货币。那篇文章引用了很多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即一个活动回路连接了大脑的两个部分——一部分靠前，在前额后面，另一部分则深埋在大脑中部——通过产生更多或更少的多巴胺来主导决策行为。证据表明多巴胺水平预测了不同选择的可能奖赏。

　　多巴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大脑最主要的快乐分子，和产生快乐感觉的行为有关。但并不只是快乐控制着多巴胺的产生。实际上，看起来大脑的多巴胺货币调节了对快乐的期待（或某种形式的奖赏）。蒙特格和伯恩斯展示了大脑的某些产生多巴胺的神经细胞负责监控期待奖赏和实际奖赏的差异。如果一个选择带来了和预期完全相同的奖赏，多巴胺细胞保持一个平稳的活动水平。当快乐超过了预期，那些细胞疯狂地释放多巴胺。如果奖赏不如预期，多巴胺就减少。这个监控系统也考虑了奖赏的时机——如果晚餐推迟了，多巴胺就会减少。当预期的奖赏没有实现，多巴胺监测系统告诉大脑改变它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对奖赏的期望可以指导大脑的决策。

　　蒙特格和伯恩斯指出，重要的一点是，并非所有大脑都相同。一个人梦想的奖赏可能是另一个人可怕的噩梦。一些人只在期待巨大的奖赏时才会做冒险的选择；一些人冒险只是为寻找乐趣。神经经济学的一个前景就在于它可以通过大脑扫描来确定这些个体差异。

　　在蒙特格和伯恩斯描述的一个实验中，人们在电脑屏幕上选择A或者B，然后观看屏幕上的一条杠来看看自己是否赢得了奖赏（这条杠记录了游戏进行中的累积奖赏“点”）。随着游戏进行，电脑会根据玩家的选择来调整奖赏。一开始，选择A使杠上升得更多，但频繁地选择A会使B成为奖赏更多的选择。当A的奖赏下降，一些玩家很快就发现了并转向更多地选择B。但有些人会一直选择A，赌它会回到开始的高奖赏率。这表现出一些大脑比另一些大脑更倾向于冒险——一些人保守地玩；另一些人喜爱冒险。［事实上，蒙特格说对这两类玩家更准确的标签应该是“匹配者（matchers）”和“优化者（optimizers）”。“我称他们保守和冒险是因为可以拿它们开些有趣的玩笑。”他说道。］

　　对我来说，听起来更像是他们该被称为“转换者”和“顽固者”。然而标签并不重要。这个实验最吸引人的结果是大脑扫描所揭示出来的。当然可以肯定，两组人的大脑活动方式不同，特别表现在一小组叫做伏隔核的脑细胞上。这是一个与药物成瘾相关的脑区，“冒险型”玩家（顽固者）的这个脑区更活跃。

　　然而最巧妙的是，你可以在比赛一开始就区分出哪些人是冒险者，哪些人是安全型的玩家，甚至当他们的行为还未表现出差异时。这类证据可以推翻行为主义者认为只有行为才重要（或者才能被了解）的旧看法。在游戏初期，两个玩家可以表现相同，做出完全相同的选择。但是通过扫描他们的大脑你将会看到不同，这使你可以预测当奖赏率发生变化时他们会怎么玩。

　　“那些整体来说更冒险的人和那些转换选择的人不同——甚至没有人会转换类别。”蒙特格告诉我们。更有趣的是，两组人也存在着遗传上的不同。

　　因此神经经济学家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种他们不曾拥有过的工具，带来了新的希望：通过观察大脑内部活动，科学也许可以真正走上发现支配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典之路。

　　第四节　你相信谁？

　　2003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成为神经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艾伦·山菲（Alan　Sanfey）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实验中，参与者们玩一个叫最后通牒的游戏，这是行为博弈论学者最喜欢的游戏之一。这很像在一个电视游戏比赛中，你得到了很大一笔钱，但你必须和陌生人分享你的收获。假设你得到一百美元，你将其中一些分给陌生人，剩下的留给自己——除非那个陌生人拒绝你的钱。如果是那样，你就必须把所有的钱交回，这样所有人都一无所获。

　　理论上，不管你给多少，陌生人都会接受，毕竟聊胜于无。因此，一个博弈论学家可能会下结论说你应该分给陌生人很少的钱——10美元，甚至只要1美元——那样你就可以带着尽可能多的钱离开。但实际上，大多数陌生人拒绝很少的钱。比如说如果你分给陌生人10美元，你更可能一无所获而不是带走90美元，因为那个陌生人可能会仅仅为了惩罚你而拒绝你的施予，即使那样做会损失个人利益。因此，人们往往会表现得更加慷慨——拿出奖金的40％～50％给陌生人，也就是——预料到不公平的给予会被愤怒地拒绝。

　　这是另一个不成熟的博弈论会做出错误预测的案例，博弈论假设每个人都会追求金钱的最大化，但这在很多经济学实验中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来自普林斯顿的研究走得更远，它在陌生人考虑是否接受另一个人的施予时，扫描他们的大脑。在这个研究中，奖金只是10美元——科学家们没有像“谁想要成为百万富翁？”那类节目中那么多的钱——但原则是一样的。如果第一个人只给出1美元或2美元，往往会被拒绝。但也并不总是这样。你可以通过观察大脑内的活动来分辨哪些人更可能接受较少的钱，哪些人更可能拒绝。

　　更容易拒绝低金额的人普遍表现出大脑前部一个叫做脑岛的区域（一个已知和负性情绪，包括愤怒和厌恶有关的区域）的强烈的活动。这些人的另一个脑结构——前扣带回皮质——也表现出了增强的活动。这个区域已知和监测冲突有关——在这个实验下，冲突来自于选择惩罚那个吝啬鬼还是拿走钱。“不公平的待遇……有时会使人们放弃经济上的收获以惩罚同伴的轻视。”山菲等人在《科学》期刊上这样写道。

　　在一篇评论中，科林·卡默热指出，山菲等人的文章展示了基本博弈论的法则如何失效——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出于私利（即获得尽量多的钱），在一个“游戏”中并非所有的玩家都如纳什均衡的基本假设那样倾其全力。但卡默热指出，行为博弈论可以不受这些假设的束缚并且仍可以很好地认识人类行为。神经经济学事业，换句话说，是将行为博弈论的理论扩展到真实生活中决策行为的有力工具。

　　举个例子，从蒙特格的一种类似的行为游戏，可以看到人们奇怪的经济行为。在一个这种游戏中——一个检验信任的任务——玩家1获得了20美元，他可以留一部分并将剩下的放在一个虚拟的罐子里，放进罐子的钱会翻三倍。如果玩家1留10元捐10元，罐子里的钱会变成30元。玩家2可以和玩家1平分罐里的钱或者选择独吞。

　　“如果你平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报答了信任。”蒙特格说。但如果你拿走29块，剩下1块，下一轮玩家1就不太可能往罐里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