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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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当夜事故描述中，所隐隐暗示的因果报应观念。让我们先细读五宝自杀前受华三虐待的一幕：

五宝跌坐在华三房中，华三揪住她的头，像推磨似的在打转子，手上一根铜烟枪劈下去，打得金光乱窜，我看见她的两手在空中乱抓乱捞……

再细读柯老雄遭娟娟凶杀的一幕：

娟娟双手举着一只黑铁熨斗，向着柯老雄的头颅，猛锤下去，咚、咚、咚，一下紧接一下……柯老雄的天灵盖给敲开了……他那两根赤黑的粗膀子，犹自伸张在空中打着颤……

我们比较这两幕行凶细节，可发现其中有颇多完全互相对应的地方。首先，所用凶器就是一对：华三打五宝，用一根“铜烟枪”；娟娟（五宝灵魂）报仇，用一只“铁熨斗”。其次，华三揪住五宝的“头”，“劈下去”，打得金光乱窜；娟娟则对准柯老雄的“头颅”，“猛锤下去”，一下紧接一下。又，五宝被打得“两只手在空中乱抓乱捞”，而柯老雄的“粗膀子，犹自伸张在空中打着颤”。

作者似乎如此暗示：犯了什么样的罪孽，必遭什么样的报应。若非今世，就是在来世。而载着冤孽的灵魂，永不得安息，直到把孽债还清为止。杀死柯老雄这一行动，一方面好像使娟娟还清了前世孽债，另一方面又好像把她今世新招的罪孽洗涤一净。所以后来她的笑容就不再有凄凉意味，而带着“憨稚”。我们注意到，她本来留着垂肩长发，可是进入疯人院后，“娟娟的头发给剪短了……看着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而五宝，被人牙贩子卖到万春楼的时候，是一个十四岁的处女，“剪着一个娃娃头”。如此，我们觉得，载满一身冤孽的娟娟，在杀死柯老雄这野兽之后，仿佛神秘不可解地变回当初纯洁的五宝。

经由上面讨论的三种技巧与方法，作者成功地暗示出娟娟和五宝是同魂异体的神怪含义，使小说更增添一种阴森暧昧的气氛。娟娟，是《台北人》所有主要角色中，惟一不是出身中国大陆的。但当我们领会她就是五宝的“鬼”，她的背景，她的过去，也就获得和中国大陆有关。然而关于二女共具同一灵魂的神怪意义，根据小说内容，又有一些疑难存在。我就此提出来说一下。

娟娟，若真如作者所暗示，是五宝投胎变成的，那么在年岁问题上，又说不过去。中元节“总司令”祭五宝的时候，说：“算了一算，五宝竟死了十五年了”。可是娟娟在追叙自己被父亲强奸的悲惨经验时，说“那时我才十五岁”。而“总司令”后来看到她头发剪短，觉得她“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由此相较可知，五宝去世的时候，娟娟已经诞生，活在人间了。那么，五宝的魂，怎么又能投胎变成娟娟？这是作者的疏忽吗？还是作者故弄玄虚，存心使之似是而非，制造悬疑？灵魂小是否也能不“投胎”，而游回于天地氖氢中，择时停驻在活人身上？娟娟，是生下来就是五宝，还是行凶的刹那才变成五宝？两个人的灵魂是同一？或是由于“总司令”的拜祭，五宝的冤魂从阴间回来，附在娟娟身上，借她的手行凶，偿还孽债？

还有一点也值得深索。娟娟一生下来，身上就有母体遗传的疯癫孽。但乱伦孽是十五岁的时候被迫加她身上的。也就是说，她的“冤孽”，出生之后十五年而固定。而五宝的冤魂，也是等了十五年之后才回来讨债。这之间，有没有什么神秘牵联？或者只是偶然？

这一大疑团，恰似浑沌一片，使这篇小说的含义更变得朦胧暧昧，像一个无底的谜。真个是：今昔不明，虚实难分。似真似幻，如醉如痴。

这，大概也就是生命之谜吧。

另外，作者似亦暗示，娟娟这个薄命女人，不仅是五宝一个人的冤魂，也是天地间所有冤魂的总合，小说另一角色林三郎，日据时代爱上一个蓬莱阁叫白玉楼的酒女，后来那酒女发羊痈疯跌到淡水河里淹死，他就为她写下《孤恋花》这首十分凄凉的歌，从那时起，每天用他那架破旧手风琴拉奏。根据“总司令”的叙述，“娟娟在五月花的时候，林三郎很喜欢她，教了她许多台湾小调，他自己写的那首《孤恋花》就是他教她唱的”。而总司令“在五月花里，不知听过多少酒女唱过这支歌了，可是没有一个能唱得像娟娟那般悲苦的小一声声，竟好像是在诉冤一样”。这些文字，隐隐暗示娟娟和林三郎以及《孤恋花》这首歌曲，也有某种的神秘缘份。好像她同时也是淹死的白玉楼的冤魂。我们注意到，“白玉楼”这个名字，以及“蓬莱阁”，皆象征至美之“灵”。作者似乎如此暗示，这个酒女也是因为受不了“肉”的冤孽，才枉死的。作者对林三郎这一小角，倒费不少笔墨来描写。这个眼睛烂得快瞎的老乐师，天天抱着那磨得油黄的手风琴，拉《孤恋花》哀调，好像为天下的酒女，天下的冤魂，奏着永恒的挽歌。最后“总司令”到新竹疯人院看娟娟，林三郎也陪伴同去。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为了娟娟，互相搀扶着在寂寞漫长的黄泥路上一步一步行走，我们隐隐感觉，这二女一男之间，似有某种神秘联系，好像前世有过什么缘份似的。正暗合《再生缘》一戏的情节含义。

又，根据“总司令”的叙述，黑窝主柯老雄，三年前是五月花的常客，耍过几个酒女，“有一个叫凤娟的，和他姘上不到一个月，便暴毙了。我们五月花的人都噪起说，是他整死的，因此才敛迹了几年”。这次他回五月花，“我派过丽君和心梅去，他都不要，还遭他骂了几句‘干伊娘’，偏偏他却看上了娟娟”。为什么柯老雄不肯要丽君。心梅这些个有风头的酒女，偏偏选中显然不大出色的娟娟？这也是“天命”吧？或者娟娟也是在死的凤娟冤魂，来身柯老雄讨债？

如此看来，娟娟确实好像不单是五宝一人的冤魂，而是天地之间所有冤魂的总合，我上文已经讨论过，在作者视界中，人，一生下来，身上就烙有孽痕——人类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孽。而这“孽”，就是人类的兽性或肉性。人既不能超脱“肉”而存在，就根本无法法除这个被迫加诸身上的冤孽，所以从作者观点而言，全人类的灵魂都是“冤”魂，而娟娟，既代表所有的冤魂，也就变成了全人类的象征。于是《孤恋花》这篇小说，从一个酒女的故事，引申扩大，成为整个人类的故事。成为一个天长地久、永无止息的人类悲剧。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娟娟，不是五宝的鬼魂，而是全体人类的“冤孽”。

还有一点我也顺便一提。我们中国古代神话，认为人间乱世，和“冤魂”有关，《西游记》里，唐太宗游观地府，阴司的崔判官就提醒他回阳间以后，做个“水陆大会”，超度“那无主的冤魂”，因为，“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白先勇在《孤恋花》里，似亦取用同一神话含义，影射我们今日社会之混乱。然而除了这么一点暗示性的社会批评，这篇小说的象征意义远甚于写实意义，我们不宜将它归为社会写实小说的类型。像柯老雄那样凶蛮下流的黑心野兽，像娟娟父亲那样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要强奸的丧心病狂，用来影射人性恶的一面，十分适当。可是如果我们偏要用纯写实眼光来看，就会觉得太缺乏普遍性。而且会误解作者选用这样的人物题材，是想以色情暴力刺激读者的感官。

本来，像这样一个“鬼故事”，也不可能是“写实”——除非解释为“心理之写实”。在西洋文学里，也有不少以人性善恶或灵肉对争为主题的小说名著，内容牵涉到鬼魂或其他“超自然”（Supernatural）力量。例如亨利·詹姆斯的《碧庐冤孽》（TheTurnoftheScrew），王尔德（OscarWilde）的《陀利安格雷的画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史蒂文生（RobertLouisStevenson）的《化身博士》（TheStrangeCaseofDr。JekyllandMr。Hyde），这些都是。为什么如此？这，大概是因为，一谈起“灵”和“肉”，就是触及人类生命最根本的奥秘；而要表现解释这样一个无可理喻的生命之谜，即使天下最高明的作家，也不得不借助于鬼神吧！

my285。

《花桥荣记》的写实架构与主题意识

写作现代短篇小说的一大原则，便是表达故事含义的方法，不用“诉说”，而用“呈示”。白先勇严格遵守这一项原则。然而“呈示”的方式，又有明暗程度的不同。在《台北人》里，例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孤恋花》等篇，由于作者多用暗示和暗喻来表达故事旨意，所以相当难解。另外又有几篇，由于呈现旨意的方式多半是明示和明喻，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容易了解。《一把青》是其中的一篇。《花桥荣记》是另一篇。

实际上，《花桥荣记》和《一把青》，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两篇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两篇同样藉由叙述者的观点与口吻，道出小说主角的故事。《花桥荣记》的叙述者，是个早已迈入中年，可能已接近老年的饭店老板娘。她的爷爷从前在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开一家米粉店，叫“花桥荣记”，生意昌隆，家喻户晓。后来她嫁给一个军人，还当过几年营长太太，不料苏北那一仗，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随军眷撤来台湾，流落在台北，为了谋生，便在长春路底开了一家小食店，也叫做“花桥荣记”。

光顾这家小食店的客人，多是广西同乡，但只有卢先生一人，和她同样来自桂林，卢先生是长春国校的国文老师，初来饭店包饭时，年纪不过卅五六，长得高瘦青白，举止斯文有礼，从面廓可以看出他以前长得十分清秀体面，可是头发已先花白，眼角有了皱纹，颇看得出老。相谈之下，叙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门子弟，桂林水东门外那问培道中学，就是他爷爷办的。叙述者见他是桂林同乡，知礼识数，又得知他生活十分规矩，而且除了教书，又自己养鸡赚钱，已有一笔积蓄，就有意把她先生的侄女儿秀华，和他撮合成亲。（秀华的军人丈夫，在大陆上也一样的没了消息。）不料卢先生一口回绝，说他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原来他的未婚妻是桂林锦缎商罗家的女儿，和他是培道的同学，没逃出来。

不久，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叙述者探问之下，得知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罗小姐联络上，她本人已到广州，只等卢先生寄十根金条去，就能愉渡逃出来台湾和他成亲。卢先生攒了十五年的积蓄，刚好抵得十根金条。于是他兴奋期待，魂不守舍，日夜渴盼和罗小姐重聚。却没料到他表哥原来是个骗子，把钱吞了，就说不知道有这回事。重聚的美梦，连同十五年的辛苦积蓄，一下子全成了泡影。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卢先生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姘上一个泼辣浪荡的洗衣妇阿春，终日耽溺于性欲之满足，并把自己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脸上涂抹粉白的雪花膏。他卑屈劳累自己，躬身服侍这个“嚣张”“肉弹弹”的泼妇，跟在她屁股后头走。可是没多久，阿春就开始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好，却被好夫一脚踢倒地上，又被阿春“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他在床上养伤许久，伤好后，身上耗剩一把骨头。一日，他照例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由于学生喧闹嘻笑，他突然大发脾气，抓住一个小女生出气，拍她一已掌，大叫大骂，引起街上一大风波。

第二天，他便死了。伏在自己房间书桌上，悄悄去世。验尸官验不出毛病，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由于卢先生还亏欠一笔饭钱，叙述者便到他租住的房间，想拿他的一点东西来抵押。却意外看见他房间墙上，悬着几幅照片，中间最大那幅，正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桥头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卢先生，女的必然就是罗家姑娘。两人看来都异常灵秀纯净，笑眯眯地紧依着，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卢先生房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叙述者便把这幅照片带走，打算把它挂在饭店里，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她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这个花桥桥头，那路口子上。

《花桥荣记》这个老板娘，可比《一把青》的秦老太，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来叙述她亲眼看到的另一个人的故事。而两篇里面被描述的角色，朱青和卢先生，同样是前后判若两人。此外，这两篇小说的又一相似点，即这两个叙述者，本人之遭遇，和她们所描述的角色之遭遇，基本上颇相似：秦老太和朱青一样，死了丈夫；老板娘亦如卢先生之盼望和罗小姐重聚，梦里想着和她那下落不明的丈夫重聚。但这两个叙述看，虽然心怀隐痛，想念过去，却能和命运取得妥协，接受现实过日子，所以不致于突然间判若两人，结果或如朱青，心灵丧亡，或如卢先生，死于非命。

然而作者对这两篇小说的处理方式，却又有好些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即两个主角的命运转捩点，时机不同，朱青的改变，起源于国军与共军交战时她丈夫之死难。所以她的改变，和时势暗合在一起。卢先生的改变，则源于他和罗小姐重聚幻想的破灭，而不源于当时和她的别离。来台湾以后十五年内，他一直以为别离是暂时的，一颗心紧紧攀住过去，充满希望，充满耐心，等着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所以就卢先生而言，“今”“昔”的界线，在于十五年后理想粉碎之时。

此两篇小说处理方式的另一不同点，即作者对人物的呈现与刻划，重点有异，《花桥荣记》的老板娘，比起《一把青》的秦老太，在小说里所占分量，重得多。这倒不是说《花桥荣记》的叙述者，和主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相反的，秦老太和朱青之间的关系，比起老板娘和卢先生，要来得密切多了。然而在《一把青》里，秦老大这个角色，所占地位，全然是附属性的；朱青是小说里显然的、惟一的主角。秦老太在叙述中所提到的一点关于她自己的事，全是被作者利用来当做朱青故事的背景的。所以，我们虽也可从秦老大的叙述内容和口吻，窥知她大致是怎样一个人，作者却没有意思特别去刻划她的为人和性格，《花桥荣记》的老板娘一角，却不居“附属”地位，有其独立之重要性。她的叙述，某些部分，和卢先生完全无关。可是从头至尾，不管她说的是自己生活圈子里的琐事，或是卢先生的故事，却都同样十分流露出她自己的个性。而且我们感觉得出，这是作者的存心。所以，从这一点来论，我们也很可以把老板娘当做这篇小说的主角。

细读《花桥荣记》，我们不禁再度赞叹白先勇写实力之惊人。里面的角色，不论大小，一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最耐人寻味的，还是说话人自己，因为，从她那些对别人品头论足的闲话中，从她讲述故事的方式和口气中，从她对人对事的反应和评价中，我们不仅看到活生生的卢先生，和同样活生生的一批社会小人物，我们更看到她自己——一个心地不错、骄傲于自己过去，喜与人搭讪聊天、有虚荣心、也有点势利眼、颇俗气、颇风趣、爱探听别人闲事、富人情味但更关心自己目前生计的中下阶级饭店老板娘。

好一个有血有肉，逼真实在的女人！她似乎具备她这般年龄的女人常有的特点，偏见和毛病：

一、喜欢追忆并夸言自己当年之风采。她追叙自己年幼时，在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