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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孩刘亦婷-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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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数量和速度都重要得多。
婷儿运用“联想法”学到了不少字词和知识，也闹了不少笑话。有一天，我让她向我们的第二任主编文爷爷问好，婷儿问过好后接着就问：“文爷爷是不是蚊子的蚊？”还有一次，住在我们办公室隔壁的著名作家周克芹问婷儿：“你姓什么？”婷儿认真地回答道：“我姓谈，痰盂的痰。”（我爸爸依祖姓给婷儿取了个别名叫“谈蕙”，婷儿很喜欢。最出彩的一次是，婷儿问省音协的安爷爷：“你是不是姓安徒生的安？”把安爷爷高兴坏了，连连夸奖：“这个小不点儿还知道安徒生呢，不简单！不简单！”
说话数数都要快，训练思维速度
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在大量研究智商测验成绩时发现：“决定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心理活动的速度。我们来看一个最简单的题目：说出数列3，6，9，12。。。。在这个题目上，没有人会感到困难，也没有人会出现错误，但是，有的人可能在几秒钟内说出十几个数字，有的人则只能说出几个。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将在那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上得到同样的表现，也就是说，对容易问题回答很快的人，对困难问题的回答也快，反之亦然。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动的速度差异，是决定智力差异的基本的和固有的基础。”
我在《自己测智力》上看到这段话后，就把训练思维速度纳入了婷儿的培养计划。具体做法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说一遍就要听”，主要是通过快速算数来促使婷儿加快对信息的反应速度。不论是书上画的还是实物，只要有简单计算的机会，我都要请婷儿数一数，算一算。数数的时候，我要求婷儿看和说的速度要尽可能快，不许“嗯嗯啊啊”地磨蹭。
广泛数数的同时，我经常让她比较有明显差别的物体，教认形体并数清各种形体的数量。教她加减计算的时候，则不强调快，只强调准。因为只有建立在准确基础上的快才有意义。事实上，当婷儿已经习惯于快速反应的时候，也就不习惯慢腾腾地磨了。这时候我反而要提醒她不要慌，不要急于把没有核对的结果拿来交账。
遇到分配好吃的东西，更是趣味教学的好机会。婷儿过生日的时候，我问婷儿：“罐头里还有7个荔枝应该怎样分配？”那天晚上，她用玩具计数器算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从“你吃7个我吃3个”之类的方案中，做出了“你吃4个我吃3个”的正确选择－－模仿“孔融让梨”，双重正确。最后，我们一人吃了3个，多出来的那一个荔枝先是做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教具”，然后才被我们愉快地分享了（我本想把这个荔枝奖给她吃，但考虑到“孔融让梨”不能假让，还是“狠心”吃了一半）。
除了识字和算数，画画和看图说话也在随机进行。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掌握技能（我把婷儿的技能训练放在小学阶段），而是为了在3－6岁的宝贵时段有效开发智商和全面激发求知热情。
婷儿画画的进步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更专心，更好学，有点入迷劲。二是画的对象增多了，从太阳，花草，男、女孩，逐渐增加到蝴蝶、蜻蜒、鸟、蝌蚪、果子、房屋、河流、桥、兔子、小鱼、金鱼、云彩。下半年让她参加幼芽艺术班学绘画，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看图说话时，婷儿习惯性地要海阔天空地去编。我要求她首先按图上的事物说，做到之后又教给她如何组织材料，有动物时先说动物，再通过动物的眼睛去看周围的景物，没有动物时，就先说周围的东西，再说大的东西。刚才，我请婷儿又说了一张画，只提示了一下先后的原则，婷儿说得很好、以后有时间专门记几段她的看图说话。她说的是自己画的图。我想这种训练，将有助于她进一步注意构图的内在联系，并增强她的表现欲和表达能力。
为了让婷儿体验学习的实用性，我让婷儿给姥姥、姥爷写了三十几个字寄去，并寄去两张她的画，婷儿在信中提出“请姥姥给我写点小信”，姥姥每次回信，都没忘记专门给婷儿写张“小信”。
可惜的是，学英语的事还无法搞，因为买不到有声教材，我又不会。在湖北老家的时候，婷儿每天晚上还在电视机前看半小时的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从1岁8个月看到两岁11个月。这一年多的经历在婷儿进外语学校上初中的时候才显出它的效果，婷儿告诉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英语是自己的语言，就像母语一样。”其实，这就是幼儿时期印刻在大脑里的信息在起作用。
婷儿上小学之前，我还买不起电视机，婷儿也未能继续跟着电视学英语。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得庆幸。如果当时家里就有电视机，我很可能会像其他人一样，把电视机当保姆，让孩子一连几个小时呆坐在电视机前被动地看电视，自己去忙其它的。这样就不可能在婷儿的智力开发和情商培养上花那么多的时间，下那么大的功夫，婷儿也决不会有今天。
欧美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脑电波和睡眠时的脑电波非常接近，这种状态对于6岁以下的孩子来说，显然是在耽误刺激大脑发育的最佳时段。据我观察，那些用电视机当保姆带大的孩子，最容易养成懒得动脑筋的坏习惯，因为和电视机在一起傻傻地看就够了，没有人迫使你做出反应、除非是大人陪着孩子边看边问边讲，把电视节目当教材，才能起到扩大幼儿知识面的作用。即使如此，对两岁以下的幼儿来说，仍然不如用实物作认知对象的效果好。
在婷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主要是把电视剧作为教她认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教材，在促进思维能力方面，电视只被用来训练过婷儿快速观察和描述活动画面的能力，那时她已经读小学四年级了，已经有能力进行具有相当难度的快速思维训练了。
从小多做事，益德又益智
这里说的“做事”，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小家务，另一个是小事务。
婷儿3岁起，就开始承担一些打扫家庭卫生的任务，每次吃完东西，桌面和地面的果皮和瓜子壳都由她收拾。上街买东西的时候，问路、问价钱、请售货员过来、提要求等简单的事务，都是由她出面去办。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排队，也是由她上前去向服务人员和排在前面的人说明情况，请求得到优先照顾。这些事，婷儿每次都办得很成功。为了不让婷儿产生道德观上的混乱，我事先已经教过婷儿：“用欺骗或耍赖的办法插队，是令人讨厌的自私行为。如果排队确实有目难，应该正大光明地请求帮助，只要你说得清楚需要帮助的理由，人们一般都会让你优先的，因为中国人有尊老爱幼的好习惯。但是如果你说不清楚，那我们就只好不办这件事了。”婷儿十分清楚“加塞儿”和“请求优先”的区别，每次得到照顾，都忘不了真心诚意地向那些好心人连声道谢。
我让婷儿从小多做事，并不是因为需要她分担家务。我这样做的惟一理由是：多动手、多办事，对孩子的智力发展和性格培养具有其它训练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
美国哈佛大学的威特伦学者花费了40年时间，追踪观察了256名波士顿少年，结论是：从小爱劳动、能干事的孩子成年后，与各种人保持良好关系的比不爱劳动的孩子多两倍，收入多5倍，失业少16倍，健康状况也好得多，生活过得美满充实，因为劳动能使孩子获得各种能力，感到自己对社会有用。
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的个体成长也需要劳动和制作。因为劳动和制作需要动手，手上大量的神经束通向大脑，促进脑神经元的发育和完善；还因为劳动和制作，肯定伴随思维和想象，必然促进智力发展，所以自古以来都把“心灵”和“手巧”连在一起，相互促进。
婷儿很爱劳动。（1985年5月）12号买的3斤土豆全是她洗的，我只说了一下洗的方法。13号拌的黄瓜是她洗好切成块的，还有中午炒肉用的蒜和姜。当然用的是“杀人不见血”的餐刀。
婷儿扫地比过去干净，衣服叠得比过去稍整齐一点。玩具床收拾得很好，不比我收拾的样子差多少。
卫生方面能自己冲澡，只需帮她洗背。如不冲澡，只需帮她倒热水和洗一些难洗的地方，水温她自己掺冷水调。不随地吐痰，果皮果核都吐在盘里。
暑假，我考试，婷儿就到我表姐那去住了两个半个月，回来后每天午饭都由婷儿洗碗，通过坚持做没有趣味的事来练毅力。
早教专家冯德全说：会生煤炉的孩子最懂得工作的步骤，因为他积累了经验，掌握了规律，他的能力在各种场合又互相迁移。而很少劳动的孩子就会失去这一切。早期劳动和制作，还能培养起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的品质，养成劳动的习惯，培养起乐于创造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从小不劳动和不会操作的孩子，他一生就可能失去以上优良的品质和品德。
让一个已经习惯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懒虫改变好逸恶劳的恶习是很困难的，这往往需要一整套奖励和惩罚的制度才能奏效，而且不一定能做到从内心变得热爱劳动。但在把模仿大人当游戏的幼儿阶段，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却并不难。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刚会走路的孩子，就有了帮妈妈做事的要求，两岁时会帮着递送物品，3岁时便产生了参与成人生活的愿望，4－5岁时就能自己收拾玩具、衣服和洗刷自己的碗筷，这说明孩子的娇懒不是天生的。从人的本性来讲，是愿意做事的，只怪父母过分照顾，事事都要包办代替，才使孩子养成了不劳而获、娇懒成性的恶习。
对独生子女父母来说，不在幼儿时期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和办事能力，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
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有趣的调查，调查发现：亲子之间的纠纷，大多源于子女过分依赖父母，使父母感到力不从心，子女则因为某些要求没得到满足，而埋怨父母无能。那些从小习惯于大小事都依赖父母的孩子，成人后的自立自理能力都比较差，遇事总是指望着父母一帮到底。随着子女的需求和父母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相互间的不满和怨言也与日俱增，以至出现纠纷和冲突。这些孩子很少考虑自己为父母做了什么，他们把父母为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看作理所当然，一旦父母失去了自理能力或劳动能力，这类人很少去尽起码的孝道。
城里的独生子女父母也许并不一定需要孩子出钱赡养自己，但是得不到惟一的孩子对自己的关爱和体贴，总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农村的孩子们目睹父母的劳动，也参与一些辅助劳动，对父母的辛苦有直接的体验，大多都比城里的孩子心疼父母。城里的孩子很难体会到父母工作的艰辛，更需要让他们在家务活中体验父母的劳累，即使家里有保姆，也应该让孩子洗自己的小衣物和打扫自己房间的卫生，以免养成“少爷作风”。
其实，做家务也是孩子拓展知识面的好机会，比如说，我教婷儿洗袜子时，就谈论肥皂和洗衣粉的去污原理；婷儿协助我做菜时，就谈论糖或盐的溶解、浓度，味道和味蕾的关系等等。我们的开场白通常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灌输双重标准，练习宽容待人
我对婷儿要来很严、很细，一次都不肯放宽标准，婷儿对别人亦表现出这种要求甚严的态度。我要求她做事情和纠正错误都要做到“说一遍就听”，她也要来我说一遍就听。我当然很听话，但别人就不可能按我们的标准行事了。婷儿在弄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理之前，不止一次地陷入双重标准带来的心理冲突之中。婷儿曾不止一次地哭着问我：“为什么比我大的我也要让，比我小的我也让？”“为什么他这样就可以，我这样就不行？”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是在1985年初的探亲途中：
2月9比我带婷儿从窗户爬进火车，整整一昼夜，又热又臭又闷，然而最难忍的是渴。婷儿盯着别人的一堆“手榴弹”（塑料包装的水），愤愤地说了半天：“哼，光顾自己不顾别人！”我又好气又好笑地制止她，“手榴弹”的主人却被婷儿的神情所打动，递给了她一瓶，使我的说服教育工作增添了不少力量。
她对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像我对她那样严格要求，有一次，婷儿竟然因为两个小朋友没有回答她礼貌的招呼而难过得哭起来。别的小朋友做错了事情不能像我们那样“说一遍就听”，婷儿也会像我对她那样要求别人当场从错马上改正，遇上娇宠惯了的孩子，就会发生冲突。我再三教她“对自己要严格，对朋友要宽容”的道理，但她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宽容不来。
我在日记里分析着：难道是因为她对宽容缺乏感性认识、没有体验过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么？看来，我今后要想办法让她体验体验宽容的滋味，学点宽容的办法，但要避免把迁就当成宽容。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当时的情况其实是“严格有余，从不迁就”，可惜自己还缺乏认识。直到我第一次在婷儿面前情绪失控，我才做出了真正有效的反思和调整。
那次令我感到惭愧的经历，发生在1985年6月19日，快到电大期末考试的时候：
今晚婷儿终于学会了折纸船。我只是用嘴巴提醒了几点注意事项，如线条要整齐，翻船时要捏紧斜线和横线的交界等等。看到女儿独自折成的小船，我惭愧地向女儿道歉：“刚才不该因为折船的事吼你，请原谅！”女儿回答说：“没关系。以后你记住，大人看到小孩犯了不能原谅的错误实在想打的时候才能吼一下。”然后帮我把拖鞋拿来，并不顾我的阻拦，帮我把摔得老远的凉鞋捡起来放好。我真的惭愧了。
刚才，我为婷儿不能迅速地学会折叠精确的线条而大发雷霆，甚至把她没有翻好的纸船揉成一团丢在地上，把婷儿弄得不知所措，吓得哭了起来。我自知过分，才让她去拿手绢擤鼻涕、擦眼泪，并帮她重新栽了两张纸让她自己去折船玩。婷儿立刻破涕为笑，又专心地折起来。为了折得好一些，婷儿又来请教我、我教了两遍对齐的方法，她还没掌握好，我又要火了，干脆走开到长沙发上躺下来。
一想到40天要赶3门功课，而每天晚上都被婷儿缠住不能背书，我简直烦死了，摔掉了鞋。婷儿要我捡起来，我捡起鞋来使劲又一摔。
婷儿从没看过我这样火，吓得哭着跑过来劝我：“别生气了！”我克制着说：“我没生你的气。”婷儿不哭了，又跑回去专心地折她的船去了。我看婷儿如此入迷地做事情，心里又爱又怜，忍不住责备自己：“早几个月不抓紧时间，今天上午还在看小说，现在却拿婷儿出气。实在太不像话了。如果过去一直在准备功课，哪至于连教女儿拆船的时间都割肉似的疼呢？”
想到这儿，气也消了。又回忆起自己好像是上小学时才会折船，至少也是七八岁的样子，而婷儿才4岁，我4岁时会干啥呢？只不过会捡地上的梨核罢了（困难时期，饿的），现在我这样对待婷儿实在是太苛刻了。
正想着呢，婷儿又来求教了。这回，我和蔼地指导她完成了翻船的工序。她又拿出一张纸，要再折一只船，我应允了，并提出她独立完成，我来把这事记入日记。
我是快16岁时才开始培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习惯，我对婷儿提出这种要求是否太过分了呢？她毕竟才4岁半呀！卡尔·威特的父亲正是为了避免出现对两个孩子要求不一致的局面，才不让威特成年前与同龄儿童交往，以免给孩子的是非观念造成混乱。他这样做是对的。但我没有这个条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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