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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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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一个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个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就是一个愚蠢的机制。单是愚蠢，没关系，问题是它非常奏效，非常有活力，它聪明极了，它想出千奇百怪的试题考学生！
熊丙奇教育今天出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管教育的就一点没有意识，还认为自己很成功？近年来，在谈到教育发展时，教育主管与高校，往往都说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可以拿出很多证明“教育繁荣”的数据和事例。比如说高校的合并，很多学校原来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严重，现在经过调整、合并、合作、共建，“管理体制已经理顺”，“规模效应已经显现”。包括你现在所在的清华大学，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清华一起合并的结果。还比如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达到2000万在校生规模，毛入学率近20％，这为多少学生创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可能有很多人并不赞同教育现状一塌糊涂的评价。
陈丹青我们都在说一切问题来自体制，但在现实中，体制变成每所学校、每个人身上的体制。我们的每一举动，直接体现为体制。每次我填表，我就想，此刻我就是体制！
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它出了问题，它自己恐怕也拿它没有办法。两个月来，教育当局没有人出来辩护或解释教育政策，没有人出来批评我的意见，指出其中的错误。我愿意相信，管理大学的领导层都知道发生了问题。徐友渔点出了根本：他所见识的学校领导，都对教育界的种种弊端了如指掌，私下批评起来，“鞭辟入里”。
其实，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没关系，就怕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承认他所看到的。
我相信在当政的位置上，也着急的，怎么把教育搞好？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底线是不愿怀疑当局对教育所做的努力，因为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一个高层领导存心要把教育搞坏。
熊丙奇我曾经问一位小学校长，我们的小学生现在为什么学得这么难？这么累？为什么要做那些稀奇古怪的怪题、难题？他说，只有让孩子见惯了各种题型，才可能确保考出好的成绩。他说，我们也知道这不对，可是这种情况至少在几年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上级部门考核我们的是什么，社会考核我们的是什么？是升入好学校的比例，是参加统一测试的成绩，我们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考核老师。老师的本事，就是教出高分来，否则你就不是好老师。
作者补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在《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一文中说，陈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可能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斗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事业最大、最深远的悲剧。（《看陈丹青愤怒拷问中国研究生招生体制》，徐有渔，《新京报》，2005年3月25日。）
第11节：一级行政机构
熊丙奇高校合并本就是行政管理的结果，合并也自然成为一种政绩。大学其实成了一级政府，学校也就是官场。
陈丹青是的，但我不怀疑这代领导人改善教育的迫切愿望，想把教育搞好。在经济领域，在外交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成功的措施。但是办教育是另外一回事。
原因4：大学，一级行政机构
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规律。从校长到处长、科长，到院长、系主任，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取代了学术权力。大学教授没有治学权，没有治校权。这难以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长官。
一年多来，李教授一直气不顺。作为海归，他第一次去见校长，就让他等了两个多小时，校长约见他的时间一再被推后，要他耐心等待。事后，他知道，校长正在接待一个上级部门的科级干部，商谈一些重要事情。
他怎么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是这种地位，事先约好的事会被硬生生地推后。对方不就是一个科长么！
今年，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也理解了校长大人的苦衷。原因是，他举办了一次成果鉴定会，邀请各方诸侯参加。在没有见到领导之前，唯一的沟通途径，就是领导的秘书。李教授才知道，别小看那些个科级领导，尤其是领导的秘书们，他会为你在更大的领导面前定调，决定你能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
在今天的资源配置体制中，谁有资源配置权，谁能与资源配置权沾边，谁就是红人。校长把政府官员当红人，而校长以及校长身边的人，就是教授、院长的红人。上面要讨好红人，下面要做好红人，校长们自然忙碌万分。
对话观点：
大学校长是上级机关任命的，因此，他必须向上负责，听上面的话，要向上面跑。
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成为一个行政组织，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长官意志根深蒂固，学校必须跟着政府走，跟着权力走。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很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在查“乱收费”查得很凶，为什么不查政府的投入足不足，到不到位呢？
对话人：杨德广
熊丙奇你担任过多年的大学校长，也出了不少教育专著和论文，你觉得怎样才能做好一名大学校长？
杨德广他必须把80％以上的精力投入到搞教育管理中去，在其位谋其政，搞自己业务的时间不能超过20％。
熊丙奇校长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杨德广我国绝大多数校长工作责任心、事业心很强，一年到头非常繁忙，非常辛苦，疲于奔命，废寝忘食。但是，我估计相当一部分校长能把50％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管理就已经不错了，其他精力一部分用在搞业务上，一部分花在出差开会、社交活动中。
熊丙奇我们的校长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会议、社交活动？
杨德广校长是应该有社交活动，这是加强联络，沟通关系，争取项目、经费不可缺少的。但是有些校长，会议太多，出差太多，向上跑关系太多。
熊丙奇为什么会如此？
杨德广这与我们校长的任命和学校的拨款机制有关系。大学校长是上级机关任命的，因此，他必须向上负责，听上面的话，要向上面跑。重点学科的审批、博士点的审批、科研项目的审批、新专业的审批等实权都在上级机关手中，因此校长（书记）必须多跑、多汇报。另外，大学的经费是靠政府拨的，就目前情况看，这种拨款体系还不规范、不科学，人为因素还比较多。有的校长与政府部门关系好，人头熟，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款。为了获得更多拨款，学校领导就要走上层路线，也因此而投入了很多精力。
作者补记在“985”工程中，争取进入“985”行列，在高等教育界被认为是最大的公关活动，成为学校利益、地方利益、政府利益的一种博弈，是不少学校校长任期中的“头号政绩工程”。邓伟志教授告诉我：“我亲眼看见好多大学的领导人，在教育部的财务处长、司局长面前，有时在一个科长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我被邀请去一所大学参加校庆，这所大学的校长是我的朋友，参加完校庆后，他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第二天不能陪我了，要去陪教育部的财务处长。他觉得这个处长对学校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就往那儿去了。”
熊丙奇我们的校长是任命的。政府换一届，相应地，校长也要换一届。对于任期制，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任期制，每个人都想在任期里干出一点业绩，所以就会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办法。事实上，三四年的任期很难做出什么成绩，再有才能的人也很难很好地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但没有任期，目前也不好办。有任期到时间了他下来，校长不会有太多意见，会心安理得的，如果超过任期多干几年，他会很高兴的。但是，如果没有任期，被学校解聘了，他会受不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氛围。另外，官本位对大学的影响比较大。
第12节：拨给大学经费
作者补记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哈佛大学只产生过7位校长，他们通常在35～56岁左右出任哈佛校长。哈佛校长平均任期22年，任期最长的达40年，任期最短的也有10年。（《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蓝劲松，《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2002年5月14日，现任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提到：“我坚信，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而从1978年到2004年的二十多年间，我国的北京大学出了6位校长，清华大学出了5位校长。他们出任校长时的平均年龄为57岁，不计算目前在任的校长，平均任期为7年。
杨德广大学必须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学校应该是学术性组织。但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成为一个行政组织，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长官意志根深蒂固，学校必须跟着政府走，跟着权力走。尤其是大学，长期处在政治化的大环境中，行政化的小环境中，导致不同程度地缺乏学术批判和学术精神，缺乏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缺乏办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把学术机构变成了等级制的行政机构，把学校、校长分成等级，强化了大学成为行政机构的依附性，大学必须附属和服从于政府。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也是采取行政管理办法，大学校长、书记实际上是官员，并直接掌握经济大权，层层下拨经费。行政规律代替了学术规律，从校长到处长、科长，到院长、系主任，一级管一级，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取代了学术权力。大学教授没有治学权，没有治校权。这种氛围，很难造就教育家，只能造就政治家、行政长官。为此，必须改变传统的行政化的学校制度，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学校制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改革大学拨款制度，要建立规范、科学的拨款体系，政府不宜在拨款过程中介入过多，权钱结合是腐败的温床，而应该通过拨款委员会来拨给大学经费。
作者补记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典型的表现是部分高校党政一把手明确定级为“副部长级”（我国的副部长级大学日益增多，截至本书出版时的名单如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这明显强化了学校领导的官员意识，同时副部长级高校、正局级高校、副局级高校的级别定位，让高校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另外，大学对政府的服从，往往表现为对某个人的服务，甚至讨好。哈佛大学可以拒绝时任总统里根提出的授予其名誉博士的想法，而我们的大学，非但没有哪个领导、哪个教授敢站出来反对，相反，还会主动建议，主动策划，用教授、博士等资源去攀附关系。在我们这里，正直的反对之声有时甚至可能招来一场祸害，丢官事小，停职事大，连混口饭吃都可能有困难；附和的公关策划，会被认为聪明、能干、有创意，平步青云那是自然的。尽管都知道，我们要为政治文明服务，要为政治科学服务，而不是为哪一句话、哪一个人服务。
熊丙奇具体怎样执行？
杨德广我赞同按生均原则进行拨款，首先要确定每个学生拨款的基数，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国家对学校的不同发展定位，乘一定的系数。这种拨款方式，比较公开，可以确保学校的经费有稳定的来源。目前，我国很多学校，政府的投资只能满足职工发工资，这种教育投资，势必逼迫一些学校乱收费，或者变相鼓励一些教师把精力放在兼职赚钱上。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很多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现在查“乱收费”查得很凶，为什么不查政府的投入足不足，到不到位呢？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很快，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民办学校现在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来自学生收费，国家一分钱也不投入，而在国外，私立学校的政府投资经费达到办学总经费的20％，学生收费最多占办学总经费的一半。
作者补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4年8月公布了2004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朱剑红，《人民日报》，2004年8月27日。）事实上，自1995年以来，我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关注教育乱收费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以整治，比如“一费制”，比如设立举报电话，还比如进行“集中治理”。可是，十年来整治教育乱收费，似乎收效甚微。“一费制”走了调，举报变成了形式，治理成为一阵风。（《教育乱收费何以在禁区边缘大行其道》，熊丙奇，《文汇报》，2004年9月1日。）有意思的是，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作《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通过对38个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查出各类违规问题金额高达90。6亿元，占审计资金总额的6％。审计署对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后查出，12个部门存在预算编报不真实的问题，一些部门的下属单位虚报多领预算资金多达4。91亿元；26个部门违规转移挪用财政性资金10。75亿元；14个部门向下属单位或相关单位转移财政性资金9。35亿元；19个部门或其下属单位隐瞒截留财政资金和其他收入，设置账外账、“小金库”共3。5亿元；31个部门挤占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21。42亿元。而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据审计，2004年，国家发改委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4。5亿元时直接预留74。8亿元。在审批下达的229。7亿元中，实际落实到项目的资金未达到要求。审计署抽查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2003年至2004年下达的县际和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发现9省124个项目存在以多种名义重复申报，或多报建设规模等现象，以此获取中央补助资金13。2亿元。（《年底才下达当年计划国家发改委被五次点名批评》，CCTV经济信息联播，2005年6月28日。）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投入的财政预算内义务教育经费缺口接近750亿元（《我国义务教育完成率和经费问题分析》，沈百福、王红，《教育发展研究》，2003年9月。），而我们的中央部委各类违规问题金额达到90。6亿元。
第13节：校长难以履行职责
熊丙奇很多人说，政府其实已经认识到目前拨款存在的问题，但是，要改革很难。
杨德广这是一种行政化的习惯思维，舍不得放权，而有钱才有权，习惯于管人，支配人。中央一直在提倡淡化行政职能，可是教育系统做得很不够。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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