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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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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局办公条件向来紧张，只要瞅瞅在哪里办公，就能知悉你在局里的重要程度。局里最无足轻重的两个人是小高和老乔，他俩就只能在“炊事班”和门房“办公”。套间里办公的人当然是最重要的，所以局级领导都必须有一个套间。
马方向升为副局长后，局里将四楼两间普通办公室中间的隔墙打通，变作一个套间。赵有才主任升为“行管办”副主任后，又将五楼两间普通办公室中间的隔墙打通，变成一个套间。马方向和赵有才搬进套间后，那四间普通办公室的同志就像过去战事来了逃难的人群一般，扶老携幼向其他办公室安插和疏散。纪检副书记罗一强就是这样“疏散”到我们大办公室里来的。
在我们玻管局，政秘科长的位置一向是特殊甚至称得上显赫的。余宏进副局长做过政秘科长，陈奋远主任做过政秘科长，马方向在任业务一科科长前，做过政秘科副科长。朱锋、姬飞也都是从政秘科长位置上提上去的。只有牛望月这个“孤家寡人”是从外面调来的。且慢，姬飞不是从“三玻”调来的吗？姬飞是从“三玻”调来的，可他却是由局政秘科长提下去任“三玻”筹建处副主任的。
因此别的科长都不可与政秘科长同年而语，更难比高低。同样是正科长，纪检副书记罗一强只能挤到我们这间热闹的大办公室来，赵有才主任那间单独的办公室却空着——谁做了政秘科长，谁才可以搬进那间办公室办公。
谁做政秘科长，已成为玻管局继“马方向热”、“赵有才热”、“陈奋远热”之后的又一个“热点”和“焦点”——多少双眼睛齐刷刷盯着呢！
冯富强当然是最有希望做这个政秘科长的，因为他目前在“主持工作”。可也说不定，林彪当年是最有希望做“接班人”的吧？可结果怎么样？却在蒙古摔死了。冯富强当然认为他不会摔死，要不他干吗三番五次往阎局长房中跑呢？如果他知道自己会摔死，他怎么可能一头往阎局长房中扑呢？那不是去找死吗？这个年代，人们个个愿意去找钞票，找情人，找梦，找乐，可谁愿意去“找死”呢？如果冯富强去阎局长那儿是去“找死”，那阎局长不成“阎王”啦！阎局长当然不是“阎王”，他是我们玻管局可爱的阎水拍局长。
自从冯富强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后，来办公室找他的人多了起来。有酒楼饭店的收款员，有汽车修理厂的经理或者办事员。经理来找冯富强是请他吃饭或者下“厢”，那时还不流行打保龄球之类，“包厢”可正热火朝天。我们市里有个叫高明的干部，就是在包厢里成名的。高明天天下包厢，付不起小费，就别出心裁想了个法儿：他让小姐跪在沙发上，他在后面玩，玩毕抽身便走。待小姐提起裤子转过身来，高明早不见了！当时甚至流传过这样的说法：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高兴不如高潮——高潮不如高明！高明后来被清理出公务员队伍，开除了公职。又后来高明竟成了一个老板，加入了市政协，被尊称为“各界人士”。就又有两句顺口溜在我们紫雪市流传：高明成了老板，流氓做了大款。
冯富强当然不是高明，那些经理请他吃饭他也许去，但下“厢”则不去。至少他对我们说他从未下过“厢”。“那里边，藏污纳垢！”冯富强在我们面前这样评价包厢。
那些汽车修理厂或酒楼饭店的经理为啥要请冯富强？因为局里四台小汽车在哪儿修，由冯富强决定。那些办事员、收款员来找冯富强，则是等他在条据上签字。无论是修理费、吃饭费，包括材料打印复印费，给同志们搞了福利的“苹果费”、“带鱼费”等一应开支，都得冯富强签字审核，呈送阎局长批准后才能变成钱。小到一块钱的支出，大到一万块钱、十万块钱的支出，都得冯富强“过手”，才能到阎局长那儿。冯富强若是过去那种宦官，代皇帝去民间选美，选回来众多腮凝新荔、鼻腻鹅脂的美女，虽然不能享用，舍得舍不得都得送给阎水拍局长，但总可以在这个的脸蛋儿上摸一把，将那个的下巴捏一下。可包括陈奋远主任和余宏进副局长在内的所有其他局领导，却连这些美女的衣服边都够不着。眼睁睁看着裙摆舞动，香气迷人，也只有用鼻子嗅一嗅的份儿。
《背叛》30（4）
那些找冯富强的人来多了，知道冯科长忙着呢，也不着急，坐在大办公室慢慢等。有时等一会儿冯富强满面春风出来了，冯富强那一刻的表情，就像一团晚霞在脸上燃烧。有时等到下班他还不出来。就像一只老鼠钻进了杂乱无章的床底，你举着一个物件准备当它再出来时打死它，可你手臂举酸了它却再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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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目光太热切地盯紧某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就像交战时正面强攻往往难以奏效，甚至遭受挫败，而侧面迂回却可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我与李小南的距离之所以显得远了一点，让冯富强乘虚而入，那是因为我与陶小北太近的缘故。冯富强看着阎水拍的目光太热切，看着陈奋远、余宏进、马方向的目光必然显出黯淡和某种游移。若阎水拍和马方向同时叫冯富强，冯富强连连应着声向阎水拍跑去时，必然来不及兼顾着答应马方向。马方向于是就去叫别人了。
马方向与冯富强的关系由亲密到疏离，由无间到有间，被我这双慧眼一眼看穿。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我开始有意去和马方向贴近。除上班时间到他那儿坐一会儿外，我还利用一个节假日带两瓶好酒和两条好烟到他家去看望了他。那次我们相谈甚欢。
马方向十分肯定地认为，我已在玻管局站稳脚跟，初露圭角，既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华，又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将来必然大有可为。马方向甚至以他自己初到玻管局时为例，和我进行了比较，认为那时的他和现在的我有诸多相似之处。人生就像一条不可阻挡的宽阔的大河，你得平稳地向下游流淌，而不能浮躁地在河道里左冲右突，那样不是冲垮了河堤，就是淹没了农田。有心人总是拿着一根吸管，将生活中的养分不停地吸入——排除的却是杂质。做人应该有一种胸怀，不要成天算计来算计去，那些喜欢算计别人的人最终却算计了自己的一生！马方向那天给我讲了诸多做人的道理，使我受益非浅。总之马方向那天仿佛邂逅了一个十分中意的女朋友一样，兴致出奇地高。他最后
甚至提出应该打一场麻将牌，以通过这种娱乐活动使我们本已十分愉悦的心情更加愉悦。他当即邀了他的两个牌友，我们在他家鏖战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晨踏着朝露离开他家时，虽然我十分疲倦，并且输给马方向三百元钱，但我的心情却是愉快的。我甚至在清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吹起了快乐的口哨。
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马方向含蓄地告诉我，他已知道那多出的一票是我投给他的。他据此认定，我这个人人品比别人好得多。他说：“如果是别人，早跑来邀功了，可你小鱼却从未向我提起过。小事看人品呢！不像有些人，他给你帮点忙就会马上向你伸手，手伸得要多长有多长！”
他说得“别人”和“有些人”，我断定是指冯富强！
我与马方向心理距离的瞬间拉近，是我到玻管局以来继获得阎水拍局长赏识之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如果博取阎水拍信任是辽沈战役，那么获得马方向信任则是淮海战役，从战略意义上讲，后者一点不亚于前者。
马方向在我们玻管局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从上一次与赵有才竞争中，在略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并随即在与朱锋、姬飞、牛望月的联手厮杀中再次脱颖而出，跨栏一样跨过这几个无能的家伙，即可看出这个人的能量和爆发力。马方向的分量之重，甚至在陈奋远和余宏进之上，朱姬牛当然更不在话下。
余宏进之所以多年来身居“二号”位置却发挥不了作用，当然与“一号”阎水拍这块大石头压得太紧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他自身：人太自私，贪图小利，圆滑世故，不敢承担责任，遇事绕着走，很少给别人办事。因此没有多少人支持他。
陈奋远相对要干练一些，不多说话，说出来就有一定的分量。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局里建房上，一两个月难得在局里露一面。担任行管办主任后，正处级问题解决了，更像一个“局外人”了。因此在局里也很难听到他发出的声音。
局里倒是常能听到朱锋、姬飞和牛望月的声音。常见他们站在楼道里哇哇乱叫。可惜他们发出的大都是噪音。而噪音和尾气一样，市里的环保局专门有人负责监控的，超标了还要处以罚款。与余宏进相比，这几个人目光更短浅。三个人中，姬飞还算有点谋略，有时候甚至有老奸巨猾的一面，属于三个人中的“狗头军师”——虽然他和当年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并无瓜葛。朱锋有点像个麻雷，谁将他的捻儿点着，他都会噗一声飞上天去，并发出一声巨响，在空中炸开——虽然响声很大，但伤及不到人。三人中最没劲的是牛望月，这个人简直像一个孩子。谁见了他笑得殷勤一些，他便会在开会时说：某某是个好同志；谁若和他迎面走过时没打招呼，他就会评价：这个人不怎么样。牛望月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局里开会时他像孩子一般淘气，抓起这件乐器拉一下，拿起那件乐器弹一下，举起某件能吹奏的乐器再吹一下——问题是他吹笛子时也没有一点章法：有时腮帮子先鼓起来，再将嘴凑上去；有时嘴凑上去了却半天鼓不起腮帮子。问他为什么吹不响，他却捂着半边脸说腮帮有点酸。
因此他们几个人的意见往往没有丝毫分量，就像几个女人拍腿甩胳膊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一样。有时开会阎局长提出某个议题，牛望月就会一会儿拍腿，一会儿甩胳膊。朱锋拿着一个“碟儿”跟上一阵乱敲。姬飞则在那儿抱着胳膊含笑不语。待他们拍完了，甩完了，敲完了，阎局长便会看其他几个没发言的人，其他几个人便会讲出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尤其是马方向副局长，讲出的意见总是入情入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总是能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中找到他们的相同之处，并设法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过的意见经他的嘴里讲出来，总是有那么一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味道。如果马方向副局长是一个农夫，给人的感觉，他简直可以把两种生长习性完全不同的庄稼播种在一块田里，两类庄稼却都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每当他讲出这些意见的时候，阎局长就会赞赏地看着他。包括朱姬牛三个也会频频点头。这样就很容易形成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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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30（5）
所以我现在和马方向副局长有了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对我今后在玻管局的发展有多么重要！庸俗一点、功利一点讲，陶小北、李小南、小高能给我一票，马方向副局长给我的则不是一票！他不动声色做做工作，给一些人暗示一下，我就会额外地得到一些票。就像白色恐怖中那些地下工作者，在马方向副局长这儿“接头”后，互相并不需要说什么，临别前重重地握一下手，心里便都有数了。
我决定弃暗投明——在心理上抛弃阎水拍局长，悄悄投奔马方向副局长。因为阎水拍局长已成为东海黄公——他再有九个月就要退居二线了！
是的，跟着马方向，在玻管局就会有方向，对这一点我已深信不移！
《背叛》31（1）
小牛和小马在局里的会议室打了一架。
局里给阎水拍局长新买了一辆黑色的新款奥迪小汽车，新车当然还是由小虎开。阎局长刚坐了一年多的那辆红旗小轿车便退给小马开。小马开的那辆“二一三”已跑了三十多万公里。拉着几位副局长下县里检查工作时突然就坏在路上了。尤其丢人的是，有一次一位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来市里检查工作，这辆“二一三”拉着余宏进副局长吃力地跟在车队后面跑，突然就像一匹已耗尽精力的老马一样，卧在公路上不动了。后面一辆车跟得太近，差点儿就发生那种“追尾”的交通事故。那位司机当时吓出一头冷汗，一个急刹车。随即跳下来将尚在“喘气”的“二一三”屁股猛踹一脚，骂道：“这破表子车，还有脸跟上省长跑，叫几个人过来推沟里去！”
当时余宏进副局长夹个小包站在公路边，黑着脸看小马吭哧吭哧修车。车队早像一溜儿在草原上撒欢儿的奔马一样，不见踪影了。那天车修了两个小时都没修好。小马嘟嘟囔囔骂道：“这车的毛病就像表子逼里的那种阴虱，哪里能找到！”余宏进副局长蹲在马路边抽了几支烟，最后只得搭乘一辆“蹦蹦车”回了市里。坐在蹦蹦车上摇来晃去的余宏进副局长当时十分生气。按照余宏进副局长的身份，他若在县里任职，就是一个常务副县长。有谁见一个常务副县长乘蹦蹦车的？余宏进副局长虽练气功、涵养尚好，这次却再也忍不住了。回到局里便径直去找阎水拍局长，气鼓鼓地对阎水拍局长说，再派那台破车拉他下乡，他要么不去，要么就去出租汽车公司租辆桑塔纳。临出门时又扭回头对阎水拍局长说：“局里该买一辆车了，否则贻误了工作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当局里几个副职都有了类似余宏进副局长这样的经历，并都向阎水拍局长提出买车的要求时，阎水拍局长便派赵有才和冯富强去省里买回这辆刚上市的新款奥迪小汽车。
这样那辆刚跑了不到两万公里的红旗小汽车便退下来，供几位副职使用。这辆“二一三”则由冯富强出面，以两万元的低廉价格卖给一家汽车修理厂。
按理，红旗应由原开“二一三”的小马开，可开面包车的小牛却想开红旗。小牛有自己的小九九：开面包车主要是每天接送同志们上下班，再就是接送局里同志的孩子们上学。每天就在紫雪城跑这么几趟，然后便钻在谁的房中打扑克。一年下来，修理费和汽油费只能报销五万多元（实际开支只有三万多元，两万多元属于虚报）。而开红旗，一天到晚脚底儿朝天拉着局领导在县里、省里跑，又是下乡，又是开会，又是剪彩，吃香的、喝辣的不说，还能领一些衬衣、防寒被之类的纪念品，更重要的是，空间大了，车辆的开支大了，一年至少也能报销十余万元。
小牛将想开红旗的想法通过牛望月告诉了政秘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冯富强，又告诉了主管政秘科工作的赵有才主任。赵有才本来不太想这样调整，但碍于牛望月的情面，也就含糊其辞同意了。牛望月和小牛立即趁热打铁，请赵有才主任、冯富强副科长、鱼在河副科长吃了一顿饭。其实我内心里是反对这样调整的，因为这样调整没有丝毫道理。若小马是阎水拍局长的侄子或什么亲戚，谁敢动这样的念头？况且我对小马印象好一些，对小牛印象差一些——岂止是差一些！这王八羔子仗着有个牛望月，平时对我待理不理的，可见了冯富强却点头哈腰，像见了他爹一样。有时甚至跟上冯富强挤对我。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小牛之所以跟上冯富强卖力地狺狺狂吠，是
因为他那些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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