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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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实现“民富国强”，显然不是单靠经济发展就能做到的。德国建立了一套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1966年德国社民党上台参与执政时干了三件事情：
　　首先是动用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实采取种种措施将“充分就业”视为政府的责任；最后也是至为关键的是，进一步深化社会福利制度，在更大程度上照顾弱势群体，让社会的失意者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德国人从出生、求学、就业直到退休、死亡都享有政府提供的种种福利待遇。德国实行全民免费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不用缴纳学费（前几年开始教育改革，但每学期也仅缴纳几百欧元的学费）。不仅如此，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享受助学金待遇，直到学业结束为止。
　　因此，佩昌兄感慨地说，“在德国，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是社会物质成果的采摘者。”
　　德国的财政支出，真的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佩昌兄形容为“有道德的政府支出”。从德国各届政府的财政支出来看，大体上是这样的结构：50％用于社会福利开支，20％用于教育，20％用于国防、内政安全和外交，只有不到10％用于政府公务员支出。
　　相比之下，经常宣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政府应该汗颜。不错，我们的经济在连年持续增长，速度之快令人乍舌，但创造财富的人民群众并未获得相当的财富回报，不仅如此，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简陋，教育、医疗市场化泛滥以及房价的飙升，使得人民群众身在新中国，心在旧社会。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三公开支”却高得令人吃惊。
　　在一个政府处处在人民着想的社会，和谐不用呼唤自然就来。因此，在德国很少看见群众上访现象。他们有矛盾纠纷上法院，有牢骚怨气找媒体。
　　在佩昌兄的笔下，德国政府公务员不仅事事为老百姓着想，而且服务起来非常细致。书中不少小故事生动活泼，令人阅后会心一笑。
　　在《警察是“朋友和帮手”》、《高速公路限速要道歉》、《市长做兼职补贴家用》等小文中，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在德国，政府的谦卑以及服务的优质。
　　当然，由于前面所说的“审查严格”的缘故，佩昌兄在此书中只描述了德国政府官员谦卑的表象以及德国“民富国强”的现状，我们期待他的下一本书能够告诉我们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不仅想看到“这样的德国”，而且想知道“德国为何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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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8月，日本社會就瀰漫着凝重的氣氛，不僅有廣島和長崎的原爆紀念活動、「終戰日」的祭祀集會，媒體也都紛紛推出各式各樣的紀念特輯。然而，如何直面66年前的那一場戰爭，卻仍是留給當今日本社會的沉重課睿�。這些紀念活動的內容多在敍述那一場戰爭如何給日本國民帶來災難，雖然也在傳遞著「不再重蹈覆轍」的信息，卻甚少直接樱�及戰爭的責任問睿�。
　　戰爭責任問睿�在日本之所以敏感，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日本國民都捲入了日本的對外戰爭，撇除戰爭當事者的軍人，究竟一般國民是戰爭共犯，還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日本國民是共犯還是受害者？
　　如何界定當年一般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也不僅僅是日本人的事，日前發生的「親日碑」被毁事件所引發廣泛的議論，也顯示了在這一問睿�上，中國人也洠н_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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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親日碑」是上月底在哈爾濱市方正縣的「中日友好園林」內所設置的一座刻有日本「滿洲開拓團」250名逝者名字的石碑。本月4日，5位「愛國者」成員前往潑漆破壞而受到媒體關注，並引發坊間的討論。議論的一個焦點，就是這些開拓團成員是否應該被歸類為日本侵略者一方。
　　雖然當年周恩來總理曾指出「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然而綜觀這次大陸方面的輿論，不難發現無論是網民還是官媒，似乎甚少譴責這些破壞公物的摺�法行為，反而將之捧為「五壯士」，並批判方正縣「忘了國恥」。此一輿論方向折射了大陸社會仍然根深柢固的反日情結。然而，這種情結在台灣海崳�的另一邊所展示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語境。
　　　　　　　　　　　　位於「高砂義勇紀念園區」内的「親日碑」
　　台灣曾在戰前受過日本殖民統治50年，自從1990年代民主化與本土化邉优d起後，社會也出現對「日本時代」的重新評價。在此氛圍下，也陸陸續續出現了許多「親日碑」。
　　　　　　　　　　　　　　台灣的「親日碑」比比皆是
　　2006年位於台灣烏來的「高砂義勇紀念園區」落成，李登輝親臨揭幕，該園區以「慰臁�」方式紀念當年被日本殖民統治者徵去南洋作戰的陣亡原住民「日本兵」，園區內不乏日本人捐贈、以日文書寫的石碑。另一個原住民村落武塔村裏也出現了一座「莎韻紀念公園」。
　　　　1938年泰雅族少女莎韻，為送日本老師出征中國，遭遇暴風雨，不幸失足遇難。後來此事成為總督府實行皇民化教育的樣辦，並拍成電影《莎韻之鐘》，由李香蘭主演。弔詭的是，時隔60年，武塔村在2009年建此公園時，村長的睿�詞仍以「可歌可泣」來推崇莎韻的事跡。到了今年5月，由台灣政府耗資1。2儯�台幣的「八田與一紀念園區」落成，馬英九以總統身分親臨致辭，褒揚八田與一在日治時期興建的水利工程造福戰後的台灣百姓。
　不說莎韻和高砂義勇隊，即使是八田與一，其事跡如果換上大陸的語境，恐怕會被強眨�其「貢獻」仍然是為日本殖民主義統治服務，而事實上在權力結構中，八田與一本人也不能敚�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共犯身分。
　　　　　　　　「莎韻紀念公園」與村長的「可歌可泣」碑文。
　　　　　　　　　　香港社會如何看待殖民主義？
　　　兩岸對「親日碑」大相徑庭的態度，突顯了雙方民眾迥異的日本觀。這種差異也如實地反映在對日態度的民眨�上。剛出爐的中日聯合民眨�顯示，大陸民眾對日本持壞印象的比例創了歷史新高，達到六成五，而去年由日本交流協會委託的眨�查則顯示，超過半數的台灣受訪者表示最喜歡的國家是日本，對日本有親近感的更高達六成。
　　香港又如何呢？香港社會雖然也存在日本佔領香港時期「三年零八個月」的痛苦記憶，然而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經歷者，香港民眾對殖民主義的評價似乎較接近台灣。事實上，即使在回歸14年後的今天，以紀念英國統治者而命名的公共設施仍比比皆是。以醫院為例，就有瑪麗醫院、葛量洪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等。重點是至今的香港社會也洠в谐霈F要求更改名稱的呼聲，而殖民地風格的街道名稱也仍安然存在。
　　　　　　　　　以英女皇命名的香港伊利沙伯醫院。
　　　　　　　　　　　　　如何反思日本觀與殖民觀？
　　無論是兩岸迥異的日本觀，還是三地對殖民主義的不同理解，除了是所處環境與經歷不同所致外，也是價值如何判斷與取捨的問睿�，即要強眨�侵略與殖民統治的原罪，還是客觀看待殖民統治的每一個細節，包括涉及其中的每一個人和事。
　　方正縣的「親日碑」事件如能成為提供我們理性思考與討論日本觀與殖民觀的契機，未嘗不具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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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征宇：纽约市长上班竟然坐地铁且无人让座　阅读＇319＇　回复＇1＇　操作记录
发表于2011…05…30　12：06　只看楼主　　过滤水帖　　楼主分享到：qqsinaqwrenren
今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纽约市长每天坐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纽约地铁上班，没有秘书及纽约市政府官员陪同，没有安全警卫，更不要说临时封锁道路让领导先走了。最可恶的是纽约市民，居然不给领导让座，简直是目无尊长！
看到这个消息，丁丁真不敢相信，纽约市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其市长与中国的上海市委书记的职位相当（中国有党委和政府之分），他们的市长竟然坐地铁上班，在中国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也有传言某市长骑单车上班，但那只不过是作秀罢了，那只是镜头前宣传的需要。从以上消息，我们至少读出纽约市长与中国市长九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纽约市长是在真正践行低碳上班，而中国市长却只停留在宣传上。低碳是中国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新鲜名词，实际上就是如何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什么是低碳？怎样做才是低碳？纽约市长虽然没有口头上说，但早已在以实际行动在践行。每天不坐专车，丁丁相信纽约市长肯定有专车，也没有坐私车，丁丁也相信，纽约市长肯定有私车，但他和所愿老百姓一样坐地铁上班。而中国的市长，往往只宣传在口头上，作秀在镜头前，真正要节约能源，净化环境，那要求从下面做起，从老百姓做起，而自己却做不到，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市长和老百姓一样坐公交车上班。
二是美国市长用实际行动解决城市拥堵问题，中国市长用口号解决城市拥堵问题。纽约市是国际大都市，他们的经济比中国任何城市都要发达，市民拥有的私车不会比中国任何城市少，但他们的城市拥堵情况却比中国任何大城市都要好，为什么？因为市长不光提口号，而且从自己做起，上班亲自坐公共交通工具，这比任何口号都要响亮，市长能做到，其他官员、老百姓就没有理由不能做到，反观中国的大型城市，哪个城市的拥堵不是相当厉害？哪个城市的拥堵不令市长头痛？解决城市拥堵问题也想了不少招，但为什么就是越来越拥堵呢？是老百姓素质不高？当然有一定的因素？但你市长的素质高吗？你为什么不亲自带头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呢？如果你能做到，那下面的官员能不做到吗？老百姓能做不到吗？
三是纽约市长把自己看作是百姓中的一员。纽约市长坐地铁上班，和所有老百姓一样上下车，没有表现出任何与老百姓有什么不同，这在中国，不要说如此大的市长，就连只有一官半职的小官员都不屑和老百姓混同，走出来绝对和百姓有一定的差别，至少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领导。
四是纽约市长不懂官场礼仪，中国市长最讲究的是官场礼仪。纽约市长每天坐地铁上班，没有秘书及纽约市政府官员陪同，没有警卫，说明了美国没有官场礼仪，即使有，那这位纽约市长也不懂，而中国市长出行，总是前呼后拥，视察工地，下雨有人打伞，出太阳有人打伞；到市场考察，前面有人带路，旁边有人保护；到公交车上与民打成一片，那也是将领导团团围在中间；在饭桌上，从座位顺序到敬酒，都有规矩；出远门，前有警车开道，后有警车殿后……而且中国还有专门的礼仪学，就是教育学生如何懂得官场的规矩。
五是纽约市长出行不扰民，中国市长出行肯定要扰民。纽约市长坐地铁上班，和其他老百姓上班一样，没有地铁工作人员陪同，这何况还是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上地铁后有座位就坐，没有坐位就站着，老百姓也不给他让座，他也不要求老百姓让座，从不扰民。而中国的市长，尤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哪里，哪里的官员就要来迎接，坐哪里总是最好的位置，而且还有可能搞交通管制，让领导先行或让领导先飞。
六是老百姓在纽约市长面前没有低人一等，中国老百姓在市长面前总要点头哈腰，至少要陪着笑脸。纽约市长坐地铁，无人让座，说明老百姓对待市长和对待其他老百姓是一样的，是公平的对待，没有人对他献媚。而中国的市长如果出现在这种场合，至少有相关官员陪着，肯定有不少百姓要让座，会有不少百姓向他点头哈腰，至少是陪着笑脸。
七是纽约市长不怕出安全事故，中国市长出行最怕出安全事故。纽约市长坐的地铁，据说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有很多安全隐患，但市长天天坐这样的地铁上班，也没有要求相关部门特意对地铁进行检修，如果是中国市长，肯定不会坐这样不安全的地铁，即使作秀坐公共交通工具，那也要重点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八是纽约市长公私分明，中国市长却公私不明。纽约市长上班坐地铁，无专车接送，这说明了什么？尤其是去上班，这也可以说是公事，但纽约市长就这样公私分明，上班的路上不能算公事，只有在上班时间或办公室的事才能算公事，否则，都是私事，所以，不能占公家便宜。中国的市长呢？你能看到有市长自己打车或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吗？要么是自己开着公车上班，要么是专职司机接送上下班，在中国，上下班是否算公事，反正无人说得清，但把公车用在家人身上那恐怕也是司空见惯吧，送孩子上学，接送家人外出旅游，这恐怕也是中国的特色吧，也许中国的市长家事也是公事的缘故吧。
九是纽约市长把市长看作谋生的工具，中国市长把市长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正因为美国的纽约市长坐地铁上班，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对待，这恐怕是纽约市长把市长作为谋生的工具罢了。因为美国的市长在位期间是市长，享受国家规定的薪水，当不做市长了，就与官场无关了，也许做律师，也许做教授，也许失业，但国家不再给你发工资，所以，纽约市长在位期间只能兢兢业业的工作，否则，就有可能被人哄下台，那就真正成了百姓了。中国的市长则不同，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虽然不是终生制，不做市长后虽然做不了律师，也当不了教授，但他们拿着国家给的薪水过着逍遥的生活，他们不怕百姓哄他们下台，即使下台了待遇也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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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市长上班坐地铁这一点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与中国的市长许多方面的差别，这也许是美国市长与中国市长的差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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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有一张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赴任的照片在中国的微博上疯狂转发。照片上骆家辉不像是履新的高官，身边前呼后拥，而是像一个普通游客，携家人准备登机。
无独有偶，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也有一张照片被中国媒体不约而同地搬上报纸的头版。照片上奥巴马自己打着雨伞，出现在总统一号的出舱口。当时，我应邀参加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就此调侃说，堂堂总统自己打伞，这让中国那些啥事都有人伺候的小局长、小处长情何以堪啊！
这两张照片，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传达了同一层意思，即美国的官员不像中国的官员那样官僚。再后来的拜登吃面，更是把亲民演绎到极致。
之所以如此，和美国的官员产生制度息息相关。
美国的官员不是上级任命的。贵为总统的奥巴马，也无法对某个州长的任免指手画脚；
同理，州长也无法对下属的某个县的县太爷的任免做出决定；而县长当然也不能决定镇长的升迁。
决定这些升迁与否的，都在于官员治下的选民的选票。
由于对下不对上，因此官员就不必刻意媚上——上级领导来就来，我欢迎，但我也不会当成老佛爷一样供着；上级也知道自己职责何在，因此也不会对接待鸡蛋里面挑骨头。
和不必媚上相对的，是必须媚下。
可以得罪天，可以得罪地，但不可以得罪辖区内的选民——这才是乌纱帽的供给者。
他们可以用选票把你送上高位，也可以用选票把你拉下来。
在文化层面，美国也是个相对简单的社会，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