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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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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道的散文足以与中郎相敌，或雄快，或尖新，或简洁，或闲淡，大抵性情流露，能打动人心。其《寿大姊五十序》属于比较正规的文字，但在排斥惯常套语、直抒胸臆的特点上，与小品是相通的。前半述儿时光景，因早失母，姐弟相怜，十分感人：
龚氏舅携姊入城鞠养，予已四岁余，入喻家庄蒙学。
窗隙中，见舅抱姊马上，从孙岗来，风飘飘吹练袖。过馆前，呼中郎与予别。姊于马上泣，谓予两人曰：“我去，弟好读书！”两人皆拭泪，畏蒙师不敢哭。已去，中郎复携予走至后山松林中，望人马之尘自萧岗灭，然后归，半日不能出声。
袁中道有《游居柿录》，是关于日常见闻的札记随笔，本世纪三十年代曾以《袁小修日记》之名印行。此书因是不经意之作，尤其显得散淡洒脱，全无“文章”的格式腔调，在古代散文中颇为少见。择其较短的一则如下：
夜，雪大作，时欲登舟至沙市，竟为雨雪阻。然万竹中雪子敲忧，铮铮有声；暗窗红火，任意看数卷书，亦复有少趣。自叹每有欲往，辄复不遂，然流行坎止，任之而已。鲁直所谓“无处不可寄一梦”也。
竟陵派的散文一反公安派的清丽舒展，在文章的立意和组织上特别费心，不过各人的情况略有不同。钟惺较擅长议论，常有新颖之说，其文字陆云龙称为“工苦之后，还于自然”（《钟伯敬先生小品序》），注重转折之致，但不怎么生涩。
谭元春的文章喜欢故意写得屈奥不平顺，又喜描摹萧寒景象，与他的诗相近。属于这一派的刘侗著有《帝京景物略》（与于奕正合编），专记北京名胜风俗，文辞尖新，句式怪特。大致竟陵派的文章读起来多数比较拗口，也是所谓“深幽孤峭”。
但在追求语言的特殊表现方面，他们给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王思任（1574—1646）也是一位具有特异语言风格的小品作家。他字季重，号谑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进士，著有《王季重十种》。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谓其“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入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但事关重大，他又是一个不肯随便的人。马士英奔逃至浙，他作书斥骂，称“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地也”（《让马瑶草》）；清兵破绍兴，他绝食而死。
王思任在《世说新语序》中称其书：“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这也可以视为对自己文章的追求。他的散文用语尖新拗峭，与竟陵派有相似处，然意态跳跃，想象丰富机智，常出人意表，并富于诙谐之趣，又常在瑰丽之辞中杂以俗语、口语，是明显的不同。如《游庐山记》中“又不知何岭下看百丈，有八九十峰，皆肥箨参起白云底。鸟语细碎，忽数群白鹭跳来，逾时，是泉也”；《小洋》中“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俱黄金锦荔，堆出两朵云，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均极见灵秀之气。下录《天姥》：
从南明入台，山如剥笋根，又如旋螺顶，渐深遂渐上。过桃墅，溪鸣树舞，白云绿坳，略有人间。饭班竹岭，酒家胡当垆艳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过会墅，入太平庵看竹，俱汲桶大，碧骨雨寒，而毛叶离屣，不啻云凤之尾。使吾家林得百十本，逃帻去褌其下，自不来俗物败人意也。行十里，望见天姥峰，大丹郁起。至则野佛无家，化为废地，荒烟迷草，断碣难扪。农僧见人辄缩，不识李太白为何物，安可在痴人面前说梦乎！……
说山水极为灵动。又像“老山”“嫩妇”之喻，对映成趣，表现出作者诙谐的性格。
晚明时期出现了各种笑话一类的书籍，这固然主要是为了提供消遣，却也通过嘲弄固执、迂腐的人生态度和虚假的价值观念，满足了人们从矛盾和无望的世界中得到一时快慰、一时解脱的愿望。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生平见后）编有《古今谈概》、《笑府》，《笑府序》对世界和人生作出一种荒诞化的解释，也是一篇杰出的小品：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夫亦话之而已耳。后之话今，亦犹今之话昔。话之而疑之，可笑也；话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笑府》，集笑话也，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
这虽然不是严肃的批判，但对于既有价值观的破坏意识是很强烈的，而其内蕴实有很深的悲哀。显然，我们不能把晚明时代的戏谑文字看作完全是轻松的游戏。
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1597—1697），字宗子，一字石公，别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
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早年生活豪华，未曾入仕，自称“少为绔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自为墓志铭》）。
明亡后入山著书，生活艰苦，然始终隐迹不出。他的现存作品，大多作于明亡以后。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嫏嬛文集》等。
张岱是一个生活经历、思想情感都非常丰富的人。他少年灵隽，六岁时即被名士陈继儒引为“小友”，知识广博，著述浩繁。他爱好享乐，性情放达，守大节而不拘泥。《自题小像》所说“忠臣耶怕痛”，即表明了既眷怀旧朝却不愿为殉难烈士的坦诚态度。他的诗文，初学徐文长、袁中郎，后学钟惺、谭元春，最终能不为前人所囿，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散文的成就尤为特出。其风格大抵以公安派的清新流畅为主调，在描写刻画中杂以竟陵派的冷峭，时有诙谐之趣。《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中，都是忆旧之文，所谓“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序），心绪是颇为苍凉，但着眼处仍是人世的美好、故国乡土的可爱，洋溢着人生情趣。《西湖七月半》写道：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嘄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拘人，清梦甚惬。
各色人等汇聚在七月半的西湖内外，有炫耀富贵的，有欣喜好奇的，有卖弄风情的，有装疯卖傻的，有故为矜持的，无不显着些可笑，又无不显着些可爱。而西湖独于喧嚷纷扰之后，呈其秀美予钟情之人。这一幅世俗风情画带给人们的，是睿智、幽默与愉悦情趣的混合。而《湖心亭看雪》所写的西湖，则是另一种凝静清绝的景象：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这是孤独者与孤独者的感通，孤独者与天地自然的感通，很多深深有会于心的东西留于言外。在张岱的小品文中，我们看到旷达与痴情共同酿成了纯美的意境。
“小品”风格的散文虽不是到晚明才出现的，但作为散文领域中具有变革意义的现象，小品的盛行却是晚明社会的产物。从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中时代最早的徐渭，到李贽、袁中郎，我们看到小品原来至少不仅仅关乎闲逸之情。只是由于环境的无法克服，它才格外地偏向诙谐嘲戏，以及对于山水风光和日常生活情趣的痴迷。冯梦龙说：“碗大一片赤县神州，众生塞满，原属假合，若复件件认真，争竞何已？故直须以痴趣破之。”（《古今谈概》）这既说明小品中的抗争精神在无奈中渐次衰退，同时也说明小品始终没有回到对儒道的“认真”上去。在打破“道统”对散文的统制、发展散文的审美功能方面，晚明小品实有不可轻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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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金瓶梅词话》与明后期长篇小说
小说的艺术价值自明中期起就受到具有新思想的文人的高度重视，到明后期，出于文人之手的小说创作及改编整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里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尽管历来对这部小说的争议颇多，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多方面的开创意义，越来越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肯定。另一部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虽成就远不如它，但在小说的性质和写作特点上与之颇有相似之处。
除了上述文人的创作，晚明长篇小说中，还有不少历史演义，在谈明中期小说时已概要地提到，此处不再涉及；还有一些在民间故事基础上编成的神魔小说，其中以《封神演义》最为著名。公案类小说在晚明也已流行，虽然没有产生什么著名的作品，但后来却成为清代小说的一大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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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金瓶梅词话》
一、《金瓶梅词话》的概况
《金瓶梅词话》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它的开头据《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改编，写潘金莲未被武松杀死，嫁给西门庆为妾，由此转入小说的主体部分，描写西门庆家庭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西门庆与社会中各色人物的交往，直到他纵欲身亡，其家庭破败，众妾风云流散。书名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合成。
在万历年间，已有《金瓶梅》抄本流传。据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给董其昌的信，他曾从董处抄得此书的一部分；又据《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从袁中道处抄得全本，携至吴中，此后大约过了好几年，才有刻本流传。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卷首有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东吴弄珠客序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共一百回，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初刻本。其后有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般认为是前者的评改本。它对原本的改动主要是更改回目、变更某些情节、修饰文字，并削减了原本中词话的痕迹。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刊行（此书扉页刻有“第一奇书”四字，因此也称作《第一奇书》）。它是以崇祯本为底本，文字上略有修改，加上张氏的回评、夹批，并在卷首附有《竹坡闲话》、《金瓶梅读法》、《金瓶梅寓意说》等专论。这个本子在清代流传最广。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据卷首“欣欣子”序说，是“兰陵笑笑生”。用古名称为“兰陵”之地有二，一在今山东峄县，一在今江苏武进县，以何者为是，尚无定论。这位“笑笑生”究为何人，也至今无法确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作者是“绍兴老儒”，谢肇淛《金瓶梅跋》说作者是“金吾戚里”的门客，皆语焉不详。后世人们对此提出种种猜测和推考，先后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徐渭、汤显祖、李渔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尚没有一种意见能成定论。关于小说的创作年代，也有嘉靖与万历两说，研究者一般认为后者为是。如小说中引用的《祭头巾文》，系万历间著名文人屠隆之作；写西门庆家宴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为万历以后才有的风气，都可以作为证据。
虽然《金瓶梅词话》作者的情况不详，但仍可以推断为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有人认为，根据《金瓶梅词话》较多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书中情节与文字前后颇有抵牾、较多引录前人作品等情况，这部小说当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是由某个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但这一说法难以成立。和《三国演义》等不同，在《金瓶梅词话》问世之前，根本没有内容相似的雏型作品流传，而且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来看，广闻博识的沈德符在未读这部小说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此其一；《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大量描绘日常生活琐事的小说，没有传奇色彩，故事性也不强，不易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尽管在这部小说流行渐广以后，也有取其片断为说唱材料的情况，但从全书来说，它不适宜作为民间说唱的底本，此其二。至于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只能说是作者有意模拟及个人爱好的表现。
二、《金瓶梅词话》的写实内容与时代特征
《金瓶梅词话》是以北宋末年为背景的，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却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的特征。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暴发户式的富商，是新兴的市民阶层中的显赫人物，他依赖金钱的巨大力量，勾结官府并获得地方官职，恣意妄为，纵情享乐，尤其在男女之欲方面追逐永无休止的满足。他以一种邪恶而又生气勃勃的姿态，侵蚀着末期封建政治的肌体，使之愈益堕落破败；而他那种肆滥宣泄的生命力和他最终的纵欲身亡，也喻示着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当时难以得到健康的成长。当然，对晚明时代各种社会问题，作者并未能提出明确的理论见解，但小说却以前所未有的写实力量，描绘出这一时代活生生的社会状态，以及人性在这一社会状态中的复杂表现，这是很大的成功。
《金瓶梅词话》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所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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