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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架空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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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松了一口气。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是句骂人的话。但辩证地看，“做婊子”是为求利，“立牌坊”是为逐名。人世间完全不求名利者极为罕见，纯粹只求利或只逐名的也不多，反倒是希冀名利双收者最为普遍。朱棣希望能够将宗室爵位继承制度修改一下，但同时，他又不愿意背上苛待宗室的骂名。由别人提出爵位减等继承制度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朱棣冲着郁新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向周王和齐王问道：“你们觉得呢？”
齐王略一犹豫便恍然大悟，立即说道：“臣弟认为……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确实更符合太祖皇帝的本意！”
周王朱肃毕竟不是傻子，刹那间便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无论是世袭罔替还是减等继承，都不关他本人什么事。现在他所需要关心的只是皇帝对自己的处理决定。若是朱棣高兴，或许会增加他的岁禄；若是朱棣不高兴，弄不好就是一道圈禁的圣旨——毕竟自家知自家事，朱肃并没有得健忘症，自然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经不起调查的。
不管怎么说，先让朱棣高兴了再说。虽然不明白朱棣为什么会对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那么感兴趣，但很显然，为了子孙后代的爵位尊荣问题而惹朱棣不高兴绝对是不明智的行为。
想到这里，朱肃大声附合道：“臣弟也以为应当将世袭罔替改为减等继承！”
朱棣说道：“你们真的这么想？……那好吧，过些天你们联名上个条陈，看看应该怎么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
说完，朱棣又将目光移向兵部尚书茹常。
茹常被朱棣盯得极不自在，却一时之间想不明白朱棣为什么这样看着自己。这时，茹常突然感到李至刚暗地拉了一下自己衣角，他也是机警过人的人，一个激灵震颤过后，便隐隐约约猜出了朱棣的想法。
茹常此时尚无爵位，但依他的官衔以及带头反正的功劳，大约伯爵之位是跑不了的。如果改为减等继承，那么他的儿子以后就无爵可继了。在朱棣热切的注视下，虽然不情不愿，但茹常并不敢违拗皇上的意愿，所以他咽了一口唾液，慢吞吞地说道：“王爵尚且减等继承……功勋爵位尊贵远不及宗室，自然也应该改为减等继承。”
朱棣露出一个宽慰的笑容，点点头。
“果然是忠诚臣子，所思所虑均以我大明为先。也好，你便和周王、齐王联名上折子吧。”
“太祖皇帝规定大明功勋贵族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太少，不利于激励士子进取之心。朕准备将功勋贵族爵位分为十九级，均享受岁禄。”
“一等公爵岁禄700贯、二等公爵岁禄685贯、三等公爵岁禄660贯、一等侯爵岁禄610贯、二等侯爵岁禄585贯、三等侯爵岁禄560贯、一等伯爵岁禄510贯、二等伯爵岁禄485贯、三等伯爵岁禄460贯、一等子爵岁禄410贯、二等子爵岁禄385贯、三等子爵岁禄360贯、一等男爵岁禄310贯、二等男爵岁禄285贯、三等男爵岁禄260贯、轻车都尉岁禄210贯、骑都尉岁禄110贯、云骑尉岁禄85贯、恩骑尉岁禄45贯。所有功勋封爵只加美号，不加国号、邑号，称之为有禄贵族。”
“茹常，你忠于朕，这很好。朕提前告诉你，过些时候朕封赏靖难功臣，将赐于你一等忠诚伯的爵位。将来你的嫡长子即便于国家无任何功劳，也能继承二等忠诚伯的爵位。”
看到茹常松了口气，朱棣暗自好笑。他转过头，将视线移在宁王朱权身上。
“十七弟，这次靖难之役你所立功劳极大。说说看，你想要什么赏赐？”
税收承包
宁王被燕王半强迫走上贼船时，燕王曾许诺“事成中分天下”。当然，这种许诺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说过，但兑现的却从来没有一例。宁王朱权是个明白人，知道中分天下绝不可能，中分他的脑袋倒是有可能。
所以，朱权很务实的地说道：“臣弟长期带兵与残元周旋，劳心劳力，早已是累得灯干油尽了，因此想要卸下这个重任。而且，臣弟一直在北方生活，觉得北方风沙太大，气候干旱，因此特别向往江南风景。”
“……臣弟希望皇上能够将我改封在苏州，让我能够在江南修养一下身体。”
对于宁王朱权的想法，朱棣自然清楚——无非是示之以弱，显示自己胸无大志，以便能够保全性命。
史称宁王朱权“带甲八万，举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皆骁勇善战”，宁王朱权本人“以善谋称”。所以，仍旧允许“以善谋称”的宁王朱权留在北方“带甲八万，举车六千”，并且率领骁勇善战的朵颜三卫骑兵自然不可能。朱棣绝不相信什么“虎躯一振”就能够散发出无穷无尽的“王八之气”，然后众人皆服。在穿越并附身在燕王身上并且获得燕王的经验和记忆后，一开始还不怎么习惯，但是现在，朱棣的思维方式已经与燕王基本融合了。
如今朱棣绝不会因为宁王朱权有强大的统率能力，就认为应该将他留在大宁作为北方的屏障。相反，朱棣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却是“将朱权留在大宁会不会危及自己的皇位”。
皇位魔力太大，在它面前，别说是兄弟，即便是父子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如果将宁王朱权留在北方，万一他也和谷王一样发神经，伪称有建文帝秘旨而造反，其破坏力与谷王可不是一个级别的。
原先历史上，永乐皇帝为了解除拥有重兵的诸王对皇位可能构成的威胁，将宁王、谷王、辽王相继内迁，结果形成国都靠近前线，天子坐镇守边的局面。永乐皇帝本人雄心勃勃，长驱远驾，扬威塞外，他活着的时候对于不听话的北方游牧民族只一个字：打！可是他死后，留给后世的却是北部边防退缩的格局。
对于这种情况，朱棣并不担心。永乐皇帝之所以将塞王内迁的同时，还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也内迁，是因为他太过自信，认为控制北方游牧民族很容易——永乐皇帝忽略了一件事：他的后世子孙并没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况且，朱元璋非常骄傲的军户制度在明朝中后期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不仅无法保证军队正常的战斗力，甚至无法提供足够的兵源。
既然知道了永乐皇帝所犯的错误，朱棣自然不会重蹈覆辙。
为了保证皇位稳固，拥有重兵的塞王无论如何都必须内迁——纵观永乐之后的明朝，尽管所有的塞王都内迁、削减护卫且不得干涉地方军权，但仍然时有藩王意图谋逆甚至干脆举兵造反的事情发生。如果保留塞王制度，让他们保留一万九千护卫并且可节制地方军队，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得出：这些手握重兵的塞王们会给国家稳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当然，塞王需要内迁，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却不必内迁。毕竟明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什么武将造反的事情发生。
至于说保持军户的战斗力，朱棣也是有办法的。历史上的永乐皇帝也曾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然而朱棣脑对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计划幅度更大，因此，他打算迟些时候再实施对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待烈士陵园建成之后再说吧。那时，他能够获得军方更多的拥戴，再对军事屯田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时阻力就会小得多。
……
想远了，这时候应该是解决宁王朱权的转封问题，怎么一下子联想到军事屯田制度的改革上去了？难道是因为穿越后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所以越来越喜欢胡思乱想了？
朱棣自嘲地笑笑，将思路收回到宁王朱权的身上。
历史上，宁王朱权要求封在苏州，永乐皇帝以“苏州在京畿之内不合适”为由没同意。于是宁王朱权又要求封在钱塘，永乐皇帝又以“父亲曾打算将钱塘封给五弟，总觉得不妥当，结果没给。无道的建文把钱塘封给他弟弟，结果不得好死，钱塘不是好地方。建宁、重庆、荆州、东昌都是好地方，任凭弟弟选择”为由拒绝将钱塘封给他，最后只是将宁王封在南昌。
记起这个历史记载时，朱棣突然童心大起，于是决定和宁王朱权开一个玩笑。
“如果朕不同意将王弟封在苏州，而是让你再选择一个地方……你现在仔细想一想打算选什么地方，想好后不必说出来，只告诉朕说想好了，看朕猜不猜得出你想去哪儿。”
宁王朱权狐疑地望着朱棣，思索片刻，然后回答说想好了。
朱棣试探着问：“是不是钱塘？”
在那刹那间，朱权只觉得头皮发麻、双腿发软、遍体生寒。
朱权完全无法理解朱棣为什么会猜出他心里的想法。在朱棣夺取天下后，被世人称之为“善谋”的朱权立即思考自己的定位。所谓“平分天下”的承诺早已被朱权深深埋藏在记忆的最深处。他想过，想要打消心狠手辣的四哥对自己的杀机，唯有远离兵权。所以，当朱棣问他想要什么赏赐时，朱权说出早已准备好的答案——既然不可能与朱棣共享天下，那么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享享福自然成了朱权最期待的结果。
然而朱棣却说不同意将他封在苏州，让他重新选择一个地方。
别人不知道，但朱权却清清楚楚地知道：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想过被封在钱塘！也就是说，他脑海里只是临时想出的一个地方，朱棣却能够知道！！！
朱权张大了嘴，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喉头却偏偏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只能发出急促的喘气声。朱权想用手拧一下自己，用剧烈疼痛刺激自己镇静下来，可是他发觉自己的手正不由自主地发着抖，根本无法控制。
看到宁王一副惊骇得随时都会昏过去的表情，殿内一片令人窒息寂静。
这些人听说了朱棣让方孝孺拟写登基诏书时发生的异事，但是由于没有亲见的缘故，他们对此仍旧半信半疑。现在，他们亲眼看到朱棣猜出宁王朱权的想法，将朱权吓得几乎昏厥，结果，众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之中。
朱棣吞声暗笑，缓缓说道：“既然十七弟想去苏州好好享受一下，那么朕便满足你的愿望，还是将你封在苏州好了。为酬谢王弟在靖难之役立下的功劳，朕决定，宁王的亲王爵位可承嗣顺延至下三代。”
中国人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虽说亲王们并不喜欢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但这种变化并不损害亲王本人的利益，况且，这项改革针对所有皇亲贵族，所以大家倒也不至于太难接受。可是现在听说宁王的亲王爵位可承嗣顺延至下三代，谷王、周王和齐王瞟向他的目光里便充满了**辣的忌妒之情。
听到朱棣允许自己的宁王爵位可以承嗣顺延至下三代，朱权惊悸不已的心情总算慢慢平复下来。朱权深吸一口气，正准备推辞一下，却被朱棣打断。
“别急，朕对你还有一项奖赏。待你转封苏州后，朕准备让你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
“承包？……恕臣愚昧，不知道皇上所言‘承包’究竟是何意？”朱权嗫嚅问道：“莫非是指包税制？”
朱棣愣了愣，这才想起原来这个时代还没有“承包”这个词。
包税制嘛，那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包税制，就是由官府测算出某种税年应收税总数，让当地大商人出钱承包，然后大商人再向商贩征收，以其收入作为补偿。
包税制既节约了设置征税机构的费用，又得到了应得的税收，看起来应该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包税商人大多是地方豪强，包税后不再依率计征，而是肆意加税勒索。如此一来，便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进而会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获得收税权力的人已经事先向朝廷缴纳了税金，因此他们在收税过程中如果有过激的行为，从情理上讲，朝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软，那些人垫钱获得收税的权力，总不能让他们亏本吧？否则，如果没人愿意对收税权竞价，朝廷的收入岂不是会减少了？
朱棣计划中的商业税承包则不一样。首先，朱棣会对商业税承包权的竞争设置若干限制，让现任承包者拥有一定的优势，以免刺激其涸泽而渔。其次，商业税承包是事后向朝廷交税，若是承包者横征暴敛，其潜在的竞争者必然会向朝廷告状，而朝廷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承包者的承包权。
在朱棣的理解中，承包也就是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承包制和股份公司制之间的区别好象有两个。一是资产主体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国有资产，后者是私有资产。另一个区别则是：承包者自负赢亏，如果亏了，从理论上讲承包者在经济方面不会获得任何利益。而股份公司制的总经理却不同，如果经营的公司亏损，虽然奖金是不用指望了，但基本工资却有保障。
在朱棣的潜意识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因此自然而然地想起承包这个词。
可是，这种经济理论怎么向这些十五世纪初的人解释呢？
斟酌了半天，朱棣解释道：“朕的意思是将苏州的商业税收权力交给你代收，主要包括盐税、茶税、市舶税、通过税和营业税。代收商业税之后，其中一成作为收税的管理成本，还有一成作为你的王爵岁禄，其余八成上缴国库。”
“这个商业税承包权并非一成不变的，他人也可以竞争承包权，但他人若想获得苏州商业税的承包权，则需要向上一任承包者支付上一年度苏州的全部商业税收作为补偿。若期望获得商业税承包权者超过一人，则向上一年度承包者支付补偿金额多者胜出。”
大殿里安静了一会儿，大家都在消化咀嚼这件新事务。
朱棣没有打断大家思考，而是暗自琢磨将商业税收承包给个人的得失利弊。
明朝的农业税很低，而商业税则更低。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谓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明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结果以其“能恢办商税”为由，褒其进京朝见皇帝，结果反而遭到皇帝的批评：“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历史上，永乐皇帝对民间税收的管制更是进一步地放松。“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可以想象一下，现代的企业家、个体户们会多么欣赏朱元璋父子对商业税收的态度。
按道理说，朱元璋采取这种轻税政策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建国初期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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