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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陕川康-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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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无计可施的困境中，忽得报告，三面都被解放军包围了！只有大小凉山这条路还可通。因此罗列、沈策、李犹龙等三人决定：不管有无“头人”带路，于当晚九时左右，都向大小凉山出发。由沈策先到邓家商量，若他们愿意同逃更好，否则只好单独行动。
沈策去土寨之后，久而未返，一直等到下午六时左右，罗列和李犹龙已不能忍耐，因此也一起到土寨于去。
邓家那个土寨子，筑在山凹间，坐西向东，后面和两侧都是高山，寨子距山脚约有一里多路。山凹是半坡地，有几百亩宽，半是稻田，邓家的土寨子就占了一百多亩。寨子是用土筑的围墙，有两道宽约两丈；深一丈多的壕沟，上面是吊桥，晚上把吊桥收起来，就很难人寨，寨的周围筑有碉堡，碉堡下有岗，一般老百姓是不容易进寨的。
当罗列和李犹龙进寨时，天色已晚，邓氏母子和他们二人在外院见面。邓德亮的母亲说：她指挥不动彝人了，找不到“头人”；没有“头人”，走大小凉山这条路，是很危险的，不如往北逃向小山地区，经汉源、邛崃到草地再逃西藏。她并且表示：“我年纪大了，行动有困难，决不走了，让德亮同你们逃吧。”
这时戴涛和裴世予也都愿住在邓家，不愿再逃了。李犹龙和罗列商量，罗说：“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活捉。”即下令把队伍集合在土寨子当门的小川里，简单他讲了几句话，即向小山地区出发。邓德亮也坐在滑竿上，随他们而去。
当他们快要走出山口时，对面及小川的两边山上，都开枪了！
罗列下令边作战边前进，对峙了十多分钟，伤亡了几个人，哪里逃得出去！
罗列又下令折转来，一起上山，向大小凉山方面逃。可是行不到五里，彝人已从四面截击过来，罗列率领卫士连冲上一个山坡，企图挣扎，但博来的是严重的伤亡，迫得下令停火，自己则乘黑躲到树林里去。第二天早上彝人把他搜出来，用石头打他，他就滚下山沟，伺机逃脱。
当天晚上躲在山岩里的李犹龙，到第二大早上也逃不过彝人的搜索，也被石头打了，也滚下了山沟，趁机往外逃。
至于沈策、周士冕等人，在战事发生时即己冲散。总之，或被俘，或逃散，胡宗南那点最后的本钱，在一九五①年三月底，在甘相营附近被完全粉碎于！蒋介石的西昌幻梦，也被完全粉碎了！
第廿四回
凡事学蒋 黄陆浙一用干部
一味反共 抗战愈糟宫愈高
胡东南虽躲过了西昌的炮弹，但逃返台湾之后，却挨了一阵“炮弹”。陈诚等人怕他在台湾争地盘，便暗中指使了一群“监察委员”，提出一个所谓“弹劾案”，历数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打落水狗似的把他打了一番。
在“弹劾案”案中，那些人大喊特喊道：“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荐至专驻，地位不为不高；界以防共戡乱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界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毅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器占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国防部、财政部、粮食部，田粮处皆有账可查）；三十七年冬春两度征调，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深宽之壕沟一百六十里，沿壕一带炮垒相望，即其司令部四周，莫不修筑工事，用民不为不劳（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退出西安时，民工尚在机场周围工作）；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若果不以人废言，他们这一大段说胡宗南的话，都是事实；而且文章也作得铿锵可读，足供欣赏。
那些“监察委员”于数落子胡宗南一番之后，还引经据典一番，说：“荆吴之争，子囊以众寡不敌，全师而遁，恐人效尤，自请伏剑，楚君从之，以成其义。”意思是：胡宗南既已“丧师失地”，那就应该自杀。这类事情，不过是湾官场中，因派系利害之争而演成的滑稽戏。原因是，胡宗南在蒋面前一向特别得宠，有些人便怕他逃到台湾之后，会夺去他们的地盘，是以给他先来一顿棍棒，造成所谓“社会公论”和压力，作为抵挡手段罢了。
无论从哪方面看，胡宗南在蒋介石将领中，都带有代表性。在向蒋介石学步方面，胡宗南更具有典型性。所以，在结束本书之前，不妨再谈谈这个人的种种情形。
抗战末期，在蒋介石的军事官员中，流行着“陈胡汤”之语。陈者，指陈诚；胡者，指胡宗南；汤者，指汤恩伯。盖经过八年抗战，蒋介石在军队中，已将非嫡系部队消灭渐尽，主要只留下了这三大系统的部队。别的方面，即使还保留着一部分力量，但蒋也想借所谓“整编”之名，而加以并吞，以致引起了若干残存的地方势力的反感，是故“陈胡汤”一语。意含讥刺，且带着悻悻与不平。
蒋视此“陈胡汤”为保身救命之汤。而在这三味补药之中，胡宗南这一味，又特别为蒋介石所珍爱。因为胡既是黄埔出身，在抗战期间，又一味注意于反共，悉力包围陕甘宁边区，视共产党尤甚于日寇。胡也惜此而保存实力，扩充实力。为蒋家天下作长远之谋，君臣之间，特别相得。原因胡宗南与特务头子戴笠勾结得极为紧密，外则重藩，内由阉卫，互相沟通入彼此支持，更使胡宗南在蒋介石集团中，宠固权专，为陈诚、汤恩伯所不及。
在解放战争中，陈、汤部队之被完全消灭，也在胡宗南部队之前。等到胡部全归瓦解之时，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亦已到了最后结束之日。就这一点来看，又可以说蒋存则胡存，胡亡亦蒋亡，关系也特别密切。从胡宗南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即编人教导第一团充见习官，东征之役，才得任重机枪班班长，北伐军兴，即次第以营长、团长升为师长。抗战发生后，实在没有打过多少仗，却又被蒋介石升为十六军团军团长。他在河南吃了败仗之后即退到陕西去，蒋又令他扩编军队，成立三十四集团军，由胡当总司令。数年之间，又将军队再扩为三十六、三十八两个集团军，。而他也由集团军司令晋升为战区司令长官。除陕西一省之外，并将实力伸展到河南、甘肃和新疆，在整个西北的蒋统区中，不但手握兵权，而且控制省政，乃有“西北王”之称。就这样，胡宗南以抗战为名，反共为实，在蒋集团中，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也成为蒋介石最宠信的一个。蒋介石甚至把“二太子”也放到他的麾下去。使不少人望之眼红，羡之为“异数”之臣。
这个“异数”之臣，不但一切惟蒋之命是从，在生活表现上，也处处以蒋为模仿对象，蒋爱装模作样，他也爱装模作样。甚至蒋喜欢其部下称之为“先生”，他也一样喜欢其部下称之为“先生”，于是南京有“蒋先生”，西安也有“胡先生”，被称者恬然自安，称之者亦恬不为怪。有其“校长”，亦有其“学生”，胡宗南这个“学生”，学蒋介石竟学到十足。
蒋介石流氓出身，却随时随地要作伪君子。胡宗南也有这种德性，在蒋系军人中，时时要显得与众不同。甚至在结婚问题上，也要吹一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尽管在私生活上暗里胡来，发现之后拒见生身之父，但表面上却装得象个正人君子。
胡宗南的原籍，是浙江镇海，于三岁时随其父叔迁居浙西孝丰之鹤鹿溪，所以人黄埔军校时，报的籍贯是孝丰。
胡宗南幼年与王微（字显之），章云（字旭初）等同学，后又就读于湖州中学。他读中学时，曾由章云家加以资助。他在湖州中学毕业后，曾在孝丰的一所小学教书，后来他的部属中，有许多孝丰人，而且都是他的学生，像他的左右刘大钧、蒋竹三、程开椿，以及曾任“空军华北区司令”的徐康良等人都是。连用人的方法，他也早就深得蒋介石的衣钵了。
在孝丰时，他曾与王微争夺小学校长的位置，结果，因王是孝丰本地产，而胡只属过江人（即钱塘江以东的客籍人），竞争失败，校长一职归了王微。胡宗南乃负气跑到上海去，寄身于章云家里所开的毛竹行。时适黄埔军校招收第一期生，胡于失意中，忽萌投笔从戎之念，乃由章云赠以旅费，到广东投考。因他身材矮小，在体格检查时就被淘汰；幸面遇到当时的党代表廖仲悄先生，听见他说话激昂，也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就特别准他参加考试，终于侥幸获取。
胡宗南在北伐期间，曾在胡公冕部下当过营氏。当胡公冕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时，就保胡宗南接他的团长职务。是以胡公冕和胡宗南既有长官部属关系，胡公冕亦有恩于胡宗南。奇 …書∧ 網就因为这种关系，后来胡宗南便与胡公冕和章云两人，结为金兰之交。
一九三七年淤沪抗战发生，胡宗南曾指挥第一师、七十八师、一①二师及税警总团参加。退守锡澄线（南起太湖，经无锡北达江阴）时，虽有永久性国防工事为依托，但也打得很不像样。但他打了败仗反而升了官，一九三八年三月，蒋介石即任他为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叫他移驻西安，整编由华北各战场败退人陕的部队。从此，他就把别人的力量变而为自己的资本，资本愈厚，官亦愈高，到一九三九年，蒋又升他为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假手于黄埔学生，逐渐收拾非嫡系部队，本来是蒋介石一向的手法。这时他借着抗战之机，就把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扶植起来了。
胡部退人陕西以后，即以“巩固河防”为理由，实际上即屯兵西北，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他日忙夜忙的，并不是对付日寇，而是对陕西革命根据地构筑碉堡线，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开设军分校，办理训练班，布置特务网，设立集中营，倒行逆施愈来愈多，他愈来愈获得蒋介石的宠信。有些人对胡宗南所受的“隆恩厚遇”有所不解，实则很简单，是因为他绝对地、彻底地执行了蒋介石对外对内的方针。而从胡宗南在西北的一切设施上，也就可以具体地看到蒋介石方针的实质。
抗战愈糟，官升愈高，这两句话，堪为胡宗南的官运写照。他升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后不久，又被蒋介石擢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其时，司令长官为朱绍良，司令长官部驻在兰州，下设两个副司令长官部：一为傅作义的副司令长官部，设在绥远，代字为“绥”；一为胡宗南的副司令长官部，设在西安，代字为“秦”。胡宗南的部队分布于陕西、甘肃两省，其势力远远渗人到新疆；宁夏、青海“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等部虽不隶属于胡，但亦受他的挟制，朱绍良的司令长官，不过徒负虚名，只当傀儡而已。蒋介石之所以仍然要摆个朱绍良在胡的头上是因为胡仅系黄埔第一期学生。“资望”还差，若在其时就任他为战区司令长官，恐招非议，故不得不用未来挂个名。而论到实权，胡已大大超过一般的司令长官之上。
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胡宗南的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前为罗列，后盛文）、副参谋长（前为李昆岗，后为沈策）以下，设有参谋处、情报处、军务处、副官处、经理处、人事处、军医处、军法处、军械处、机要处等处。所辖正规部队，有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后由李文任总司令），陶峙岳的第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的第三十八集团军（范曾一度调任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和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外加不在集团军战斗序列的直属军、师及直属炮兵、工兵、骑兵、装甲兵、通信、汽车等特种兵旅、团。由此可见胡的副司令长官部组织的庞大和兵力的众多，均非别的司令长官所能比拟。
那时候，胡军的一般编制是：集团军辖三个军，军辖三个师，师辖三个步兵团。军又有炮兵团、辎重兵团、工兵营、通讯营；搜索营、特务营等直属部队。
当时胡宗南所指挥的正规部队及直属部队，共有四十多个师，约为四十五万人。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蒋特别配属给他指挥的空军等等，还未计算在内。
还有归胡宗南领导的各军事学校和训练班，计有设在西安上曲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由胡兼主任，邱清泉、洪士奇等任副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由胡兼副团长，葛武紫任教育长。这两个单位的编制都很庞大，各在万人以上。每年都派人到浙江设招生办事处，招考浙籍学生人校人团受训。
此外，还有由金典戎主持的“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游击干训班”，设在天水的“骑兵学校”、宝鸡的“特种兵联合分校”、汉中的“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原为“洛阳分校”）、西安的“军医分校”、“警官分校”以及轮训将校的“将校训练班”等等，总共不下五万人。
上边所举的学校和训练班，除了中央分校的训练、教育计划是由军委会军训练部及其他国民党中央有关机关负责外，所有人事、经理、政治思想等等，都由胡宗南掌握。这许多学校和训练班训练出来的学生学员，也都分配在胡宗南军中充任干部。
蒋介石特别赋予胡宗南以特有的“人事权”。所有军、师长皆由胡报请任命；有时由胡先发表“日令”，再报请加委。团长以下一级更不用说。甚至胡以下的各集团军总司令的去留，亦大多数决定于胡。
国民党中央主办的军事学校，如陆军大学及各种特种兵学校的每届毕业生，分配给胡宗南的也比分配给其他战区的为多。而各军事学校刚毕业的青年，也往往因为迷信胡是“青年将领”，且认为胡是黄埔系的首领，“校长”的得意门生，而胡军又是中央嫡系，部队多，单位多，发展大，所以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官运打算，填“志愿”时，上希望分配到胡宗南那边去。况乎胡宗南那里，又一向很少与日寇真枪真刀地打仗，到了西北，连命也比较平安，又何乐而不为？为了上述的种种原因，替胡吹嘘的人，就更把胡说成是“众望所归”，胡的影响也因而越来越大。胡在个人行动上，也有意弄得神神秘秘，如不见新闻记者，非万不得已不照相，场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有意把自己隐在缭绕的香烟中，云云雾雾，更显得庄严肃穆，也就更象是一尊偶像，叫别人加以崇拜。蒋介石好弄权术，好扮神扮鬼，胡宗南也深得其中三味，以表面的不爱宣传，而收加倍宣传之效，也是一个善于假戏真做的人。
胡宗南所采取的“干部政策”，是“黄、陆、浙、一”四个字。“黄”是黄埔系统以至后来军校出身；“陆”是陆军大学关系；“浙”是浙江人；“一”是第一师的老干部，因胡是靠第一师起家的。如果这四个字都沾不上边，在他所属的部队中，就休想站得住脚。因此，在胡宗南的军事干部中，很少人是行伍出身。其中排、连长，大多数系“中央军校”或相当的各个特种兵学校毕业的学生；军、师长则大多数系“黄埔”出身（如钟彬，周士冕是第一期，罗列是第四期）；于至集团军总司令，则全系“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如范汉杰、李延年等都是），而且大多数都曾进“陆军大学”的“将官班”或“特别班”镀过金；师参谋主任以上的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则多数是“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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