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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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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力部队德械化，5个步兵师已经满编，共有14万人，骑兵共有2个师1个旅30000人。国民警卫队共有6个师1个旅，其中第8师刚刚成立，人员不足，武器装备很差，训练也不足。而蒙古和科布多两省的国民警卫队独立第5、6蒙古骑兵团还没有组建完成。总算起来，现在同盟可战之兵计有国民军17万人，国民警卫队万人，合计万人。为了预防日军的进攻，须动用国民警卫队2个师1个旅万人，加上部署在鞍山、本溪的第1师万人防卫南线，部署在长春的第29师，国民警卫队2个师4万人防卫东线。这样，去除在黑龙江的一个国民警卫师、蒙古和科布多最少的2个旅，和国民警卫队第8师的外，我们可能动用的最大兵力为国民军3个师，骑兵3个旅万人。”郭松龄说道。
看到大家议论纷纷，郭松龄在我的示意下继续说道，“而在关内，各省军队总数现在应该在150万左右。在紧靠我们的长城以南，京兆有6个师万人，山东2个师3个旅万人，山西有1个师4个旅万人。撤回直隶的直军加上各补充旅有近6万人。察哈尔一个师万人，绥远有一个旅5000人。在京津地区还有少量的各国驻军。这就是有关各方的兵力情况。这些都是正是列编的有战斗力的部队。”郭松龄绝对是一流的参谋人员。
从关内的兵力部署看，皖军占有优势，其兵力总数达14万人。但是，阎锡山看来不会参战，从山东调兵又有一段时间，而作为主力的京兆部队，其中的2个师的国防军虽然装备精良，但是士兵军官都没有实战的考验，也没什么正规的演习，而京畿的其他四个师不是段祺瑞的嫡系，作战时难免出工不出力，这个杂牌部队在指挥上也有大问题，一旦有不利形势，发生兵变都是可能的。
我一边听着各界的争吵、群众的示威、请愿，一边频繁的调动兵力。独立第3骑兵师驻扎在滦平随时准备从古北口越过长城，27师则向承德方向集结，28师则在秦皇岛附近集结。德意志师移驻锦州附近作为战略预备队。这是我们军事会议好多天商谈后进行的部署方案。我们的企图是，以第27师全部或一部向察哈尔方向进攻，占领整个察哈尔甚至绥远，而其他部队这在长城窥视，寻找最有利的战机。
日，我让孙宝琦和日本把政府间的协定签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这个举动和我频繁的兵力调动以及对王廷桢的冷处置让段祺瑞疑神疑鬼，不敢擅动。我们和日本的谈判从2月份开始，但是我一直拖着，就是找个有机会的把它当作筹码抛出去。孙宝琦从法国回来后，双方又接着谈，现在我答应就是为了让段祺瑞做出错误的判断，好像我不想得罪日本的样子，其实，不管怎么我都会答应签的，日本的工业能力离西方各国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再说我也没有必要危难那个原敬，为日本军部势力当打手。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月3日，在我获悉吴佩孚已经到达直隶后，我就开始行动了。我命令27师部并第53旅加强一个团2万人从承德出发，向察哈尔的王廷桢进攻。同日，我发表了声明针对王廷桢和蔡成勋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谴责，当然难免用了一些污蔑的手段，“此等民贼不讨之，则我同盟何以存在？”“绥远蔡都统竟然公然附之，不讨之何以定人心？”当然还不忘加上一句，“听闻国防军与直军不和，望以国事为念，不要擅动刀兵。”
当日，我命令万富麟率第1骑兵旅在四天之内到达归绥西北的大青山。同时，我把国民警卫队第8师的人员伪装成第2骑兵旅，而把真正的部队调到滦平与独立第3骑兵旅合并一处，由常荫槐统一指挥师各部也随时准备度过滦河沿铁路向天津、北京方向前进月6日，第27师进入察哈尔境内，但是王廷桢部并没有防守，而是向张北收缩撤退。当日晚，国民警卫队第8师发现了多伦城是一个空城遂占领之，并立即向沈阳发电。
我和参谋总署的人商量了几个小时，认为这是王廷桢的固守战略，其主力可能已向张北、张家口方向撤退，而且绥远的蔡成勋部也极可能已向张北方向集结日，万福麟部到达大青山，我当即要求方向归绥派出有利的侦察部队以探虚实日凌晨，万福麟部报告，归绥城已成空城，该部已占领之。我想我们的猜想定然不错，当即命令薛烈臣部向张北方向加速前进，同时命令万福麟部向张家口方向前进，如可取则取之。
日晚，内阁总理靳云鹏拿着徐世昌总统手谕，邀请我去关内调停，以“免除祸端”。这靳云鹏和我有亲家关系，这徐世昌也算找对了人。这靳云鹏也是段手下的大将，不过一直受徐树诤的排挤。这徐世昌也不知怎么想的，他竟然想让我出兵关内，联合直军以武力逼迫徐树诤交出兵权。看来这被称为水晶狐狸的老者不甘心当傀儡阿！看着靳云鹏风尘仆仆的样子，我不禁心中恻然，看了信后，我对他说道，“晚了，怕我还没入关，直皖大战已爆发了！”
“是啊，我想段督办发现总督已经派兵进入察哈尔和绥远，一定以为总督不会出兵关内，那么以现在的情势来说，段督办一定会主动进攻直军，然后再图对付总督。”他还是很聪明的阿，不然也不会被称为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了。
我看了看他的样子说道，“放心，你这个总理是一定能做下去的。”没想到，徐世昌给我送来尚方宝剑，我正在愁着以什么名义入关呢，现在好了，这个比什么都好。
日，段祺瑞获悉我已向察哈尔进攻时，大大送了一口气，决定集中主力先对付吴佩孚。他集中了4个师人部署在涿州、固安一带沿京汉线进攻，以国防军第1师曲同丰部和第15师刘询部担任先锋，由段芝贵担当总指挥。东线以国防军第2师万人部署在廊坊以东一线，进攻天津，由徐树诤担任总指挥。同时，驻守山东的国防军第2师万人在师长马良的率领下从济南进攻德州，攻直军的后路。第11师留守北京。
而吴佩孚也深知自己的弱点，他知道自己的兵力少，只有集中兵力才有得一拼。他集中了第3师加上三个旅加一个补充旅万人在西线，也是沿京汉线部署在高碑店一带。在东线，他只部署了曹瑛的一个旅加一个补充旅8000人。而南线更只是部署了商德全指挥的两个补充旅6000人。
日夜，双方的战争在高碑店正式爆发，战斗爆发后，西路直军只是稍做抵抗就放弃阵地。而南、东两线直军则是拼死抵抗日，吴佩孚命令直军放弃高碑店。同时，经过激战，徐树诤部夺取天津外围，开始进攻天津，南线马良部也击败商德全占领德州。不料从10日开始，形势大变。因为，9日开始，我打着奉大总统令入关武力调停的声明传到了双方那里。在10日，吴佩孚命令一支部队绕出左翼，向涿州和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地发动突袭。这里正好是曲同丰的前敌指挥部，由于毫无防备，曲同丰和他的指挥人员全都走了俘虏。曲同丰是吴佩孚的老师，吴佩孚在向他的老师行了一个军礼后，把曲同丰押向保定，由于曲同吴是同乡，他于次日宣布投降。由于曲的被俘，西路皖军一时群龙无首，当日真是兵败如山倒，丢了涿州不说，兵员损失也极为惨重。而担任总指挥的段芝贵在11日得知曲同丰投降后，竟然临阵脱逃。当日，原为冯国璋部下的第15旅在29、30旅旅长张国榕、齐宝善的带领下向直军投降。于是，各部纷纷投降。
然而当天晚上，双方都得到两个惊人的消息。东路皖军被28师包围并缴了械，同时直军的司令部保定城被12000人的国民军大部队袭占，曹琨作了俘虏，而刚刚于白天投降的曲同丰再次作了俘虏。
而在南方，从9日开始，鄂督王占元假借在武昌设宴，扣留了吴光新，吴的卫队千余人被解除了武装。吴的部下已调到信阳的两个旅被第12师包围解决。其他的各部只得表示降伏，已被王占元收编。同时，原驻湖南常的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进入荆州，将第八师包围解决，现在长江上游警备司令部已经不存在了。
此时战场上呈现奇怪的状态，直军打了胜仗，其司令部却被端了，而投降的皖军则没有人来受降。南路皖军和直军对这莫名其妙的阵势也不知如何应付，只好双方罢战。
而在察哈尔战场，蔡成勋和王廷桢部合计15000人龟缩在张北，在张家口方向则只有2000人驻防日，张家口被万福麟攻占，11日，张北之敌被我军合计万人包围成了瓮中之鳖。
第三十五章 巨头会议
9日，段祺瑞在北京城内亦喜亦忧，喜的是在京津主战场，皖军已取得巨大的优势，忧的是东北军终于入关，处理不好，他多年的经营可能会成为镜花水月。由于天津直军的顽强抵抗，由徐树诤亲自指挥的国防军一个师在付出了近两千人的伤亡后，终于突破直军的防线，兵临天津城下。西线皖军主力连战连捷，直军防线已有崩溃迹象。鉴于战场形势的突然变化，段祺瑞决定先解决吴佩孚，再回头对付入关的我军。他命令徐树诤部尽快消灭东线之敌，再转入防御。严令此前行动迟缓的山东田中玉部快速增援马良，打通津浦路以增援天津徐树诤。同时，他还命令北京的第11师立即戒严，关闭城门，又以高官厚禄要求山西王阎锡山出兵攻吴佩孚的后路，最后，他命令段芝贵的西线主力发动对吴部的总攻，务必于几天内摧毁吴的主力，以增援北京。
段的计划看似完美，但实际上他却低估了形势的严峻性。此时，入关的国民军已达3个步兵旅又2个骑兵旅，总兵力达到了万人。吴佩孚的战略也成功的欺骗了段祺瑞，他通过西线的示弱和东南两线的顽强抵抗成功的隐藏了他的西线主力。实际上在西线占优势是吴而不是段，当段祺瑞打算一鼓作气解决西线战事的时候，吴也开始实施他构思已久的反击计划。而此时北京和天津的段的两个师万余人将面临人数超过他们一倍的国民军的进攻。他们的援军近五万人还远在山东，在津浦路没有打通之前他们将很难对主战场产生影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白日梦，此时在总统府里的徐世昌也是一样。徐是北洋元老，在直皖的争夺中被作为何时老腿上了总统的宝座，但是冯国璋下台后，作为边防督办的段祺瑞通过安福国会和徐树诤牢牢的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大权，这使得他大大的不满。他本人不掌握一支军队，但是他却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总统的头衔。当我在不停的打马虎眼的时候，他虽然纳闷，但是总是认为这中间有什么玄机。当他看到直皖大战在即时，就想到若北军南来，一定可以促使皖系的倒台。只有各派力量互相牵制他这个总统才可能又发挥的余地，因此他当然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如今各省军阀自扫门前雪，只有京畿周围的地区才能对中央产生影响，但是山西的力量弱小，阎又投靠皖系，不能指望，只有强大的东北才有这样的能力。虽然他对东北的高调门不怎么感冒，但是直觉和理智都告诉他，东北不可能坐视皖系的独大。正好此时靳云鹏也是受徐的排挤，他就让靳云鹏拿着他的总统手谕秘密出关，要东北军入关。当9日东北军入关的消息传来时，他自然高兴万分，仿佛看到了段祺瑞的失败。但是，得知消息的段祺瑞立即命令一支部队包围了总统府，说是保卫总统实际上是将他软禁，一方面是对他的报复，另一方面也是防止他再耍什么花招。
各个战场的战况都在第一时间汇报到沈阳的最高统帅部。靳云鹏见我不出门一步就可以如此顺利的指挥全军赞叹不已。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了无线电设备，但是普遍重视不够，向国民军这样依赖电台进行指挥的更是头一会。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后，我先是命令骑兵集群于8日夜，秘密的越过长城，穿过京奉铁路北京至天津段，运动到东西两线战场之间的空隙部，密切关注战场局势相机而动日，28师全师开始沿着京奉铁路向天津开进，27师余部8000人也越过长城，向北京方向运动。德意志师的一个旅开始向山海关方向运动。
当得知了吴的困境后，我命令出骑兵外，全军向皖军发动全面进攻。
日，吴的反击使得皖军大败，陆11师也在CIA的运作下也向54旅打开城门，并将段祺瑞扣留。我在获得了战场的最新战况后，立即想到皖系可能全面失败。于是急令28师将直皖两军的东线军队全部解决；同时根据CIA特工提供的情报；命令常荫槐部奇袭只有2000人的保定城。结果自然在显然不过；谁也想不到我军会突然向直军进攻；说实话；如果不是得知了吴佩孚将曹琨的卫队旅大部调往前线；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冒险的。我知道吴佩孚这个人虽然狂傲不已；但是他对曹琨是绝对忠心的。只要控制了曹琨；我就可以迫使直系接受体面的结果。由于我军的快速行动；段祺瑞、徐树诤、曹琨先后被我军控制。在获悉了曹琨被俘后，吴佩孚呆立了几分钟后，大骂了一声，“混蛋！”
日，吴佩孚收到徐世昌和我的口信，“望君16日于北京共商国事。”吴佩孚对国民军的行动气愤不已，还恨不得把我吃了，要让他接受这样的结果毕竟有点难为他了。我军的行动对于他来说不嗤于刚刚到嘴里的肥肉却莫明其妙的丢了。吴佩孚向我发来电文，电文上说，如果曹锟有任何闪失，他就要拼个鱼死网破。我也向他发电，电文上说，曹督军只是应邀出席北京会议共商国是，他的安全绝对没有问题，并说诸君盼望吴师长到京商谈国是，结束内战。但是，这样的电文对吴来说并不算什么正式的保证，我知道要让他来京，就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消除他的疑虑。毕竟，现在前线的6万多军队实际上都受他的指挥，这支军队常年在外征战，也算是中国的能征惯战之军了。如果吴不同意来京谈判，那么这场内战就不能算是了结了。
从曹锟被俘以后，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我的目标是维持皖系的表面优势，但又不能让直系垮掉日，民国党中央决策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开始讨论国内局势，商谈应对策略。经过连续两天的讨论，最后形成了几点原则意见。一是皖系不能垮，直系也不能垮，但是都必须给两者以打击，同时必须促使段祺瑞和曹锟的下台，扶持徐和吴，从内部分裂皖直两系。而是必须为同盟取得长城外的自由行动权，为了名正言顺，必须进一步削弱北京政府的权威。三是要高举尊王、和平和民主的旗号，所谓尊王就是要把承认北京政府作为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实体的象征，避免任何公开分裂国家的行为。四是大力扶持各省的反北洋派，寻求关内的同盟者。
日，民国时报发表了名为“统一还是和平”的署名为鲁迅的时评。这篇时评是由蔡元培推荐周树人写的，蔡元培说他“见解独特、文笔犀利。”文章分析了护国战争后，国家分裂，军费激增，军阀混战的现实。文章说和平乃是全国民众之希望，指出了军阀争权乃是国家混乱的根源，因此，文章认为国民应该反对军阀混战，敦促军队不应擅离防区，而应护卫国民。文章说，既然统一还不成熟，那么就应该维持和平，切莫擅动刀兵。
日，我发表公开通电，表达了结束战争的愿望，并向吴佩孚表示曹锟的安全绝对没有问题，邀请他到北京谈判。在当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有记者问：“有传言说，张总督会在北京扣留吴佩孚，不知总督如何评价？”我回答道：“绝对没有这种事，我一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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