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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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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完“巴扎”回来，路过此处进来准备吃点饭（后来我也跟着他们去过一次老沙湾县城）。
他要了一碗抓饭，抓出一把油炸大豆，打开“五五”大曲倒了半碗酒，坐下与我们一同吃了起来。
我们下放到这里二十多天，这还是第一次出来。平时消息闭塞，对外界一无所知，姜“组长”六零年自然灾害时期就由山东老家跑到新疆闯荡了，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刚刚又从沙湾县城回来，想必一定知道一些外面的情况，我急忙问他：
“姜大哥！你到沙湾县城听到一些新闻没有？”
“有，有……有。”他剥了一颗大豆填到嘴里嚼着说。
他说他们上午十点多钟，到了县城就开始逛了起来。大街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们开会游行庆祝“五·一”劳动节。“巴扎”上卖吃的、卖穿的、卖用的东西多的是，要比六零年自然灾害时期多到哪里去了。他边吃边喝闹得满头是汗，胖脸通红，两个小眼眯成了一条缝。他还把酒碗推过来让我们也喝，因为我们不胜酒力，仅仅抿上两口。
接着他说，在沙湾县城“巴扎”上还碰见了被下放到距团部较近三分场的宫瓦匠（同为收容所的难友）。宫说此次联合加工厂一共下放到一四三团的有三十多人，其中收容所来的“盲流”就有二十多个，除了少数几个人被分到离团部近些的二分场、三分场之外，其余的十几个人全被下放到了六分场这个既偏远又荒凉的新建连队。
姜组长越说越生气，端起酒碗又猛地喝了两口，然后不平地说：“这次下放多是厂里认为有问题的人员，实际上并非全是这样。譬如我老姜也是贫下中农，原先在老家还当过生产队的小队长。六零年饥荒时，为了找工作丢下老婆孩子跑到新疆，南北疆地闯荡了两三年，还是没有一个着落，最后成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盲流”，无奈之下自己走进了收容所。后来到加工厂卸车、扛包、当搬运工，没想到卖苦力人家都不要，还把你下放到这片荒芜人烟，连兔子都不拉屎的鬼地方。要早知道是这样，我还来新疆干什么？他娘的！营（人）倒了霉，就是称二斤盐也会生蛆。”说完他把碗里所剩的酒一饮而尽，然后趴在桌上就一动也不动了。
我看着姜组长那样伤心狼狈的模样，感到有些吃惊！平时他那为人圆滑，老想“进步”，见了领导总是一副溜须拍马、笑脸相迎的样子。而现在却又牢骚满腹，怨气冲天，真可谓酒后吐真言！
这时我才明白，本次下放原来是带有一种政治色彩的，似乎把我们这些人划入了“四不清”人员。“盲流”这个词伴随着我们成了永远摆脱不了的阴影……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姜“胖子”架出饭铺，沿着去农场连队的小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块头高大，体重有八九十公斤的姜组长，喝醉了酒像猪一样的沉，架着他累得我们满头是汗，路上歇了几次，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连里，此时已是掌灯时分。
第二天继续休息，大家没事凑到一起，有的打扑克，有的下橡棋，我在一旁看书。下午显得更加无聊，我便离开宿舍毫无目的地朝着沟边走去。
我们被下放到这里一个月了，还不知道这条大沟里面是个什么样子？出于好奇，我从北坡下到沟底，由西向东像个幽灵一样地闲逛起来。
这条十几米深、三四十米宽的大沟，南岸陡峭，北边较缓，在沟底可以看出过去山洪曾经冲击的痕迹，低凹处散落着卵石、白骨、朽木和一些沉积物。几只乌鸦从我头顶飞过，落在前面沟坡上的荒冢上，发出凄历令人生厌的聒噪声，我有些心慌，后悔不该一个人冒然进来，但又想在此看个究竟，于是就向东面走去。
幸亏此时已进入五月，气候开始转暖，沟底有的地方已长出了奶子草、野薄荷，几堆碱草、芨芨草也长出了嫩芽，蒲公英高举着金色的黄花在风中不停地摆动，沟壁上有的地方还长着一小丛一小丛的红柳和梭梭柴，给这条沟壑带来了几分春天的气息。
当我在沟底逰性正浓的时候，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了几声狗叫，随即从远处窜出了一只黑白相间的大花狗，凶猛地向我奔来，顿时我非常紧张，不知如何对付。为了自卫我本能地弯腰从地上捡起两块卵石，准备与恶狗进行一场搏斗。突然东边传来：“黑子！给哦（我）回来。”的吼声。向我扑来的恶犬立刻停了下来，竟然转身摇着尾巴朝着它的主人跑去。
这场突如其来的人犬大战也就被避免，但已让我为之惊恐，出了一身冷汗。当时，一个酱紫色的脸上布满皱纹，年过五十的老汉，骑着一头灰色毛驴，手扬鞭子赶着羊群向我走来，冲我问道：
“喂！你娃是哪里的？”说完他翻身下驴。
“我是西边沟北新建连队的农工。”
“噢，原来是六分场的。”
看来他对这里的情况比我知道的还多。
我问他是哪里的，他说他是三道河子东边红旗公社的。让我吃惊的是老乡公社距离我们这里十几公里，放羊怎么能跑这么远？我疑惑地问他：
“你跑这么远来放羊？”
“放羊哪有个固定地方，哪里有草就到哪里放，哦（我）看你娃是刚来的吧？”老汉对我上下打量一番说。
“我从石河子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月。”我如实地告诉他。
“看你就不像个放羊娃！”
“听口音您是陕西人？”我问他。
他说他姓李、陕北陇县人，解放前逃荒来到新疆，现在只有老伴和他两人，以给生产队放羊为生。
老汉中等个子，人比较消瘦，但声音宏亮，精神饱满，动作利索，性格直爽，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多年在大西北饱经风霜的放牧好手。
我与他说话时，两眼还不停地扫着他身后花狗，唯恐它狗性再次发作。
老汉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
“你娃放心吧，有我在这里不会让它去咬人。”
我说：“它对你是摇头摆尾，十分温顺，但刚才对我却是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还是让它离我远点为妙。”
于是老汉在狗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黑子，看羊去！”羊犬便拖着尾巴无精打采地向羊群走去。
在返回连队的途中，我问他这条大沟始于何处，通向何方，又有多长？他说沟始于南山，延伸几十公里，过去没修水泥大渠时，南山夏天融化的雪水就是从这条大沟流向东边的玛纳斯河，最后注入沙漠中的玛纳斯湖。然而水渠修好后，水流改道，以后这里就变成了干枯的土沟，但沟里还是要比戈壁大漠上的牧草多一些。每年春天暖和之后，整个夏季，乃至秋末，半年多的时间，除了下雨和沙尘暴之外，几乎每天早晨天还不太亮，他就装上点干粮和水，牵着毛驴，带着牧羊犬，赶着生产队的羊群走出村庄，由西向东沿着大沟到野外去放牧。而老伴就在家养鸡、种菜、做饭收拾家务。
到了下午，等羊吃饱后，又要由东向西赶着羊群，顺着大沟原路返回，让羊在沟底再吃点青草，旁晚便将羊群赶回生产队，每天放牧往返到少要走三四十公里的路程。甚至入冬下雪之后，还要赶着羊群到村外的雪地里，让羊啃食点干草，以此解决生产队草料的不足。
听到这里，我被李老汉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常年为生产队放羊所感动，没想到放羊这活儿还这么苦，可是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尤其是寒冬腊月，坐在宾馆酒楼里喝着美酒，吃着烤羊肉、涮羊肉的贵客们是否会想到牧羊人的艰辛？
我敬佩老汉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为他一个人长期在野外放牧的安全感到担心，禁不住地问道：
“大叔，你一人在外面放羊不危险吗？碰到狼怎么办？”
他哈哈大笑地对我说：“你娃太年轻了，看样子是没经验过多少世道吧！”
接着，他说他打小就放羊自由惯了，不愿受人约束，在外放羊一切都由自己安排，目的是图个自由自在。比如今天，哦（我）在蓝天下，荒野上骑头毛驴，赶着上百只绵羊在戈壁沙滩上放牧，游游荡荡，无忧无虑，还有忠心不二的“黑子”，跑来跑去地为哦放哨巡逻。饿了啃块干馕，渴了喝几口凉水，困了躺在沙丘上睡上一觉，高兴了放开嗓子再吼上几声“秦腔”。在这里老天是老大，哦（我）就是老二，哦（我）不犯人，人不犯哦（我），过的简直就是神仙般的日子。生活虽说苦些，但是苦中也有乐，哦生来就命不好，又没有文化又没有技术，能当个“羊官”也就不错了。
危险以前还是有过的，十年前这里还能遇见野骆驼、黄羊什么的，至于野兔、呱呱鸡之类在这大沟里更是经常见到，因此也时常地招来了狼、狐狸来这里觅食……
近几年人越来越多，人是万物之灵，什么野物都怕他！野骆驼、黄羊等都躲到了沙漠深处，大沟里的野兔、呱呱鸡也被人们用枪打、布网、下套子等捕食得差不多了。现在这里别说是凶恶的狼了，就连一只狐狸也很难遇到。
李老汉边走边抽着他的莫合烟，并不停地给我讲着他的放羊史。
他那一番朴实，又附合情理，还带着俏皮话的自我表白，有时竟然让我捧腹大笑。
毛驴在前面打头，百十只绵羊随后，花狗在两边巡逻，老汉和我慢悠悠地跟在它们后面唠嗑。一支前后七八十米长的驴、羊、狗、人相杂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进在沟底，驴叫、羊咩、狗吠，顿时使得一向沉寂的沟壑尘土飞扬，嘈杂喧嚣。
“前面就是老营房了。”老汉边走边对我说。
“什么老营房？”
“就是你们连队住的地方”。
“怎么叫这个名字？”我疑惑不解地问。
“李老汉似乎也懂些历史，他说这个老营房，早在汉唐时期就有了。武则天时代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疆域，在庭州设立了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这一带就是丝绸之路北路，老营房仅是途中的一个驿站。清同治年间，钦差大臣左宗棠率大军西进，平定叛乱，曾在这一带驻军。随着时间的久远，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这里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仅留下一些土堆和一个大坑。
难怪我们连里先来的农工说，他们刚到这里建造地窝子时，曾经多次挖出古代遗留下来的坛坛罐罐和一些古铜钱。
看来在这里屯垦戊边，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早在一两千年之前的汉唐时期，就曾经采用了。
当走到我们连的驻地时，我告别了李老汉，由沟底爬上土坡，此时他已骑上毛驴，带着牧羊犬，手挥鞭子催赶羊群，顺着大沟向西南走去。
背后又传来了李老汉唱起的陕北民歌“信天游”——《泪蛋蛋》：
羊肚肚毛巾哟，
三道道蓝。
咱们见面容易，
拉话话难。
拉不上话来
招一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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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再次受挫 下放农场（三）
更新时间2011…8…22 8：09：02 字数：4711
第三节
过了“五·一”农工们继续上班，有的修渠打埂，准备春灌小麦，有的在地里锄草进行田间管理，还有的在新栽的小树林带里平整土地。
春末夏初是农场连队进而较忙的季节，人们天不亮就要起床下地干活，有时连午饭也要送到地里吃，直到旁晚才可收工回去。大家面向黄土背朝天像我们的祖先一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仿佛又回到了千百年前的农耕时代。新建连队环境恶劣，条件简陋，在医疗卫生方面更是缺医少药，根本谈不上能治什么病，充其量也只能应付一些头痛发热的。连里有一位曾经在场部卫生队培训过几个月的“赤脚医生”，实际上就是一个身背“红十字”药箱，平时只能给病号发点药的卫生员。每当他给人看病便会打开药箱，里面满共也不超过十来种药，无非是ABC、止疼片、扑热祛痛散、酵母片之类的药，另外还有几袋风湿止疼膏和几个装着一点红汞、碘酒、消炎水的小瓶子，以及一个旧听诊器和两支注射器，这些东西就是连队卫生员行医的全部家当。
“赤脚医生”除了医务工作外，每天还要参加一定的劳动，干些农活。看病多在傍晚人们干活收工回来的时候，他会背着药箱来到我们住的地窝子前面给大家拿药，到了晚饭过后也就基本结束。
一天晚上，我找卫生员医腿，他问了至伤的原因和病情，然后很为难地说：“我们连里一是医务条件差无法确诊，二是没有药物进行治疗”他让我去场部卫生队，或到石河子医院去就医。最后他给我开了两天病假，又给了几贴风湿止疼膏和几粒止痛片而已。
第二天上午，我休病假在地窝子门前碰见王指导员，他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来找我们新来的同志核对一下个人的简历，其内容无非是：每个人的姓名、性别、民族、家庭成份、个人出身、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之类问题。当时对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王指导员翻开册子，当找到我的名字那一格时，让我看后大吃一惊，我的家庭成份原是城市贫民，现在竟然被改写成“地主”，难道下放真的给下放出了问题，我非常惊诧，又十分气愤，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问指导员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个《花名册》是我们来时联合加工厂转交给他们的，如果上面有什么出入他们也说不清，只有找原单位进行纠正。
事情已经很清楚，因为我们刚来不久，前面的事连里确实不了解，我虽然对此作法十分气愤，但一时也难以说清，只得暂时背着这个“地主”成份的包袱。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旧军人家庭，又是一个自流到新疆的人，已经是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政治面貌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地主成份，头上扣上一个紧箍咒，在社会上那将是举步维艰，更难生存！这必定有人从中作梗，对我进行陷害。为了澄清事实洗涮我的不白之冤，当天中午，我决定给联合加工厂保卫科干事齐志勇和劳资科姚助理员二人写信，阐明事实真像，提出厂里此次下放将我的家庭成份原本为城市贫民，错写成“地主”，请组织上予以查对，实事求是的给于纠正。并且在信中再次说明，我曾祖父在清朝末年，因兵荒马乱由江苏扬州逃荒到皖北亳县，以做工为生。在我祖父时，又为军阀混战，家中被战火所焚，被迫带领家人逃难于蚌埠，在邮局门前代人写信和做点零工养家糊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战火肆虐，民不聊生，我家再次逃难，颠沛流离十几年，直到解放后才回到安徽亳县。
我家在亳县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家中贫寒，就连住所还是我舅爷留下的几间破草屋。因此，在解放初期，我家成份被划定为城市贫民，绝无与“地主”之缘。
信中还把我本人自一九五零年上小学到一九六零年上高中期间的学生简历写得清清楚楚。以及六零年“自然灾害”中，因生活困难被迫辍学，后来来户口迁往西安不能落户，为了生存寻找工作自流来疆等等，都如实地再次讲清。同时又举出佐证：去年六月底，联合加工厂保卫科和劳资科到石河子“收容所”招人，在办公室我当着保卫科杨桂林干事和劳资科姚助理员的面，从兜里掏出由亳县迁往西安的《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证明》，将它交给了“收容所”的徐所长，上面清楚地写着我的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而且当时杨姚二同志也都一一过目。
现在我被下放到农场，家庭成份居然变成“地主”了！请组织上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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