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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匈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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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事情过后,黑大头去报官,从而捣了他们的老巢。黑大头这回开口了,他说自己向来与官家无缘,自己的事情总是自己解决。强盗头儿见说,放了心,吩咐手下给黑大头松绑,从那棵树上解下来;不过身上的火绳子仍然紧绷绷地捆着。
强盗们将黑大头重新拽到崖窑时,只待天黑,便去实施他们的下一步行动。黑大头临进崖窑前,转过脸,冲这书生点颔致意,书生笑了笑,算是回答。
书生站在山坡上,冲强盗头儿拱拱手说,他该走了。强盗头儿听了,竟有几分留恋,他的手下,都是一些莽汉,今天见了这个知书达理的人,真有几分喜欢;于是嘴唇动了动,想请那书生入伙;谁知搭眼看时,那书生已经像一个爬惯了山路的拦羊娃一样,一耸一耸,飘出几十丈开外了。这时他才记起,忘了问这过路客人的名字。
那文弱书生是谁?强盗头儿忘了请教姓名,正在懊悔,不过聪明的读者,见书生上山溜坬那疾步如飞的样子,会断定他是拦羊娃出身,继而,对于他是谁,就有几分估摸了。
那一年杨作新丢掉拦羊铲,背起书包上学,掐指算来,到如今已经整整六年。六年间,黑大头在赌博场上,黑天昏地地度日月的时候,他正在学堂里上学。先在前庄上了四年初小,又在县城里上了两年高小。高小毕业,回到家里。杨作新的启蒙老师,姓杜,人称杜先生,是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大知识分子,温文尔雅,知识渊博,杨作新深受其人的影响。杨作新高小毕业的这一年,省上在肤施城里,酝酿成立省立肤施中学事宜,其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推荐了几位校董,共产党推荐了一名校长和几个国文教员,担任筹备工作。原来这杜先生,是一个大共产党,这次,被组织推荐为省立肤施中学的校长。得到通知时,他还在前庄小学。正要动身启程之际,恰逢以前的学生杨作新来看他,天寒地冻,道路上也不安宁,因此杨作新自告奋勇,愿意陪老师去一趟肤施城。
到了肤施城里,山沟里长大的杨作新,初次见了这花团锦簇般的地方,十分留恋。城里比不得乡间,街道又宽又平,铺子一家挨着一家,那些来来往往的男人们,琉璃皮张的,长袍马褂、中山服、西装,他们的头发,也和乡间的不一样,光滑得可以跌倒蝇子滑倒虱,城里的女人们,穿着旗袍,高绾着头发,嘴唇上,就像家里那只爱偷吃的拦羊狗,总是红滋滋的,脚下踩着高跟鞋,像乡间闹社火时踩着的高跷。没有见过世面的杨作新,看着看着,都有些呆了。这时候想起自家的吴儿堡,想起一辈子打牛后截的杨干大,才明白了乡下受苦人的可怜和卑微。
这时大约正是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叶,国共合作之际,街上,“要求光明,要求进步,要求国家强盛,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割据”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正在街上走着,迎面就会过来一支游行队伍,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震得满街筒子响,有多面彩旗招展,遮蔽了半边天空,一个剪着短发的小姑娘,像天女散花一样,将印着革命内容的传单,往人群中间撒。游行队伍走到人多的地方,往往就会停下来,队伍中走出一个青布长衫模样的人,站在那里,宣传共产主义主张,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且掰着指头,历数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和中国人民所受的种种凌辱。
杨作新的老师杜先生,就是共产党方面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在街头集会上,杜先生有时也登台演讲。站在一旁的杨作新,看到平日温文尔雅的老师,现在那神采飞扬、口若悬河的样子,羡慕死了,崇拜死了。因此回到老师的住处后,他提出要跟老师走,他觉得共产党那些主张,是真正为穷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愿意追随在杜先生的鞍前马后,也闹腾一番事业。杜先生听了,很喜欢他的抱负,但是说,人要在社会立足,得先有个衣食饭碗才行,杨作新还小,是不是等省立肤施中学办起来后,他先来上学,再增长增长见识,革命是件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既有轰轰烈烈,也有扎扎实实,重要的在于唤醒民众,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和卑微地位,建立起自己的自立意识,变自在的阶级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初步的启蒙工作,漫长的战斗还在后边,而且———杜先生谈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也许他这时候已经意识到,这种轰轰烈烈的举动后面,潜伏着危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国共之间,由于政治目标的不同,各自代表利益的不同,迟早要分手的,而一旦分手,随之而来的便会是一场大厮杀了。
杨作新当然不懂得这些。不过,对于杜先生提出的上学的事,他倒是十分乐意。杜先生见他同意了,就说,考试前,他会让人给杨作新捎话的,以杨作新的学习成绩,考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最后,师生握手道别了,年关将临,杨作新需要赶回家去,他不能丢下家人,惹他们惦念。行前,杜先生从身上掏出两块大洋,要他给父亲打点酒,给妻子买点花布什么的。杨作新听到杜先生提到自己的妻子,脸红了。他摆摆手说,说不要先生破费,他只是想带先生的几本书,回去看看。杜先生听了,让他自个上书架前去挑。杨作新挑了半天,拿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几本小册子,很仔细地装进书包,起身告辞。
从肤施城到吴儿堡,紧赶慢赶,需要三天的路程。杨作新思家心切,踏着风雪大道,只顾前行,想不到在老虎崾,遇到了强盗们处决黑大头这桩事儿。说起来也是缘分,黑大头命不该绝,如果杨作新早走上半个时辰或者迟走上半个时辰,也就不会在那里遇见他们。话又说回来,即便遇见,倘若杨作新是个怕事的人,也绝不去揽这个闲磁器。也是他少年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才斗着胆子,鬼头刀下,救出黑大头一条性命。事后想来,杨作新也是一阵后怕。
至于黑大头,是否肯这样乖乖地就范,领着强盗们,去启出自家的财物,那就不关杨作新的事了。也许捆在树上的那一会儿,黑大头确实是实心实意,纵然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保住自己的脑袋要紧,也许一踏进黑家堡,进了那个独门小院,一想到祖上传下来的家业,就要败在自己手里,黑大头又会翻心。究竟如何,后面再做交代。
需要提及一笔的是,这杨家与黑家,从此便结下了扯不断的缘分,一直到杨作新的儿子杨岸乡、黑大头的儿子黑寿山手里,缘分仍然不绝。
杨作新离了老虎崾,顶着寒风,快步前行,第二天天擦黑时,回到了吴儿堡。杨干大和杨干妈,见儿子回来了,一颗心放了下来。杨作新的媳妇灯草,听见正窑里有了响动,听见了男人的声音,也赶了过来,推开门后,胆怯地站在杨作新身边。灯草人生得老实,褐色皮肤,厚厚的嘴唇,笨嘴拙舌的不会说话,见男人回来了,心里欢喜,当着高堂父母的面,又不敢把喜色露在脸上,于是就在那里傻站着。最活跃的要数杨蛾子了,她一蹿趴上了哥哥的肩头,打问着城里的种种事情。算起来,杨蛾子已经十一岁,她出脱成了一个俊巧的小姑娘,白净面皮,瓜子脸儿,脸上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她的头上,也早沾了过年的喜气,头上一根独辫子,辫稍上扎着一束红头绳。
杨蛾子抱柴,灯草做饭。随着灶火里的柴火哔哔叭叭响起,随着锅里的热气弥漫了整个窑洞,经历了寒风浸染、旅途劳顿的杨作新,面颊上感到暖融融的。关起柴扉成一统,农家也有农家的欢乐。那灯草虽然人生得粗俗,木讷,干起活来,窑里窑外,却是一把好手。人能干又不招惹是非,这正是杨干大杨干妈心目中的标准媳妇。这一次给杨作新做的是杂面。只见灯草绾起袖子,用一个黑色的小坛子,三棰两梆子,和好面,然后将面揉成一个团儿,放在案上,摸起擀杖,呼呼地一声接一声地擀开了。灯草擀面,杨蛾子捞酸菜,做汤。面擀好了,灯草将薄得像纸一样的面叶,叠好,然后拿出一个两头有把的刀,细细地切了起来。一会儿工夫,一粗磁老碗热气腾腾的杂面,就端上来了。而杨蛾子的汤也已经做好。将那个和面的小坛子洗干净,汤就盛在坛子里边,汤里有一把勺子,杨蛾子将酸菜汤,浇在杂面上。另外,还有捞出来的一些酸菜,切成生的,里面伴了些切碎的干辣椒、红葱,盛在一个小碟里,也端了上来。杨作新让了让父母,算是礼节,然后端起大碗,吸溜吸溜地吃起来,直到将碗里的杂面,坛里的菜汤,碟里的小菜,全部打扫干净,才算住手。吃完饭,他的头上,热汗直冒,舌根辣得发麻,不停地咂着嘴巴,回味无穷。
一番风卷残云之后,灯草开始收拾碗筷。杨干妈说了句杨蛾子,帮嫂子洗涮。灯草说,小姑子就不用动手了。说完,将锅碗瓢勺收拾干净,酸菜缸的盖儿盖好,案子抹了一遍,地扫了一遍,然后站起身,向杨干大杨干妈道一声安宁,又瞅了杨作新一眼,回自家窑里去了。
杨作新却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他脱了鞋子,一横身,坐在了炕上。接着,把脚塞进母亲和妹妹盖着的那个薄褥子里。炕真热,热得人不得不随时欠起屁股。母亲和妹妹跟前放一个笸箩,笸箩里放些玉米棒子,她俩正在搓着玉米,于是杨作新也凑上去,和她们一起搓。“你的肉皮嫩!”杨干妈说,“用这个戳子戳渠渠吧!”那戳子是个比捅火棍小些的铁条,一头是环,一头是个尖儿,用它在玉米棒子中间,戳开几行,然后这玉米棒子就好搓了。
父亲杨干大一个人盘腿坐在油灯跟前,脱下身上的老羊皮袄,正在逮虱子。这是他除了劳动以外,唯一的一件嗜好。他身上的虱子真多,一窝一窝的,有些虱子简直成了精,会长上翅膀飞,像小咬似的。杨干大的眼睛已经不行了,尽管就着油灯,尽管他的眼睛快要碰到皮袄了,可是眼睛只是象征性地看着,他不是用眼睛在瞅,而是用指头在摸。好在这皮袄就是一个生产虱子的宝库,所以两个指头一捏,总能手到擒来。抓住一个了,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一挤,“啪”的一声,虱子的肚子破了,指甲盖上留下两滴鲜血。还有些虱子吃得过饱,挤时声音清脆,如果脸凑得太近,会有血星溅到脸上来的。杨干大挤虱子,挤到高兴的时候,会捉住一个,填到自己嘴里,“嘎嘣”一声,咬出响;他说这虱子是一味中药,大补,本来就是自己身上的血水子嘛。
小时候,杨作新就常常蹲在父亲身边,看他捉虱子。这时,又看到这一幕情景,他在心里可怜父亲。他本来留下来,是想和老人商量去肤施上学的事,可是看到父亲核桃一样布满皱纹的脸,和逐渐佝偻下来的身子,他不敢开口了。
杨蛾子又央哥哥讲城里的事情。于是,杨作新先丢开自己的心思,讲起了这次进肤施城的所见所闻。讲到肤施城的雄伟繁华,讲到共产党、国民党这些新名词,讲到杜先生站在肤施城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情景,讲到他见到的那个短发的女宣传员天女散花一样的神气。当然,还谈到那些头发光光的男人和穿着旗袍的女人。末了,记起路上救黑大头的事情,便也细说了一遍。
杨蛾子一直是她的哥哥的崇拜者。哥哥讲那些事情,她一样也没听过,简直像天书里写的一样。以女孩子的心理,她尤其注意到了杨作新谈到的女性。她真羡慕那剪着短发的女孩子,可惜她没钱念书,要不,说不定也会像她们一样的。她当然不是怨父亲偏心眼,只让杨作新没完没了地念书,而不让她跨进学校一步,她是女孩子,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和哥哥攀比的意思。琢磨完了女宣传员,她又琢磨那些抹着红嘴唇、穿着旗袍的女人了,这时她在哥哥的话中发现了破绽。她说,大冷天的,那些婆姨女子,真的敢精腿把子,在露天地走,她们不怕冷?杨作新回答说,这是真的,他亲眼目睹的。杨蛾子还是不信,说哥哥喧谎。
杨干大这时打断了杨蛾子的话,他说杨作新说的是实情,他年轻的时候,年年下南路,见的世面大着哩,肤施城里,大街小巷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他说城里的女人,都是妖精托生的,穿旗袍算什么,有时候用一块一尺长的白洋布,束在腰里,就在街上摇身子摆浪地走开了;往下一蹲,胯骨都露在了外面。杨蛾子听了,惊得伸了一下舌头,她说,那她们是没钱扯布吧。杨干大说不是,她们有的是钱,一坛子一坛子的,她们露出精腿把子,是给男人骚情呢!
说完“骚情”这两个字,杨干大觉得,不应该把这样的话,当着小女儿的面说,她已经懂事了。于是他不再言语,又低头逮虱子。场合不对,如果是和那一班子老弟兄们在一起,谁激他一下,说不定他会讲出在肤施城里,自己圪蹴在街道旁边,侧着头,看那些穿裙子飘飘忽忽过去的婆姨女子们的故事;他是看她们的裙子里边有些啥,有没有穿半裤。讲到热闹处,他还会讲起自己那次逛妓院的经过。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件伟大的业绩,一次离经叛道的行动,一次拿钱去派不该去派的用场。他这人也真是不经摔打,仅仅那么一次,他便染上了疾病,腰下那件东西,又红又肿,硬邦邦的,怎么也下不去。后来回到家里,听了一个过路郎中的偏方,用一根大萝卜将中间掏空,放在火里烤熟,趁热统在那东西上,才算软了下来,把那病治了。杨干妈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自家男人得了什么怪病,急得团团转,就是没有想到这上头去。
杨干大想着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儿,嘴角里泛着笑容,美滋滋地逮着虱子。这时,他记起了刚才儿子谈的,老虎崾上救什么人的事,于是咳嗽了一声,拿出比杨作新多吃几斤盐、多过几座桥、多晒几年太阳的派头,对儿子说,该管的事情要管,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为人莫要强出头,你小子还没有招上祸哩,不知道世事的深浅;你这条小命丢了,不要紧,我们这两个棺材瓤子,将来谁抬埋上山哩!
杨蛾子却不同意父亲的话,她说哥哥只身孤胆,敢去戳那个马蜂窝,是个大英雄,大路不平众人铲,行侠好义的故事,父亲不是成天说起么。
老猫不欺鼠了。杨干大见女儿竟敢跟自己提出异议,本想反驳几句,但是没了力气,便停止了声响。
关于共产党,关于国民党,关于杨作新以按捺不住的热情谈到的肤施城里的那些游行和集会,大家都没有发表什么感想。那毕竟是太遥远的事情,起码一时半刻,还不会影响到吴儿堡,进入他们单调、贫乏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
但是雷声在远处轰隆轰隆地响着,历史在前进,时间的流程在继续。二十世纪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尤其对于闭塞的陕北高原来说,是个可资纪念的伟大世纪,时间进程中的经典时间。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那雷声终将以持久的轰鸣,好像崖娃娃掀起的回声,响彻陕北高原的每处山谷,而在这波澜壮阔的改天换地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都或多或少地将得到改变。
夜已经深了。一直没有说话的杨干妈,督促儿子回窑去睡觉。杨作新想到该说的事情还没有说,磁磁维维,不愿意走。母亲见了,将笸箩一推,说,今晚就搓到这里吧,该收拾摊场了。杨作新见母亲这样,只好起身。母亲对杨作新说,对灯草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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