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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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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没有社论，党报登载的发言大致也可体现出中央的态度。我们开始从报上选择发言摘要，有民盟领导人，工商联领导人，民革领导人。民盟领导人的发言讲得很直率：现在人民有顾虑可以理解，过去的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现在时机不同了，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么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再整？有人说这位民盟领导的发言很大程度代表一部分人的思想顾虑。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英（就是那位声援我贴出《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大字报的历史系女生，她主动参加《大地》编辑部的工作）表示不同意这种见解。她说既然党报能登这位民盟领导的尖锐发言，正说明党是胸襟坦白的。有句俗话叫人正不怕影斜，没有这种想法才敢于将人的误解讲出来的。苏英的分析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大家统一了认识，转载了这位民盟领导人的发言摘要。苏英说还应该转载K大校长的发言摘要，《大地》毕竟属于K大校园嘛，现在首都许多大学都提出学习K大的口号，咱们把校长抬出来也算是以壮行色呀。对苏英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赞成，但又有人说似乎没在报纸上看见张校长的讲话。苏英说这无妨，我们以《大地》记者的身份去采访，请他谈谈对整风的看法。苏英的观点总是让人无话可说。有人建议让苏英完成这个任务吧。苏英说采访校长应该由主编亲自出马。立刻又有人支持苏英的观点。我有些畏难情绪，想想还是答应由我去采访张校长。本期重点稿件初定七八篇，所谓初定是鉴于形势发展很快，不是日新月异，而是时时刻刻都有变化，所以不到最后发稿时刻，稿子便不能最后拍板。初定这部分稿子是向教师、学生约写的专题性文章，话题十分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合作化的意义与时机》、《怎样看待民主和法制的阶级性》、《论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论党的危机》、《文艺方针我见》等，特别是一篇名为《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小品文写得诙谐和幽默，立论新颖，论据透彻，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
——二十四日。上午编稿。下午去采访张校长，到了办公楼。校长秘书潘栋见了我十分客气，说周主编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我也调侃说古言曰老爷好见舅舅难缠，找张校长自不能迈过你这大秘书的锅台上炕啊。他笑了笑，说老爷不在，舅舅爱莫能助。我问去哪儿了。他说在物理系参加整风座谈会。我说我去那里找。
到了物理系座谈会会场，会议已接近尾声，系总支书记正做总结发言，让大家打消了顾虑，畅所欲言，总支将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做认真的研究。最后他请张校长做指示。张校长摆摆手说我是来听的，不讲了。这时一个有点谢顶的中年教师站出来冲张校长说：我们希望张校长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哪怕说一句也行。只见张校长呵呵地笑起来，说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地发议论呐，再说就是发议论也离不开中央的精神呀。说完站起身，做出要离场的样子。那谢顶的教师却不算完。说我们不是请张校长传达中央精神，而是想听听张校长对这次座谈会有什么看法，是怎样的评价，难道不可以么？张校长的笑僵在了脸上，眼光盯着谢顶教师，形成一种对峙局面。在场的人都明白这种对峙意味着什么，一个在逼校长表态，一个不肯表态。这当儿有人站出来支持谢顶教师，说张校长可以谈谈个人看法嘛，群众不怕揪辫子，领导也不要害怕嘛。张校长的脸色更难看了，嘴哆嗦着，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我真不知道下面的同志还有这么多意见啊。谢顶教师针锋相对说，我也没想到张校长到现在才知道下面有这么多意见啊。立刻有人插言：精彩，精彩，辩证的精彩。张校长没再说什么，离开了会场。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采访是不可能的了，打消了这个念头。
晚饭时没看到冯俐，离开食堂我向她的宿舍走去，想约她到外面转转。前天晚上系领导找她谈话，不知谈的什么，对她有何影响。其实我也非常想和她谈谈怎样对待整风运动这一大是大非问题。我觉得她有些消极，置身于社会潮流之外。我心目中的冯俐应该不亚于苏英才是。我当劝说她参与《大地》编辑部的工作。没有找到冯俐。也没见到同宿舍的人。我只得回自己宿舍。只有李德志回来了，已摆下棋盘，左右手大战在即。他说刚才吕浩明来过。留话让我到他宿舍找他，有要事商量。这几天吕曾几次通知我参加绿叶文学社的会，因忙《大地》创刊号抽不开身。找到吕浩明，他把我拉到走廊上，我先向他解释没能出席会议的原因。他说他知道，他也正是为《大地》才找我。我说《大地》怎么啦？他说他有一个想法，把《大地》纳入绿叶文学社，作为社刊，这样对两方面都有好处。他提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吕浩明接着说：把《大地》改名为《绿叶》，你还做主编，绿叶文学社副社长兼《绿叶》主编。我作为绿叶文学社社长兼任《绿叶》社长。你我都名正言顺。我想想说这倒不是不可以考虑，只是得和《大地》其他同学商量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吕浩明说当然，但愈快愈好，最好明天便能确定下来。接着他询问创刊号稿件情况，我说基本就绪。他又问什么时间可以下稿。我说随时可以下稿，印刷厂也联系好了，但大家还想等一等。他问等什么？我说等《人民日报》社论，对对中央的口径。他说似乎没这个必要吧，整风大方向中央早就确定下来了，并且三令五申，不会变。我说是这样，但大家有顾虑。吕浩明说胆小怕事畏首畏尾是成不了大事的。他问你知道田野这个人么？我说我听说过，S大法律系学生。吕浩明说这女生非同小可，以她的胆识与才华在首都数十万大学生中脱颖而出。听说K大法律系的同学近几天就邀请她来K大演讲，我觉得咱们文学社应参与这件事。我没表态。
——二十五日。吃早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我问她昨晚到哪里去了。她说同宿舍的鞠燕过生日，下午大家一起去颐和园玩去了，晚上在外面下饭馆。我心里有些不满，但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我说今天晚饭后别安排别的事，咱俩谈谈。冯俐说今天是周末，她要去舅舅家。我说你不是刚回来吗，咋又要去？冯俐说走时舅母还没好利索，她不放心，要去看看，反正这一段时间也不上课。她又说你和我一块去吧。我说《大地》这两天便要付印，走不开的。又说你最好也留在学校参加运动，那天你们系领导找你谈什么呢？她说和你是一个腔调，希望我别分心，投身运动。我说这不就是了么？她说我今天得去，要是舅母没多大问题，明天就赶回来。我说一言为定啊，明天中午在食堂见不到你，我立刻去把你抓回来。冯俐笑了，说那我就等着你去抓。上午继续编稿，我瞅空把吕浩明的意思同大家说了。大家就议论起来，一致认为没必要和吕浩明掺和。既然大家都不同意，我也觉得没必要动员大家同意。报纸送来了。《人民日报》仍然没有社论。心里的不对劲儿都表露在脸上，很失落。突然苏英又高叫一声，手摇着一张报纸说《光明日报》把咱K大的大字报宣传出来了。有人说快念念。苏英念了标题《K大学生开辟“民主墙”》，程冠生兴奋地说报纸肯定了“民主墙”的鸣放形式，太好了。苏英说周文祥祝贺你这个中国大字报的创始者。我也很激动，不知说什么好。
我从苏英手里要过报纸，一目十行地看起来。文章里讲到K大一位副校长欢迎用大字报揭露问题，还有K大几位名教授对“民主墙”的态度，称赞这是继承“五四”民主传统。我看的时候程冠生有些迫不及待，＇奇＋书＋网＇说让苏英把文章念念吧。苏英又从我手里抢过报纸念了起来。念完后程冠生说行了这遭行了，咱们的《大地》可以付印了。苏英说可以付印了。我说既然等不来《人民日报》社论咱就转载《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吧。大家同意。当即议定今明两天将全部稿子编定，画好版样。星期一印刷厂一上班就送去。
——二十六日。星期天。早晨往食堂走见到的一幅景象使我一下子想起那两句古诗：忽如一夜春风起，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夜之间，K大校园到处都被大字报覆盖起来，说到处开遍梨花一点也不为过。显然是昨天《光明日报》那篇文章起了作用，原先便以大字报形式鸣放的师生更坚定了信念，原先存疑虑的师生也打破了顾虑，一齐行动起来。我顾不上去食堂吃饭，一路看下去。我发现许多大字报在原先的基础上进了一步，视觉更广阔，思想性更锐利。
我觉得应该从这些新张贴的大字报里选出一些，替换下已定发于《大地》的那些，这样更具时效性。这么想我便掏出笔记本选抄起来：在最显眼的地方贴着的是两句诗，是模仿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改写为“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我记下了，接着再看，先大致浏览一下题目，觉得有抄写必要的再抄下。如《高度集中是危险的》、《我们的顾虑与呼吁》等等，特别是一张题目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很有分量，因太长，我只记下了片断：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整掉了某些共产党员的“三个主义”就会万事如意，不，不会的，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也办不好，社会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学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目的。
下面的落款是历史系高云纯。
做了抄录之后，我突然感到将这大字报刊发在《大地》上有些不妥，倒不在于内容的尖锐程度，而是立场有问题。他的批评是站在共产党的对立立场上对社会主义体制加以否定，对共产党加以否定，恐怕这就出格了。共产党整风，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却不是想让人掀出历史的舞台。想到这儿，心里便不免增添了一些担忧：如果像高云纯的批判者多起来，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呢？转而又想，或许共产党不会介意，作为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对待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政见者的意见。
又继续抄了一会儿，看大字报的师生愈来愈多起来，热烈地议论着。我忽然发现校党委袁书记也站在人群后面看，神态沉静地看大字报。在K大张校长是一把手，掌管学校一切大权，但大家都知道张校长与袁书记关系密切，全国解放后两人便成为搭档。张每调动一次工作，必定向组织提出让袁做他的副手。于是张从高教部调K大当校长，袁也就来当了书记。在K大，两人的关系似乎成为战友情谊的一段佳话。这时看到袁我想到昨天采访张校长不成的事，觉得既然遇上了袁，不妨就采访采访他。即使不宜刊载，也可以摸摸领导层的态度。我坚信张袁两人的意见会完全一致。我从人群中挤到袁近前，先自我介绍说我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这时一个认识我的同学又对袁介绍说我是《大地》期刊的主编。袁郑重地看看我，问你就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周文祥同学？我点点头，袁没再说什么。我赶紧提问，我说袁书记看了大字报能谈谈你的看法吗？袁沉吟一下问：你是问大字报这种形式还是指内容？我说两者。显然我的提问引起了在场人的兴趣，或者说袁的回答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齐把目光注视过来。袁颇有风度地笑笑，然后抬手拍了几下掌，随即转身离去。袁的拍手举动开初使人们怔了一下，当有所意会后，便不约而同地向离去的他鼓起掌来。这场面令我十分地激动，我坚信校领导的态度已尽在袁无言的鼓掌中了。
中午，在食堂见到程冠生，他焦急地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抄大字报了，我又说饭后到编辑部对稿件做最后一次筛选。他说好。程冠生又说今天《人民日报》仍然没社论。我说那就原计划不变了。吃饭时我眼光四觅，没找到冯俐，她没回校。我说过这时候不回来就去她舅舅家找她，可《大地》的工作还没结束，去不成。我有些生她的气，心里怅怅的。我知道与别的都无关，只是想她，想和她在一起。
下午将最后一篇稿件《大地》创刊词写完。大家传阅后提出几处修改意见，我改过。《大地》全部稿件到此完结，大家都感到轻松，也有些振奋，毕竟干完一桩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我说星期日只剩下小半天了，大家休息吧。人散去，只剩下我和苏英在后面。这时我不由想起上午看的那张题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便问苏英认识不认识系里的一个叫高云纯的人，苏英说咋会不认识，高是给她们班讲课的一个中年教师。苏英问高云纯老师怎么啦。我就把看到的大字报情况对苏英讲了讲。苏英说文如其人，高云纯不写文章便罢，一写肯定便是这样的。接着她便将所知道的高的情况做了介绍。高的父亲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老板，他于解放前夕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一九五四年回国，由人介绍到K大教书。这人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却自称是一名不同政见者。总之，属怪人一类。说完了高云纯讲师，苏英又问我这星期天余下的时光要干什么。我说没什么事。她说咱们去打乒乓球吧。我说我对打乒乓球没有兴趣。苏英说要不去湖边看钓鱼。我说我对钓鱼也没兴趣。她哼了声，讥讽地说你是只对谈恋爱这一件事感兴趣，难怪人家叫你花和尚哩。说完便丢下我走了。想想苏英说的也不错，我的心思确实在冯俐身上。我权衡要不要去她舅舅家找她，现在马上起身，天黑前赶到。可我又担心现在她正在往学校赶的路上，别走了两岔头。我突然起意到公共汽车站等她，那路车是她必乘之车。我觉得这个守株待兔的方案很好，既实际又浪漫。我的心情十分惬意。革命加爱情，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游动。
离开教室我向西校门走去，迎面遇到许多从外面返校的师生，不知咋的我对那一时刻的记忆十分清晰，我能按顺序写下遇见的我熟悉的师生的名字：金平、苏大林、席登强（外号“砚台”）、彭永辉、于坤安、程炳（外号“狗尾巴草”）、石毛（外号“橡皮”）、邹光龙、王雄才、夏小燕、李奇迹、李晶、刘铁军、杨华（外号“小白菜”）、杨旭光、贺礼、朱伟宏（外号“猪头”）、贾宏富、曾筝、汪妮、尹民、吴志强、袁勇兵、刘光旺、胡勇、张健、吴珊、刘吉勇、潘玉莲（外号“潘金莲”）、卜伟才、杜莉、唐松柏、刘海国、周利均、李先保、谢讯、田骏（外号“小跑”）、晏春喜、邹文凯、郭炜、王玉兰（外号“大嫂”）、李爱莲、胡骏辉、陈练、许伟、许宇霞、管金平、黄琪、林木森（外号“烧柴”）、易之军、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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