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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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半山坡上的一小片树林，那就是帽儿山劳教农场的妇女队驻地，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我老是觉得冯俐就在那里。对此我也询问过李德志，他说因缺少与妇女队接触的机会，因此不能确定里面有没有冯俐。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我让李德志回去便想法打听，有消息赶紧告诉我。

“发生一桩事故”这说法有点轻描淡写，似乎最多是有人打破了头或者摔坏了腿。事实是有人送了命。从脚手架上一头扎下来，当场断了气。对此人的事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根本不是事故，是自杀。根据是身为前北师大历史系讲师的死者有自杀未遂的前科。我问李德志怎么看。他说自杀的说法能站得住脚。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讲师死得真是太聪明，从施工现场坠地，方法既简便易行，又模糊了事故与自杀的界限。不仅自己身后不落个罪名，也避免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转念一想，一个人能这么聪明地死，为何不能聪明地活？像李德志和大多数同类那样？

9月10日：从今天开始调整了作息时间。记下以督促自己。

起床6：30

吃饭7：00

出工7：30

收工11：30

开饭12：00

再出工1：00

收工5：00

开饭5：30

学习6：30

结束8：30

熄灯9：00

——其实，记下作息时间也无实际意义，因为所有活动无须自己把握，到时候钟声吆喝声如雷贯耳，一声令下立刻行动，就像一群被放牧的羊，羊们还需要知道个作息时间吗？无需，只要能听见羊鞭就行。

　·7·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二

9月13日：吴启都调到我们四班。我向班长竹川询问吴启都的情况，竹川说他也不太清楚，但队长交待说吴的思想负担很重，须对他格外注意。

——在整个清水塘农场，吴启都的情况没人比我更了解，我写的向班长竹川询问情况，不言而喻也是出于避嫌的考虑。前面说过，劳改当局对犯人之间的老旧关系戒心很重，因此熟人相见多装着不认识，这样会减少许多麻烦。吴启都原本在一大队，是李德志告诉我他在这里，可一直没见到他。他比在学校时几乎像变了一个人，又老又瘦，三十几岁居然像个小老头似的。要不是鼻梁上还架着那副标志着知识的眼镜，就完全是一个农民形象。可话说回来，我们现在不是农民又是什么？甚至连农民都不如的。那天佟管教在队前训话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有知识就翘尾巴不服管教，你们知道吗，那些鸟学问啥个圆周率3。1416呀，水是由氧子和氢子组成的呀，啥个电话一秒钟能跑三十万公里呀，在这里知道这些统统没用处。你们得老老实实当小学生，学抡镢头抡锄头，学间苗学撒种学浇地学施肥学捉虫，知道吗？得学这个，这些才是真正的对党和人民有益的知识。佟管教话说得虽不中听，却也是大实话。你干的是农民干的活，却不情愿将自己视为农民，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知识分子在劳动农场改造，目的就是将你改造成一个地道的农民，农民的思维农民的心态，甚至还包括农民的形象。刚见面别的情况不知，仅以形象而言吴启都的改造还是大有成效的。

9月16日：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高干突然放声恸哭，班长竹川上前询问，高干说今天是他十一年前入党的日子。因此想起来伤心。他的话感染了另一个同样被捕后也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跟着哭了起来。党员就是党员啊，当了犯人也比别人觉悟高。

——高干的本名叫高千，因书写的原因管教在队前将千字读成了干，再加上他被捕前确系国家干部，高干这外号就属于他了。大伙只知道高干是因为作风问题被判刑的，刑期三年，比我早到几个月。从刑期上看案情不会太严重。高干平常确有一副干部派头，只要管教不在眼前，他说话就哼哼哈哈的，打官腔，好像别的犯人都是他的部下。平时囚衣总穿得很整齐，有了褶皱赶紧理平。每天刮一次脸，洗完脸擦马牌香脂，学习会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做总结性讲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有板有眼；如有管教参加学习会，发言水平会更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得管教都傻眼。据说他有意取代竹川担任班长，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逞。反正大伙是反对的，现任班长竹川是个很温和的人，对“下属”很宽松也很关照，要是让高干管起事来，那大伙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我发现高干的哭不是装出来的，是真哭，流了许多泪。他伤心是肯定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往日堂堂的党员干部现如今连个犯人班长都没得干，他怎能不感到委屈呢？哭归哭，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哭过他赶紧洗了脸，又擦了马牌香脂。

9月18日：晚饭后佟管教找谈话，询问“小妹”的情况。晚上失眠了。

——佟管教一般是不找犯人谈话的，一找谈话犯人就知道不妙。到队部后佟二话没说将一封拆开的信丢给我，一看信皮知道是家信，心里立刻紧张起来。信还如上封会写字的家人都写了一段，还都是家中一切都好，希望好好改造。看到最后我的心就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大哥这么写：小妹已离开家，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农业大学上学，还未收到她的信，所以尚不知详细地址。一时间我有些懵。不待回过神来便听见佟管教发问：周文祥我问你，你有几个妹妹？我不假思索地答一个。又问：叫什么名字？答叫周文彩。又问：多大？答十二岁。又问：十二岁考上了农业大学？我哑口无言。佟管教一把将信从我手中抽走，一下一下敲着桌子，说周文祥你少他妈跟政府打马虎眼，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吗？！如实交待，这个小妹是你的什么人？这时我的脑子倒豁然开朗了：信中说的农业大学是指劳改农场啊，就是说冯俐也“进来了”，尽管这让我很难过，很悲哀，可也总算有了下落。唉，事到如今，隐瞒关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反正抓也抓了，关也关了，还能怎样？这么想就不担心什么了。我把真实情况对佟说了。佟大概听出我是“竹筒倒豆子”，态度好转。他把信交给我，说别再想三想四的了，好好改造是首位的。说完就放我回了。“晚上失眠”这说法并不准确，真正的失眠是想睡睡不着，而我是不想睡。或者说是在开动脑筋。大哥为什么第一封信不提冯俐的事？再是他从哪里得到冯俐到劳改农场的消息？再是北京郊区有几个劳改农场？当然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才能打听到冯俐的真正下落……

9月21日：请求郝管教帮助我解开心里的疙瘩。我相信郝管教能帮助我。

——请郝管教“解疙瘩”本是高冲的发明，后来别的犯人见有利可图也仿效起来，对此高冲很有意见。可这毕竟不是他可以注册的专利，无法垄断，即使不满意也没办法，他惟独对高干的所作所为不能容忍。因高干找管教谈心的目的不纯，他不是请郝管教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对管教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提建议自然要有针对性，针对性也就是打别人的小报告。这样原本很单纯的一件事就改变了性质。也就犯了众怒。我请求郝管教“帮助”是迫于无奈的，我急于想知道冯俐的下落，希望能得到郝管教的帮助。自上次郝管教找我谈话后没再单独接触过。见我主动找他汇报思想显出挺高兴的样子，他让我把心里的疙瘩说出来。我就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态度很真诚。甚至不是把他看成管教，而是当成知心朋友。尽管这是一厢情愿的，却也换得了郝管教的同情。他告诉我北京与天津之间共有两个劳改农场和一个劳教农场，这几个地方他都工作过，熟人很多。他说可以帮我打听一下，他认为只要她在这几个地方，找到是没问题的。听了郝管教一番话我的眼湿了。郝管教见状也动了情。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周别灰心啊，你还年轻，也有文化，熬过去会有前途的。至于别的，我也不好多说了。其实也用不着多说，有这几句就足够了，我期待着郝管教的帮助。

9月23日：出公差杀牛，不慎将血溅到于队长身上，我痛恨自己不争气。

——到了伙房外面才晓得这次公差是杀牛，杀一头从附近村子买来的瘸黄牛。牛瘦得皮包骨头。不知什么原因断了腿，卧在地上。四周的景象大概已使它明白正面临刀血之灾，眼泪汪汪的，也不叫。看见这头将死的牛我的心一下子哆嗦起来，活到现在除拍死过苍蝇蚊子之外再未伤害过任何生灵，心想杀牛的公差怎么派给了我啊，我想逃避，可又不敢。管教已经指出了我的骄娇二气，逃避正暴露出自己的问题。大概杀牛在农场是桩稀罕事，于队长和队部的人一齐过来围观。操刀的是从四大队来的一个犯人，显得很神气，大声地吆喝，指挥公差们这样那样，他安排一个犯人持木棒准备敲击牛头，其余的把牛摁在地上，有的抓牛角，有的拽牛腿。我把的是一条牛前腿。那一刹不知道是牛腿在抖还是我的手在抖，总觉得抓不牢。心里恐惧极了。但听操刀屠夫一声敲，木棒就带着一股风落在牛的脑门上。我看见尖刀在牛脖子上一闪就赶紧闭了眼。刀捅进去了（不是眼见），拽在手里的牛腿陡然强劲的痉挛，向外挣脱，我死命抓紧，牛腿却挣脱出去。只听砰地一声响，随之又听见人们的惊呼声。我赶紧睁开眼，这一刹那眼前一片血红，铺天盖地的红。被牛腿踢飞的接血盆像一颗血炸弹飞向围观的人群，引起一片鬼嚎似的惊呼。我顿时吓傻了，瘫在地上，身子像石头一般硬，脑子也空了，一片白（后来才知道牛幸好没挣脱出去，在屠夫的一阵乱捅之下断了气），我只觉得眼前乱哄哄一片，一张张被血涂红的脸，瞪圆的眼，露牙的大口，伸出的指头，可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见。后来眼前空了，我回过了神。“闯大祸了，我完了，这遭完了。”这是脑袋里跳出的头一个念头。我看看地上的死牛，觉得自己也被杀死了。我从血泊里爬起来，两腿软得像面条，刚挪步便听见有人向我吆：到大队部，于队长和洪干事找。以前没和于队长打过交道，只听说他是从部队师参谋长一职转业到农场的。洪干事是上次出公差认识的。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两人都洗过了脸，可衣裳上还有血迹。于队长胸前有一大块，就像“挂了彩”似的。我十分内疚，岂止是内疚，是认定自己罪过深重。我想在于队长和洪干事训斥前做深刻检讨，可一时不知从哪处说起，只能躬腰站着。洪干事说周文祥你是不是成心伤害劳改干部。我赶紧说不是。洪干事说从这个事件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太正确了，连条牛腿都抱不住，不改造怎么得了？我说是，一定好好改造自己。于队长叹口气说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啊。我点头，心里想那是从前，现在是四肢勤五谷也分。于队长又说劳动改造世界，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啊。我点头。于队长又说要磨炼自己啊，铁杵磨成针只要功夫深。我说是。于队长还教导了许多，记不住了，反正他觉得对路的话吐口就出，不管牛唇能不能对上马嘴。末了说你回去吧，下回杀牛还叫你来，一个大男人见血晕还得了，不磨炼是不成的。这句话差点让我晕过去。

9月24日：今天刨地。突然间得了一种怪病。

——我一直想和吴启都谈谈，问一下他的情况，但没得机会。今天刨地我看他离“团体”挺远（这是他一贯的表现，为此不断挨管教的批），便凑过去。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说话。也许是熟人的关系，他对我不像对别人那么冷漠，我问什么他就说。他的情况挺——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眼来概括，古怪？离奇？奇崛？如同他与妻子的那一段不凡的爱情，他眼下的状况确是不同凡响的，想搜寻故事的人可不要错过。前面说过，他是为妻子鸣不平，被打成右派送进劳教农场的，恰这时妻子的特嫌问题得到了平反，从劳教农场释放。他俩的一进一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就好像吴启都来顶替妻子在劳改农场的岗位，又好像吴家铁定有一个改造名额。事情的不凡并不仅在此，吴启都的妻子释放了执意不肯回城，她要留在农场陪伴丈夫。她说当年为了与丈夫的爱情她穿越台湾海峡，今天为了和丈夫团聚她情愿不回北京，就这么她留在了劳教农场，享受留场就业的待遇。但不久吴启都又罪上加罪，被正式判了刑，从帽儿山劳教农场转到清水塘劳改农场。吴启都的妻子要求也转过来，没被批准。刚团聚没几天又分开，事情就这么弄得一塌糊涂。我问吴启都孩子的情况，他说儿子今年八岁，他被捕后寄养在天津亲戚家。又说他妻子已经去了天津，很快就会把孩子接到农场。我说孩子已到了上学年龄，到农场来教育问题怎么解决，他说由妻子教孩子读书。我不由想起俄国沙皇时期对十二月党人的流放，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情愿跟随，而跟随吴启都不仅有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我所说的怪病正发生在我和吴启都说话这一刻。我突然觉得眼前的吴启都在一点一点变颜色，是变红。原本苍黄的脸皮、脖子、胳膊、手以及灰色囚衣都红起来，连头上的黑头发茬也变成红色，整个就像被涂了满身的血。我吓坏了，大声问吴老师你怎么啦？吴启都说我怎么啦？他一说话露出的牙也是红的，成了血盆大口。我大嚷吴老师你咋成血人啦？吴启都诧异地说周文祥你这是怎么啦？我不回答，逃避似的将目光从红人吴启都身上移开。这时我看到的田野也红了，庄稼红了，干活的犯人们都红了，到处都是红彤彤的。我再抬头看看天，天空也是血红一片。这铺天盖地的红使我感到晕眩，闭上眼。耳边还响着吴启都不变样的问：周文祥你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后来我睁开眼，红色陡然消失，周围的一切又成了老样子。该绿的绿，该黄的黄，该黑的黑。可我惊魂未定，气喘吁吁的，满身都淌着汗。我说没事了吴老师，没事了。

9月25日：今天继续刨地。与吴启都交流改造心得。

——所谓继续刨地暗指继续与吴启都交谈，所谓交流改造心得是指这次交谈使我知道了劳教农场妇女队的一些情况，更坚定了我对冯俐就在其间的信念。我和吴启都的交谈大致如下：

周：吴老师可以向你提一个问题吗？

吴：你说吧。

周：你在帽儿山那边好好的，咋又被判刑了呢？

吴：犯了新罪。

周：犯了啥新罪呢？

吴：这……不好说。

周：咋不好说呢？

吴：因为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管教怕我揭发他，就……

周：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吗？

吴：是的。

周：我听说劳教农场有个妇女队。

吴：是的。

周：你爱人对你说过妇女队的情况吗？

吴：说过，妇女队有个别号叫“东宫”。

周：为什么叫“东宫”？

吴：里面有六个“妃子”，妃子住的地方自然是“宫”啦，那“宫”又在农场东面，就叫了“东宫”。

周：妃子？是清廷的遗妃？她们能活到如今也是七老八十了吧？

吴：她们很年轻，都是二十上下的年龄。

周：不可思议。

吴：她们是尼泊尔王子的遗妃。

周：尼泊尔王子？

吴：尼泊尔王子到中国访问，见中国女子比他自己国家的女子美丽动人，遂产生了在中国选妃的念头，他将在宾馆、饭店、商店等所到之处相中的六个女子一一记下名单，临走将名单递交中国政府，请求中方允他纳六女为妃。

周：后来呢？

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