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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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
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
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
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
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
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
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
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
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
﹁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
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
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
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
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
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
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
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
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
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
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
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
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
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完整
地呈现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万字。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
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都是我的导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伟。看他谦和而温暖的待人接物，很难想象他是个家
大业大的成功企业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安静地聆听他回忆属于他的一九四九，
知道他曾经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热血奔腾地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
动，曾经在清华大学激动地关心国是，你也就了解了为何六十年后他对香港的
社会回馈如此认真。虽然他的故事没进入书中，但是他的叙述给了我历史的深
度。
写作到最后一个礼拜，体力严重地透支，几度接近晕眩，弟弟将我﹁架﹂
到医院去做体检。有一天晚上，在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后，下楼梯一脚踏空，
摔到地上，扭伤了脚踝。
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来看我；好友专程而来，情深义重，我一下子崩
溃，抱头痛哭。累积了四百天的眼泪量，三分钟之内暴流。
累积的，不仅只是体力的长期疲累，也不仅只是精神上的无以言说的孤
独，还有这四百天中每天沈浸其中的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那么恸的生离
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
然而，只要我还陷在那种种情感中，我就无法抽离，我就没有余地把情感升华
为文字。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绪，把空间腾出来，让文字去酝
酿自己的张力。我冷下来，文字才有热的机会。
三分钟让眼泪清洗自己的郁积时，我同时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写作
过程里，我受到多少人的认真呵护。我知道自己并不特别值得他们的爱，他们
是在对一个﹁软弱者﹂慷慨地给予﹁加持﹂，因为他们看见这个﹁软弱者﹂在
做一件超过她能力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所承载的历史重量，在他们心中最柔
软、最脆弱的地方，也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位置。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这样携手相惜，一起为我们的上一代——在他们一一
转身、默默离去之前，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们致敬。我的山洞不
黑暗，我的烛光不昏晦，我只感觉到涌动的感恩和无尽的谦卑。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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