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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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醉


军统概况

关于〃军统〃的沿革、演变以及组织、人事等，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
中，有过较详的叙述。该文最初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文史
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一九六二年，北京群众出版社将该文与我写的《保密局
内幕》合并成单行本，作为内部刊物，印刷了两版。一九八零年，文史资料出版社
又将《我所知道的戴笠》与文强同志写的《戴笠其人》合并为《戴笠其人》一书公
开发行了两版。本书原准备把《我所知道的戴笠》也安排进去，因鉴于该文前后印
行过多次，便决定不再加在《军统内幕》中。为了让没有看到过《我所知道的戴笠》
一文的读者，对〃军统〃这个特务组织的简单情况能有所了解，故特增加这一章，
以便能在读到其他有关的篇章时，能够衔接得起来。
〃军统〃的全称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
统〃。
〃军统〃的前身，为蒋介石法西斯统治集团〃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也有人叫它为〃蓝衣社〃）的特务处。
特务处的前身则为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它是由戴笠、张炎元、徐亮、马策、胡
天秋、郑锡麟等十人开始搞起来的，在军统内部称它为〃十人团〃。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复兴社成立（对内也称为〃力行社〃）。由蒋介石兼社长，
下设中央常委干事会，有干事九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
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
该社有：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由戴笠任特务处长，郑介民任副处
长。特务处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成立，设有书记室，由唐纵任书记（以后称书记
长），下设四个科，先后由张炎元、徐亮、梁干乔、杨继荣、徐业道等任过科长。
该处成立时，已由密查组的十多个人发展成为一百多人，以后逐渐发展到近千人。
由于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秘密组织，不便公开捕人、杀人。一九三二年九月间，
蒋介石又派戴笠兼任由C．C集团头子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
长，使之便于公开搞特务活动。这个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统局，是一个大杂烩，第
一处处长徐恩曾，是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也是利用军委会的招牌来作掩护的，
不同于戴笠以后主持的军统局。
一九三四年七月间，蒋介石免去军委会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职务后，命
令戴笠兼任该课课长，将该课内外勤特务并入戴笠的特务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会。这个时候，
虽然国民党统率的军队，已从上海、南京败退了下来，但蒋介石还要积极加强对人
民的特务统治。在这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增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简称〃中统〃，以徐恩曾为局长，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
全部交给戴笠。由于戴不仅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太浅，而且在黄埔学生中的期别也低
（第六期），蒋介石想要超升他，又怕别的部下不服气，只好叫他任副局长，负实
际责任，而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所以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的贺耀组、钱大钧、林蔚，都兼军统局局长。这些人也了解蒋介石的意图，更懂得
戴笠的为人，所以这些局长从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等，全部由戴笠一
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四月一日，军统举行〃四一大会〃，纪念一九三
二年特务处咸立而召开庆祝大会与工作会议时，兼局长才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
工作报告。戴笠脑子里也根本不重视这个局长，一般外勤特务更不知道还有个什么
局长，都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戴笠刚把军统局接收下来时，特务处时期的副处长郑介民，只好安排为该局主
任秘书，等于特务处时期的书记长，原有的情报、行动、司法、电讯、总务等科也
改成了处。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组织越来越大。一九四二年，我调该局总务处处
长时，情报处由一个变成了两个，第一处专管军事情报，第二处管党政情报，第三
处仍为行动处，第四处还是电讯处，第五处则是由司法科扩充的，第六处是人事室
改成的，会计室则改为第七处，总务科扩充为第八处。
除这八大处外，不久，训练科也改成了训练处，行动处的稽警科也变成了警务
处，几个专负责布置沦陷地区工作的单位，则合并成为布置处。
此外还有一个设计委员会，一个惩戒委员会，一个考核委员会，一个策反委员
会，抗战刚胜利又成立了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
与处相同的组织计有：由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一个专门研究杀
人放火与破坏及制造毒药等的特种技术研究室，以及由经济情报科扩充的经济研究
室，还有一个主管文娱活动的中山室。
后来连译电科也升格成了机要组，文书科成了文书组，武装特务队也由大队变
成总队，后又改成特务团，汽车队也成了大队。
总之，戴笠认为特务越多越好，组织越大越好，各种名称的特务训练班有四十
多个，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和磁器
口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近五万名，除在国内设区、站、组和爆破、破坏、
行动等总队、大队等外，在国外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站和组及通讯员。
当时每一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全部算起来为数就太多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乘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全
机人员被摔死后，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毛人民为副局长。由于军统特
务大大超过了原有的编制，开支更超过规定的经费不知多少倍，郑介民和毛人凤都
认为无法维持那样一个庞大组织，决定缩编裁员，过去戴笠只准进不准出的规定才
被打破。
一九四六年夏天，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军统局这块臭招牌也随
之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本书中有一章是专写这个局的，这里就不多谈了。

前言

我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工作十八年，因
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从一个小特务慢慢被提升到军统局局本部任处长，又
担任过外勤地区负责人，并长期兼任军统许多特务训练班技术教官，主持过军统掌
握的公开特务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七年的长时间中．与内外勤
单位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较多，所以对军统各方面的内幕情况和戴笠的公私活动，
都知道一些。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我由一九六一年开始，将自己的亲身经
历和所见所闻陆续写有约一百万字的资料，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及内部刊物发
表了约三十万字。这些资料发表以后，有的未经组织和我个人的同意，做进一步的
校订、核实，外间即自行翻印，谬误不少。现在，我将过去所写的资料重新补充订
正，编为《军统内幕》一书出版，借此机会谈谈我写这些资料的经过。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罗瑞卿两位副总理在中南海西
华厅接见我们。周总理分别与我们每个人谈话，轮到我时，我首先向周总理请罪。
这是因为在上海、重庆。南京解放之前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使一些特务对周总
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很有风趣地
告诉我，说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他起过作用，只是当了他的义务随从。
他特别谈到他那次去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他说，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住房的左
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在监视他，连服务人员也由特务来充当，可是他每天都同在
上海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互换文件。他问我发现这些情况没有？我说，没有发
现，如果发现了，便会被特务秘密逮捕。他说，他在上海是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和
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去上海吃喝玩乐不同，但他也经常看电影，那就是他与同志们见
面的时候。
周总理告诉我，他发觉他每天出门，总有一大批特务在跟随着他，使他不便去
找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便约好到电影院见面。他说，他一走进电影院，特务们便赶
紧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他从前门进去，又从别的门出来。但是他的坐位前后
左右都是他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演，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他，只能守在
门口等候散场。他在散场后，总是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他．其他同志就分
散走开。周总理说完这些之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
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
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感到很惶恐，便问道：〃我怎么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
来呢？〃他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
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
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
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
年，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周总理说，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
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页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接着，周总理再三
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过的，现在写出来，
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决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
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去打交道，那也是值
得歌颂的。
谈到这里，谭震林副总理说有紧急事要找总理，总理便离开了。陈毅副总理接
着对我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便写一点。这不能像写小
说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
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陈副总理还说，他看到有的人在解放以后写的有关他
当年在江西打游击的资料，他认为有不少地方夸大了他个人的作用，而没有突出党
的领导，因此都删掉了。
那次接见，到十二点多钟，周总理邀我们去后边餐厅吃饺子。他很有风趣地说，
今天南方人多，但他还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请大家吃过年饺子。今天是阴历年初七，
农村还在过年。不过大家在这里不要闹笑话，过去北方人请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
以为饺子是点心，好菜在后面，所以只吃几个等后面的好菜，结果是饿着肚子回去。
今天只吃饺子，后面没有准备菜，大家一定要吃饱，不要饿着肚子回去。我们听了
都笑了起来。周总理要大家随便些，他说有点事进去一下。陈副总理便领我们进到
餐厅，也没给周总理留下主人坐的席位，叫先进去的先坐。
饭厅不大，两个圆桌旁坐十多人。我走在后面便找到一个靠墙的角落坐下。当
服务人员把四个冷盘先送上来时，陈副总理没有等周总理进来，便叫大家开动。我
们都不好意思先吃，陈副总理却带头吃了起来。周总理走进来时，只有我左边还有
一个空位，便走过来坐下。当时，我心头真感到无比温暖。过去我替蒋介石和戴笠
拼命卖力干反共反人民的事情，他们却把我当成家奴一样看待。特别是蒋介石，去
见他时，有时连坐都不让我坐下。今天周总理接见我们，这样平易近人，实在出我
意外，我几乎感动得要掉下泪来。
周总理一边吃一边继续谈他那次在上海的情况。他说，他明明知道特务们整天
在盯着他，但他还是先后约见了在上海工作的几十位同志。他笑着又问我：〃你们
一个都没有发现吧？〃我说：〃是的。一个也没发现。〃我很好奇地问周总理：
〃我们怎么没发现总理通知过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约见？〃他笑着说，他为什么到上
海要住在新亚酒店里，就是因为那里有你们的人，也有我们的人，你们会化装成服
务员来侦察我，我们的同志也会化装成服务员来保护我，并给我当交通联络。电话
你们会偷听，所以我不打电话。每天我出去乘坐出租汽车，进餐馆时付账，买东西
时付钱等，我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人把我要约会的人名单给我送出去。周总理还告诉
我，军统和中统等特务机关搞的那套鬼把戏，他知道不少，不过不能串连起来，有
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所以希望我把这些内幕如实地写出来。
我们辞别总理时，总理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他握着我的手还吩咐了一句：〃我
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自周总理接见之后，我便开始慢慢地也是很吃力地学习写东西。由于自己从来
不写文章，手头又没有一点参考资料，完全凭记忆来写，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从一九六二年起，我写的几篇东西，先后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后，接到不少
读者来信，对我写的东西加以订正补充。有些事经反复回忆并核对当时情况，我认
为的确是我弄错了的，在这次改写成书之前都改正了。有些我再三回忆，认为没有
弄错的，我还是保留下来。因为每人当时所处的地位不同，了解到的情况自然也有
不同。国民党的报刊，很少说真话，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还有不少是凭空捏造的，
有些记载则把时间故意推迟或提早，所以这些报刊材料并不全是真实可信的。
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
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
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
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
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
不出来。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功夫才能推断出来。现在一
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可以补档案之不足。
有几件事，我也附带说明一下。
自我写的资料发表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先后接到过三十多封革命烈属们的来信，
说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们的亲人，责问我在撰写这些史料时，连被害烈士们的姓名都
不曾写上。我的这一疏忽之处，使我长期内疚于心，深感愧对先烈。除谨向烈属们
敬致歉件外，也利用这次出书的机会，把许多坚贞不屈终致遇害的烈士们的英名尽
可能列入一部分。因为过去军统作恶时间太久，执行的机构分散各地，刽子手不少，
杀害的人很多，我不可能全都知道。例如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上百名烈士惨
遭杀害，我不可能都列举出姓名来，也有不少烈士的姓名我实在记不起来。这些都
得请求烈属们加以原谅。还有个别烈属当面责问我，他们的亲人被军统抓走后的下
落，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要求。我每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痛悔万分，除了低
头认罪和请求宽恕外，实在没有办法能满足他们这种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