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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内幕-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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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由毛人凤升任局长,原任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徐志道调为副局长。
这个局从成立到大陆解放逃往台湾,内外勤机构名称很少变动,不像过去军统
局时期一年数次变更和扩充。局长、副局长以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郑介民任局长
时,由黄天迈、张继勋任局长办公室主任。毛人凤任局长后,把郑介民的人换掉,
将他最亲信的潘其武调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局长办公室下设专员和秘书。助理秘书
十人左右,先后由王清、萧漫留、刘镇芳等任专员;毛钟新、袁寄滨、周念行、郑
尔铨、徐昌俊等任秘书。直接由办公室领导的还有一个文书科,由周石甫任科长。
局本部设七个处:第一处为情报处,由原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任处长,下
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四个情报科;第二处为行动处,由叶翔之任处长,下设
行动科(主管逮捕、暗杀。破坏)、侦防科、策反科(这个科领导有许多策反站,
专门进行对解放军和地方进步武装力量等的策反活动)和一个心理作战科;第三处
为人事处,由郑修元任处长,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第四处仍和军统时
一样为电讯处,由杨震裔任处长,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第五处为司法处,
由李希成任处长,下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磁器口渣滓洞与白公馆的两个看守所,
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领导);第六处为经
理处,由郭旭任处长,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等科,主管财务工作;第七处
为总务处,由我任处长(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后,由副处长成希超升任处长),下设
庶务。管理两科及收发、交通两个直属股,附属有一个汽车队,由孙超任队长,一
个电话队,由梁修元任队长。
局本部内还有三个室:一个督察室,由廖华平任主任;一个总稽核室,由张冠
夫任总稽核;一个预算室,由朱光斗任主任。在这些处室之外,还有机要组、特种
政治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布置组等几个组。机要组,由军统中唯一的女
少将姜毅英任组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原来由张国焘主
持,改组时张离开军统,由瞿梦秋任组长,专门研究有关中共的一切问题,内部成
员均为中共叛徒。毛人风对这些人,虽尽量利用他们过去的关系为保密局工作,但
并不放心他们。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另外在外边找有房子,只有在必
要时找瞿到局本部参加一些不重要的会议,其余的成员都不让他们去保密局。特种
技术研究组,由刘绍复任组长,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破坏、放火等技术,制造各
种定时炸弹、毒药、毒弹、毒刀与各种杀人工具及纵火伞、纵火金笔、铁道破坏器
等等物品。一九四八年,又从人事处中划出一部分人成立了一个布置组,由赵斌丞
任组长,下设一二两科,由李葆初、任鸿传分任科长,专门向解放区作潜伏布置和
在将要解放的地区预为布置潜伏特务和电台。原军统局的设计委员会照样保留,专
作储备高级特务之用,张严佛、刘启瑞等任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保密局局本部直
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四十名,这些人有的是在国民政府中央部门中工作的高级幕僚,
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官僚政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军统局由重庆迁回南京,直到保密局成立后半年多,重庆方面还保留一个军统
局和中美所合并组成的〃结束办事处〃,由张严佛主持,负责办理军统及中美所的
结束工作。这个办事处除对外安置大量被裁人员外,对留在重庆的大量物资处理了
一年多,也没有处理完。他们把一部分器材用具出售,把一所〃四一〃医院和一些
不易搬动的医药器材交给了重庆中央医院,用那些美式武器装备了交通警察总队之
外,还剩下不少。临解放,该局在重庆中美所内施行大屠杀的同时,还把几个仓库
的器材、物资、武器等纵火焚烧了两天两夜。
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
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为甲种站,为一百六十人;安徽、贵州、新
疆等地区为乙种站,一百一十人;更小一点的地方为丙种站,只有六十人。各地的
实有人数,因要求过严,往往不足编制的人数。当时各省站的编制情况,以甲种站
为例,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或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
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此外,还有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的人
员,一个搞学运的学运指导员和搞工运的工运指导员,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
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层领导。省站一级大都
由电讯处配有一个电讯支台,各组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
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受站长领导。支台一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
的特工机。
各地站长我记得姓名的有: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徐宗尧
任站长;河北站(设保定),由杨清植、孔觉民先后任站长;天津设有两站,一站
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
天迈任站长;山西站为田唆;晋南站为王明江;山东站为许先登;青岛站为梁若节;
河南站为刘暨、刘茂欣、杨蔚;陕西站为候定邦。王鸿骏;甘肃站为任冠军;新疆
站为余万选、饶铁珊;拉萨站为谭兴沛、萧崇清;云南站为王巍、苏子鹊、沈醉;
贵州站为钱养林、周养浩、陈世贤、汪剑英;川西站(蓉站)为杨超群、吕世琨;
重庆站为李修凯;康定站为董士立;湖北站为余克剑、黄藩初、谢经武;鄂北站为
杨振铎;湖南站为唐乘骝、黄康永、夏松;江西站为邓树勋、王迈夫;安徽站为唐
玉昆、翁一窥;南京站为叶翔之、钟贡勋、黄加持、张明扬;上海站为王新衡、刘
芳雄、王方兰;苏南站为李修凯、陈楚之;苏北站为陈轶珍;浙江站为章微寒、毛
万里;福建站为陈达元、王调勋;闽南站为沈觐康;台湾站为郭寿华、林顶立;广
东站为郑鹤影、冯德恭、郑星搓;广西站为苏业光、钟可庄;香港站为李惟棉、谢
力公、杨华波、刘芳雄;承德站为诸大光;沈阳站为荆有章;长春站为崔志光;南
满站为股勉、诸大光;北满站为王力、项乃光;四平站为张静宣;热河站为龙超、
徐政。在国外设站的有韩国。西贡、新加坡、曼谷、开罗、卡拉奇、菲律宾等。以
后在站以上又有过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
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一九四九年反动政府逃到广州时,
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任。以后迁到重庆时,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
唐治任主任。
毛人凤领导保密局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
中午仍在一起会餐,一边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予解
决。外勤省站正副站长到南京,也往往被邀去参加这种会餐,一些问题也能很快得
到解决。各单位负责人在一起当面商谈,不经过科股,这样就逼着各单位负责人非
看公文不可,不然临时提出问题接不上头会当场出丑。毛人民对这一工作抓得很紧,
无特别事故,他几乎每次必到,每到必提出一些问题来谈。
另外,在和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毛人凤也保留了过去军统时期的一套,
每月邀请宪兵司令、中统局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毛
人风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上买下一幢房子,取名叫〃诚庐〃,作为
各单位首脑开会之用。对一些有关对付中共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个
会上提出,以便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的步骤。同时规定各省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
一级的特种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毛人风还规定
各省站长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公秘会报,由各省站出面邀集,该省所掌握的公开特务
机关负责人要亲自参加,一般多采用聚餐或茶会的方式。会上先由站长报告该省一
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月来
的工作,并提出一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
这是过去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的传统办法。不过在保密局时期,有些地方已经
流于形式。
保密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在控制程度上也远
不如过去那么紧。当时最大的全国性公开的特务机关是警察总署,由于它为唐纵所
领导,表面上虽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是自有一套。比如唐纵提出,要
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等于公开声明,对当
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人员拒绝接受。虽然警察总署人事室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
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江摄吉等,都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老人,但
是他们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层领导,而是一切全由唐纵作主。因此在各省保安处与
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少警保处长不是安排军统分子,而是给了转业的高
级军官。以后盾纵兼任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时,他也只挑了赵世瑞等几个军统的人
到这个局。至于那些大城市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
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而直接找蒋介石,唐纵也不肯为保密局力争。本来戴笠早在抗
战期间便对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预作了安排,胜利后却都由蒋介石另行派定,
如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戴仅把天津警察局长抢给了李汉元。李汉元是
替外国人当奴才、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南京的首都警察
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南京撤退时,任建鹏任首都警
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
带在身边。他到重庆后,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年,好容易
等到日本投降,满以为可以出任首都警察厅厅长,结果蒋介石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
而把这一职务给了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
信,一次未用,便交了出去。戴笠为这事难过极了,勉勉强强地为任争到了个汉口
市警察局长的职务。这几个大的警察局局长的职务,直到一九四八年以后,才慢慢
地落到军统特务手中。北平归了杨清植,上海解放前给了毛森。南京警察厅却始终
没有轮到军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关,是交通部的全国交通警察总局,这个局先后
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总局长。局里的成员,大都是从原军委会水陆交通统
一检查处、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等单位凑合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
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雨的王兆槐,平汉路的朱若
愚、北宁路的吴安之、陇海路的程一鸣、津浦路的贺元、粤汉路的张辅邦、湘桂路
的史铭、浙赣路的毛万里、晋冀路的李希纯、成渝路的曾晴初(当时成渝铁路还没
有动工修建,却先成立了铁路管理局和警务处等机构)、滇越路的田动云等,都是
老军统。公路方面,除了公路总局的警稽室由刘子钦、蔡慎初先后当过主任外,各
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各运输处的警稽室以及招商局(水运)警稽组(组长石仁
宠),也都由军统特务控制。这个局收容了所有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成了二十多
个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郑介民是以保密局
局长兼二厅厅长,照理也不应成为问题。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南京,二厅副厅长侯
腾不但不是军统,还想独树一帜,不愿接受保密局的领导。郑介民兼厅长时期,侯
腾表面上还敷衍一下,等到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改任国防部次长以
后,侯腾当了二厅厅长,情况马上改变。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腾还想把
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在搞军事情报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
自己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毛人凤自己也很清楚,保密局在军
事情报方面抢不过二厅,但他不肯放弃这一项工作,便暗中指使还留在二厅系统内
工作的军统分子,继续保持与保密局的关系,并尽力设法和侯腾捣乱。直到逃台前,
彼此还在句心斗角,互相倾轧。
当时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单位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从抗战胜利后便在各大城
市中首先抢到的公开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总
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倪超凡、天津的陈仙洲等等,都
是由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
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处,也一直没有变动,仍由保密局掌握。另外各大城市
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如北平的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上海
刑警处长廖公劭、重庆刑警处长谈荣章等都是军统分子。
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稽查处和刑警处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后,对逮捕、搜查、
监禁等方面的活动,仍有很大的方便。毛人风也特别重视这些单位,掌握以后死不
肯放手。一九四七年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曾在蒋介石侍从室于过,自恃来头大,
不买保密局的账,把军统派在该局的刑警大队长撤下来,用自己的亲信何某继任。
毛人凤表面上虽同意了,暗中却指使在重庆的特务进行捣乱,几个月时间里连续发
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使何某无法破获。施党民只好将刑警大队长又让出来,
请毛人凤派人去担任这个职务。
当时干这些刑警工作的特务们,不仅本人大多是帮会流氓头子,同时还掌握有
一大批各种门道的小偷、扒手、惯窃。他们对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能在两三天
内清查出来,原物奉还;而无权无势的人被偷窃后,任你怎样去要求也不会破案,
纵然破获了,东西也不能全部清出。保密局要掌握这些单位,主要是利用这些机关
任意搜捕,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政治犯,可随意捏造罪名,栽上伪证,把人抓起来。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
叫警卫稽查处,胜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却称它为兵工稽查
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个处是专为防止共产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
和镇压各兵工厂的工人而成立的。国民党把所有兵工厂的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
组织工会,对待兵工厂的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这个处便是专门担任监督工人
活动的。各个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抗战期间由张师当处长,胜利后由
廖宗泽当处长。这两人都是中共叛徒,自认为懂得共产党的一套,但是,他们除了
迫害过不少工人外,始终没有在哪一个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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