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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天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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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书中对明代赋税过低造成的结果有许多描述，一个最明显的效应就是了，为了缩减政府开支，明代的官员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少的水平上。“明代的文官很少；1371年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即使在16世纪早期；各个部门的规模已经很明显地扩大了；但整个帝国的文官也仅有20400名；吏员总数虽然达到51000名；但既包括供职于文职衙门的吏；又包括供职于军队的吏。”＇32＇p57“可以推测他们中只有30％受雇于府县衙门，这些人员分属于1138个县，意味着即使最大的县也不会超过30个有薪俸的位置，小县则更少。这些有限的人手要负责所有的地方行政事务，包括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这些事情决非简单易办之事。应该知道，明代的官员们除了要旅行许多礼仪性职能之外，而且在16世纪后期，他们的文移之烦按现代标准来说也是相当沉重的。”＇32＇p237
低税再加上政府官员如此少，想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相当困难，所以很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往往交给社会基层单位自己来进行。在朱元璋时期，“地方官员甚至不许亲自下乡。乡村建立起自治组织，选择老人承担起乡村民众的教化。……皇帝的俭省政策使得政府的预算与管理费用降到了最低程度；”“当时，军队要自己生产粮食，村落要实行自治以减少政府的职能，通过减少人手以节约管理经费。”
“因为税收不足，明政府很少能够造福于民。甚至连治水这种中国政府最应该表现出莫大关心的事情，16世纪的明朝政府也做的远远不够。
……归有光致力于苏州府的水利灌溉事业，他很赞赏地引述了早期怀疑政府的‘节制’政策是否明智的文人的观点，认为不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来投资水利建设项目，非养民、富民之道，仅仅周济水灾饥民不过是‘小惠”
“政府人员不足，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诸如盐课、海关税、内陆关税、林木出产税以及矿银等都面临这样的情况。”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和许多人想象的明代是一个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社会相反，明代恰恰是一个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信徒的理想。经济的发展运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
正文 关于崇祯内帑的网络资料
更新时间：2009…9…18 9：35：53 本章字数：11263
锦衣卫佥事王世德这样说：“熹宗在位七年，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扫地无余。兵兴以来，帑藏悬罄。尝将所铸银膺、银盎、搏鼎重器输银作局，倾销充饷，故饷银多有银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见也，空乏可知。廷臣动请内努，夫内努唯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二，一日金花，一日轻贵。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宦官宫妾赏贵，轻责银所以为勋戚及京卫武臣体禄，随进随出，非如唐德宗私库，聚而不散者。然而发之屡屡矣，安有余赀。野史谓城破，大内尚有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贮方物也。天财库贮钱也，以备内外官员军校赏赐。古今通集库，贮书画符券浩命一也。东裕库，贮珍宝也。外东库，贮方物，无金钱也。库尽此矣。城破，唯东裕库贮珍宝存二耳，安得有所谓十余库积金者。而纷纷然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岂不冤哉。草野无知，传为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此外“史淳在其所著《痛余杂记》中也反驳此说，并引曾任户部官的吴履中的话以证实他的意见：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这两则记载很清楚表明，崇祯末期内帑里早就没有什么银子，已经是穷的一干二净。崇祯以皇帝之尊而至于在臣下面前堕泪，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还可以补充一条刘尚友《定思小计》中的记载，是崇祯十七年二月时候的情况“二月中，贼势愈急，而昌平兵忽变，京城戒严，亟遣官以重饷抚之，始戢，然居庸已不可守矣。……然国计实窘极，户部合算海内应解京银两岁二千万，现在到部者仅二百万，朝廷至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其困乏可知。故援师之征，望其即赴，又若畏其即赴，诚虑夫饷之不足供也。上抚髀无策，欲以空名感动天下，故唐、黄、吴、左诸镇，封四伯爵以劳之，又封刘镇继之
这条记载把崇祯皇帝因为缺钱面临的窘境叙述的相当透彻。一方面是李自成眼看要进逼京师，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甚至穷到拿不出钱来给守卫京师附近地区的军队发军饷，甚至直接导致昌平兵变。户部收到的银子只有区区两百万，而皇帝内帑的银子也早就搜刮一空，“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还不够。一方面是希望各地军队到北京勤王，另一方面却又害怕他们来，因为根本就没钱发军饷。没有军饷，本是前来抵挡造反者的军队，恐怕自己就先造反，这并非没有先例。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则史料也能验证上面的记载，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李自成进占北京前的一个多月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调动吴三桂军队进京保卫京师的可能性问题。《晚明史》的正文以及一个注释中有当时两人的对话记录（从上下文的注释来看应该是直接从《绥寇纪略。补遗上》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的）“思宗严厉地责问吴襄：‘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则说‘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因而能得死力。’思宗问：‘需饷多少’吴襄回答：‘百万’。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
这则记录很重要，和刘尚友《定思小计》中的记载结合起来看是相当能说明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以往论及崇祯内帑问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如果崇祯不调吴三桂进京守卫，则京师沦陷的危险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吴三桂率军入京，不一定确保安全，但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并非没有根据。以三万人的部队（其中三千人是精锐），要想在野战中战胜闯王十万大军，那自然不可能。但是用这三万人的军队守卫住北京城，可能性相当大。北京城池的坚固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以土木堡之变后的瓦剌骑兵以及满清铁骑的威力数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么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事实上李自成最后之所以能轻松攻克也正是因为，在崇祯十六年的瘟疫之后，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的三万生力军提前进入北京，参与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容易。
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甲申之变只有一个月了），调吴三桂关宁部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解救危局的选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选择，当时却也没有能马上决定下来。为什么呢？
吴襄说调动吴三桂入京需要军饷百万，而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相差数额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暧昧反对态度，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下决心了（事实上直到3月6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率军入卫，这个时候大概也就不顾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但为时已晚）。按照有些论者的逻辑，大概在这里，又是崇祯吝啬故意装穷，所以放着内帑中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不用，硬说只有七万两来欺骗吴襄！只不过我请这些东西也动动自己的脑子，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崇祯究竟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莫非他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怪人，命没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这些道理某些自以为聪明的论者知道，就崇祯是不知道这些道理的白痴？把历史人物都想象成白痴，就是你们这些东西研究历史的金科玉律么？用这样低劣的手段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自以为清楚了解历史真相，省力固然是省力，但这种研究历史的行径，最终愚弄的究竟是谁？
事实上崇祯当时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恐怕还是说多了，对照他堕泪对吴履中私下里说内帑的记载“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崇祯在吴襄面前多半还不敢彻底交代内帑的底细，这七万两只怕还是充门面的话，实际上可能是一万两都不满。当然也不排除这已经是向官僚太监们募捐后的内帑存银了（关于募捐我们后面再说）。
总而言之，根据上面这些史料的记载，崇祯内帑中确实已经没有银子了。那国库中有没有银子呢？也没有！《甲申纪事》中说：“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
而李自成在进占北京之后。确实掠得大量金银。七千万两也好。三千七百万两也好。那又是从哪里来地呢？从现有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很清楚！是从大量富商、勋戚、官僚、宦官那里严刑逼勒而来。
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说
“（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
“贼入都止掠金贝。布店独存。至是贼兵数千。挽车数百两。突入各肆。一时席卷。……贼初入城。悬令秋毫无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药。次责供餐。……外解至京。尤有钱粮未纳。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顾君恩以民情将变告。宗敏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金星不能难”
“（李）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谈迁《国榷》说：“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毛奇龄在《后鉴录》中也说：“（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宫眷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确实从北京城内掠得7千多万两的白银，但这些白银全部是出于拷掠富商、勋戚、官僚、宦官而来，大概比例是侯门贵族30％，宦官太监30％，所有的官员大臣20％，商人20％，加起来正好是百分之百，没有一点是出于皇宫内帑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内帑在其中占据的比例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那皇宫内帑中金银的绝对数量有多少呢，一致的说法是内帑无数万之藏！毛奇岭说的更具体，就是李自成把皇宫里的所有值钱的器具，甚至“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全部加起来，也“不及十万”，在他们拷掠得到的财富中千分之一的比例都可能占不到。
那么如何来看待当时的另外一些记载呢？
比如上面引用过的《甲申纪事》作者赵士锦说：“闯破诚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面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贼载往陕西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同时被俘的翰林院谕杨士聪亦说道：“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策安在也，先帝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徒以年来之征解艰难，将留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之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
顾诚还引用过另外两条记载来说明崇祯内帑确实很多。一条是“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
另一条是满清头目康熙的话。“关于明末内帑，爱新觉罗。玄烨有这样一段话：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丁末朔乙卯日‘上谕大学士等……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契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又于**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资。朕自御极以来，酌量撙节，不敢滥费。从古无如朕之节用者’”
抛开最后一个康熙，前面这三个人，按照顾诚的说法“作者都是明朝廷的现任官员，当时又都在北京”，所以他们的记载应该够权威够可靠了吧！但是且慢，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三个人的说法，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记载本身就漏洞百出，荒诞不经，有些地方甚至是互相矛盾。他们当时在城内或许不假，但是他们的记载本身也都不过是听信传闻，添油加醋而来，根本谈不上什么认真核实。
赵士锦说李自成军队押送往陕西的银子都是万历八年以后，上面有万历八年的字号，也即以前皇帝用的银子都是万历七年以前的，万历八年以后的银子根本没有动用过；而杨士聪则说，这些银子上面是永乐年号。
这两个人的说法究竟哪一个是事实？如果说前者是事实，那么实在对明朝财政状况美化的类似于天方夜谭了。原来万历当政四十年开销的银子居然都是万历八年以前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张居正确实有些莫名其妙了，他忙碌十年节省赢余下来的国库银子也不过是四百万两而已。而万历就似乎更有点受虐癖好了，他顶着文官对他的集体漫骂去收矿税，而他自己用的银子居然只是万历八年以前的，这不是自虐狂么？看来他真是有挨骂的癖好？
如果后者说的是事实，那就更是对明代白银流通使用状况的极端无知了。白银在明代的普遍使用还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白银从海外大量流入中国也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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