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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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诘抗，抗答：“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

孙晧用诸将之谋，数侵盗晋边，抗上疏曰：

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畜穀……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彫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诚宜暂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

孙晧对陆抗以上的话，一点也听不入耳。他虽残暴，但始终令陆抗看守着荆州的西疆，对抗有一定的容忍与尊重。

吴凤凰三年（274年）夏，陆抗病重，上疏说：

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汎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死之日，乞以西方为属。

至秋，抗死。孙晧使抗子晏、景、玄、机、云分领抗兵。自是之后，不见吴国再有象陆抗这样富有韬略和远见的将帅。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羊祜病笃，举杜预自代，晋以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预至镇，简选精锐，掩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政乃吴之名将，耻以无备取败，不以实告孙晧。预乃进行离间，将战利品还给孙晧，晧果中计，将张政召还，另派武昌监留宪代之。吴国既无良将，内政又极昏乱，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四、晋灭吴

晋武帝登位后，就着手准备灭吴。他首先与羊祜密谋，让羊祜在荆州筹措各种伐吴事宜。如前所述，羊祜镇荆州，“与吴人开布大信”，与陆抗也有一定情况下的宾礼相待，因之流传下一些敌国将帅间的往来佳话，而被人称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儒将。但羊祜的主要功绩还在于他采取了灭吴的有效措施。主要工作是：

（1）使军粮供应日趋丰足。如《晋书》卷34《羊祜传》载：

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

（2）为灭吴，推荐了适当人选。《羊祜传》载：

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势……会益州刺史王濬征为大司农，祜知其可任……因表留濬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密令修舟檝，为顺流之计。……疾渐笃，乃举杜预自代。

杜预和王濬在以后之灭吴战争中均立有大功。可知羊祜有知人之明。

（3）积极备战，并首建平吴之策。《羊祜传》称：

祜缮甲训卒，广为戒备。至是上疏曰：“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晧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不于此际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经历盛衰，不可长久也。……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对于羊祜的建议，当时晋廷多有异议，唯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与晋武帝赞成。羊祜死后，杜预继镇荆州，也积极谋划灭吴事宜。

为了灭吴，晋武帝又命益州刺史王濬在蜀造大船，练水军，准备顺流而下。王濬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棹之盛，自古未有。”王濬对于伐吴尤为积极，曾上疏重申羊祜前议：

孙晧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晧死，更立贤主，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

由于在荆州、益州等地作了长期充分准备，加上张华、杜预、王濬等人不断上表或面陈，催促尽快出兵，晋武帝终于在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下诏大举伐吴：

遣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

安东将军王浑出横江；

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

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

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

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东下。

以上六路军共二十余万人，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将中军，南屯襄阳，为诸军节度。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向江陵、王浑出横江的二路军队进展颇为顺利。二月，王濬、唐彬攻克丹阳（今湖北秭归县）。先是吴人于江中要害之处，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阻挡晋船舰。王濬为破除此等障碍，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锥辄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于是船舰无阻。晋军相继克西陵、荆门、夷道。

杜预遣牙门将周旨等率奇兵八百泛舟趁夜渡江袭乐乡，吴都督孙歆惧，与江陵督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旨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拒王濬，大败而归。旨等率伏兵随歆败军入城，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王濬水军继之而至，遂克乐乡城，杀吴水军都督陆景。杜预亦克江陵，杀伍延。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州郡皆望风而降。杜预仗节称诏而抚安之。

在东面，吴军更遭到惨败。孙晧闻王浑之军南下，使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众三万渡江迎战。至牛渚，沈莹言：“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上流诸军，素无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不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宜畜众力，以待其来，与之决战。若幸而胜之，江西自清。今渡江与晋大军战，不幸而败，则大事去矣”。张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众心骇惧，不可复整。及今渡江，犹可决战。若其败丧，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捷，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胜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士众散尽，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

三月，悌等渡江，围王浑部将张乔于杨荷桥（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二十里）。乔众才七千，闭栅请降，诸葛靓欲屠之，悌曰：“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靓曰：“此属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敌，故且伪降以缓我，非真伏也，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悌不从，进前与晋扬州刺史周浚结阵相对。沈莹率丹阳锐卒刀楯五千，三冲晋兵，不动。莹引退，其众乱，晋军因其乱而乘之，吴兵奔溃，将帅不能止。张乔自后击之，大败吴兵于版桥（今安徽含山县北）。诸葛靓率数百人遁，悌为晋兵所杀，孙震、沈莹等亦阵亡，吴人大震。

是时，王濬已破武昌，乘胜顺流，直趋建业。孙晧遣游击将军张象帅舟师万人御之，象众望旗而降。濬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军势甚盛，吴人大惧。时王浑及司马伷亦临近境。王濬最先入于石头。孙晧面缚舆榇，诣军门降。濬解缚焚櫬，延请相见。收其图籍，领州四（荆、扬、交、广），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

吴自孙策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始入江东，据有丹阳、吴郡，至此（280年）历85年而亡。于是中国复归统一。

一、募民屯田的举办

关于曹魏屯田的兴办，本书第三章已经提及，这里再进一步探讨如下：

曹魏屯田，颇为史家重视，唯其中一些问题，迄未取得一致意见，因之在叙述时，便不能不按照自己认为稳妥的想法陈说。屯田制度固完善于曹魏，其渊源尚可追溯到汉代以前。我先民自古即注重农事，操国柄者皆知战胜或御敌，都离不开军粮供应。故晁错《论贵粟疏》引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神农”虽非真有其人，但假托者至少亦为战国时人，则可相信。秦孝公时，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像商鞅这样给移民以国有土地而令其耕作，再以所产粮谷供应军食的策略，已与曹魏募民屯田有类似的目的与情况。《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西）0916＿0207＿1；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斥逐匈奴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一带置四十四个县城。以上两种措施显系移民垦殖，以供军食而固边防。《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载主父偃对汉武帝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其中“内省转输戍漕”语，无论对秦对汉都同样适用，如果说秦始皇置县移民，原无就地产粮供军以省从内地运粮的用意，未免低估古人。可以相信屯田从战国时已见端倪，至秦而完成。

晁错在其著名的《守边备塞疏》，即吸收了前代移民实边的经验而发扬完善之。其要点为使移民有配偶、室屋、土地、田器；还建立伍、里、连、邑组织，于农暇进行军事教习，并修筑防御工事。疏中所言安置内地移民诸措施，如“审其土地之宜”；“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都与曹魏屯田相类似。其渊源关系不言而喻。汉武帝时，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和西域的开通，汉在河西、新秦中等地屡兴屯田。东汉初年，陇西太守马援在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地区）兴办之屯田，将收获物与田户中分，为屯田收租开一新法，而为曹魏所沿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牧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登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陈登屯田时间较曹操在许屯田早三年。

所有以上事实，表明屯田之制，并非曹操独创，而是商鞅变法以来长期积累演进的结果。至于曹魏屯田规模与作用之大，则为前代与后世所不及。

曹魏屯田的兴办，陈寿在《三国志》卷1《武帝纪》只有极简短的叙述：

是岁（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裴注于此下引《魏书》言：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

《资治通鉴》卷62建安元年载：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

从以上三处记载看：裴注引《魏书》把屯田的创办，归功于曹操本人，未提谁曾向操建议屯田之事。《通鉴》则引用了《魏书》对当时诸军普遍缺粮的叙述，可是只字未提操本人原来对兴办屯田有何想法，同《武帝纪》一样突出枣祗的屯田建议，而只言操从之。我以为《魏书》所引操鉴于“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而积极主张屯田之语，必有所本。从《曹操集》看，操素有“三年耕为九年畜”和“为战士爱粮”的农战思想；他自幼熟读兵书，对足食强兵之道，早有借鉴；且生死攸关的军食需要也必定使操产生兴办屯田的意图。操起兵后，屡遭败衂，兵少粮单，时而因粮尽退军，时而不得不吃人肉脯，直到建安元年在往迎献帝途中，仍不得不令士兵食干椹充饥。因此，操本人不能不产生修农畜粮的强烈要求。故当操破汝颖黄巾时，得到许多耕牛农具，恰恰正是屯田所需，因之在操召集的“大议损益”会议上，枣祗首先提出兴办屯田，正与操意同，于是屯田遂得以创办。我们知道，一个军政领导者在有所作为时，往往先召开会议，广泛听取群下意见，然后决定取舍。假若先抛出自己的主张，然后交群下讨论，就会挫伤群下主动思维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观察群下的识见和才能。我们讲兴办屯田时，既肯定枣祗的首倡之功，同时也要肯定曹操善于借鉴先代良式和择善而从的识见。

枣祗不仅是曹魏屯田的最早倡议者，也是兴办屯田的领导者，建安元年枣祗在许创办屯田成功，始广泛推行于各地。因枣祗对屯田事业贡献很大，他死后，曹操曾下令嘉奖说：

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始共举义兵，周旋征伐。后袁绍在冀州，亦贪祗，欲得之，祗深依附于孤。使领东阿令。吕布之乱，兗州皆叛，惟范、东阿完在，由祗以兵据城之力也。后大军粮乏，得东阿以继，祗之功也。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复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划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兴其功，不幸早没，追赠以郡，犹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过也。祗子处中，宜加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

此令是有关屯田的第一手资料，在兴办屯田的具体措施上，枣祗力排众议，确立了最能“丰足军用”的“分田之术”。由于枣祗功效卓著，故祗死后，操特地下令表扬，充分显示了枣祗在曹魏屯田中的突出作用。

在执行屯田任务中，任峻和国渊的贡献也很大。枣祗兴办屯田成功后，曹操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主管屯田事。《三国志》卷16《任峻传》言“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

国渊原为曹操司空掾属，继枣祗、任峻之后，典掌屯田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彛Х崾担�百姓竞劝乐业”。由此看来，操为司空时，总管屯田事业的乃是国渊，而非以往人们所说的大司农。

对曹操屯田有贡献的人，还应提到袁涣。《三国志》卷11《袁涣传》言：

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由上可知，刚召募人民屯田时，人民习惯于自耕自食的生产模式，一旦被强迫放置在国有土地上耕作，既疑虑谷物成熟后自己能否得到实惠，也厌恶军事编制的严格束缚，因此便擅自逃亡。不屑说，典农官对待逃亡者的办法是追捕和惩罚。这样更加重了屯民的畏惧，甚至出现怠工情绪。袁涣向曹操建议变强迫为自由应募，既可使人民自觉自愿地参加屯田，也迫使典农官不敢过分虐待屯田民，从而有利于生产和积聚粮谷。袁涣的建议，得到了曹操的听从，从而得到了百姓的欢迎。当然，所谓“顺行民意”，也只能有限度地作到，但总会有所改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