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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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魏文帝时，牵招为雁门太守，“郡所治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井水咸苦，民皆担辇远汲流水，往返七里。招准望地势，因山陵之宜，凿原开渠，注水城内，民赖其益”。大约与此同时，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在河内沁水县沁水上垒石为堰，以资溉田，谓之石门，亦称“枋口”。魏明帝时，涼州刺史徐邈在今甘肃武威、酒泉一带，“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正始时，幽州刺史毌丘俭“穿山溉灌，民赖其利”。正始末，都督青徐诸军事的胡质亦“通渠诸郡，利舟楫，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以上堨渠，多为溉田而建。还有主要为军用及航运而开凿的，如：

（1）白沟即宿胥渎（黄河旧道）。建安九年（204年）春，曹操准备征袁尚，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淇水源出山西，经今河南淇县流入黄河。操在淇水将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以成堰，使水改道东入白沟。这个河口即称为“枋头”。白沟东北流至今河南内黄县城西，纳入自安阳方面流来的洹水后，与在其西的漳河并肩再向东北流去。曹操为了将白沟与漳河连接起来，又开了利漕渠。

（2）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操进爵魏公，实际即建立了魏政权。以邺为国都。为了加强邺与四方的联系，乃凿了利漕渠，渠西北起自漳水旁的斥漳（今河北曲周县），往东南至馆陶县的利漕口流入白沟。《水经注》卷10《浊漳水》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名‘利漕渠’”（清洹是白沟的另一名称，清指清河，洹指安阳河）。

（3）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北征乌桓，患粮不继，乃凿以上三个渠。自呼沲（即今滹沱河）凿入洠�河（上游即今沙河，下游循大清河至天津入海），名“平虏渠”；从泃河口凿入潞河（潞河是白河合温榆水后的下游水道，又名笥沟，即今北运河的前身），名“泉州渠”（因渠南起泉州县而得名，泉州县在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南）。新河的开凿见于《水经注》卷14《濡水》：“魏太祖征蹋顿，与泃河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新河是沟通泉州渠与濡水（今滦河）的一条人工运渠。渠的西口，自宝坻县盐官口承鲍丘水为源，东流至滦县注入滦河。

操开凿以上各运渠以后，中原与河北、辽东等地的主要河道便可以互相通航。操自平定河北以后，即将视线转到经常与吴交兵的东南地区，故操及其后继者对从许、洛通向江淮的水道都致力修凿。建安七年（202年），操为了清除河北袁氏势力，曾在浚仪（今开封市）修治睢阳渠，以为运兵输粮之用。建安十四年（209年）春，操率军征吴，“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建安十八年（213年）及二十二年（217年）初，操两度进军濡须口，都是走的水路。操为了对付吴、蜀两大敌国，末年终于把政治中心放到洛阳。因之许昌和谯县同为魏伐吴的后方重镇。黄初六年（225年），曹丕为了伐吴，曾至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修讨虏渠（在郾城东），引汝入颍，以增加颍水水量。浮颍入淮，尤为曹魏后期水运要道。曹丕、曹叡统治时期，魏吴虽不时交兵，并无决定性的战役。三国后期，魏、蜀、吴三国皇室均呈现衰落景象，只有司马氏方兴未艾，不论在兴农、用兵和人才旺盛诸方面，司马氏都能有所作为。具体事实之一即司马懿与邓艾在淮河南北大兴水利与屯田，其实际情况，前已多次谈及，现只再引用《晋书》卷26《食货志》所述邓艾修广漕渠的一段话：

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由上可知，邓艾在颍、淮二水所修广挖深的河渠甚多，淮阳和百尺二渠也不过是其中的两个而已。这些河渠不只是运送兵粮的主要航道，也有益于溉田兴农积粮。

二、手工业和商业

（1）手工业

曹操对关系军国之用的煮盐冶铁手工业极为重视，他说：“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操刚起兵时，亲自“与工师共作卑手刀”。见者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邪？”操曰：“能小复能大，何苦！”后来操制成“百辟刀”五枚，谓之“百煉利器”。这种防身利器，只给太子曹丕及其他称意的儿子。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时，“绍作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操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仅此一事，即说明操平日注意研制武器对克敌制胜的重要作用。古时，人们认为担任军器制造的官职，没有出息。操为此特地给司金中郎将王修写信，告以司金中郎将之职，虽低于军师，然而从建功立业观之，尚胜于军师。后操物色韩暨为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谓熟铁一石，即120斤），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史称“暨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三国志》卷15《张既传》言：“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水排和水碓，东汉时已有人制作。三国时又推广应用于边远地区，技术上也有所改进。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司马懿镇关中，曾“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曹操时铁尚不敷用，故“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

盐的官营，尚早于铁。官渡战前，操使治书侍御史卫觊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卫觊给尚书令荀彧书，建议置盐官，施行盐业官卖政策，以积赀购置犁牛，吸引农民归来。荀彧即以卫觊之议报告于操，操从之，于是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并令司隶校尉钟繇治弘农。由此关中外出农民归者益多，而关中诸将亦服从。此事前已引述。又如《三国志》卷27《徐邈传》言凉州刺史徐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全三国文》卷35载卢毓《冀州论》，提到“河东大盐”，即今山西运城市解池生产的池盐。足见当时地方官员对经营盐业也十分重视。

《水经注》卷10《浊漳水》言曹操在邺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冰井台藏有冰、石墨，还有粟窖、盐窖。并言：“石墨可书，又然之难尽，亦谓之石炭”。石炭，即煤。操藏盐和石炭于台内，说明对之甚珍视。

三国时，纺织手工业遍及家家户户，故操能施行按户征收绵绢的户调制。操始有丁夫人，因故被遣送归家，后操往探视之，欲令俱归。夫人方织，踞机如故，终无一言。魏臣许允，以不党司马师，为师所杀，允门人走告允妇，妇正在机，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操之前妻与许允妇皆官宦人家之女，尚如是勤于纺织，一般民间织妇纺织之勤苦，自不待言。

纺织用机，三国时有很大改进。史称扶风马钧，巧思绝世，他改进了绫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此事后面再述。

曹魏的纺织产品，虽没有蜀锦那样著名，但蜀锦价格高，数量也有限，广大人民群众无缘穿著，只有富贵人家始能享受。魏的纺织业则丝织品与麻、葛布全面发展。齐地自春秋战国以来即号称“冠带衣履天下”；西汉时，“兗、豫之漆、丝、絺、紵，被认为系养生送终之具。鲁国之缟，以质地轻美闻名，故诸葛亮劝说孙权抗操时，将入荆操军喻之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何晏赞美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的缣、总和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的絺（细葛布）为魏名产；左思称赞“锦绣襄邑（今河南睢县）、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曹丕诏谓：“夫珍玩必中国，夏则缣、总、绡、繐，其白如雪，冬则罗、纨、绮、縠，衣叠鲜文”。另外，上党、平阳的麻织布，亦颇足称。曹操提倡节俭，连曹植之妻衣绣，都被处以死刑。这种严格禁奢措施，自然有利于麻葛织物的普遍发展。

（2）商业

东汉时，中原地区商业相当兴盛，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曰：“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仲长统《昌言·理乱篇》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郡，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东汉末年，由于政治腐败，人祸災荒，纷至沓来。及至董卓之乱，中原扰攘，民弃农桑，生产衰落，衣食器用，无不短缺，商业几乎停滞，货币常不流通。曹操平定中原后，经济稍有好转。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继位为魏王，立即下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禦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于是�桴觥⒎鲇嗟ビ冢�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至黄初三年（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魏置戊己校尉”。唯古代史家著书，多不屑记述商贾之事，所以留给后世的商业史料，至为零散缺略，且多系官方贸易。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

是岁（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权曰：“……方有事于西北（指刘备将来伐）……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丕父操刚死），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以与之。

《吴主传》载：嘉禾四年（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瑇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从以上两次魏吴交易可知，曹丕、曹叡父子所感兴趣的东西是海外珍玩，而孙权所需要的则是战马等军用之物。魏吴之间时有互掠对方人口财物的事，但二国交界线很长，且有江河水运之便，加以南北产物有异，因之以所有易所无的需要必然会促进相互贸易。唯当时只有最高统治者始敢公开与外交易，其他人私自对外交易是非法的。故当魏大将军曹爽附绢三十匹让江夏太守王经交市于吴时，王经不发书而弃官归。纵然如此，魏吴边境间的互市，还是未曾中断过。据《晋书》卷61《周浚传》载：

初，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阳（今河南潢川西），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吴将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为将在秣陵，与敏书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军国固当举信义以相高。而闻疆场之上，往往袭夺互市，甚不可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候者得珪书，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由上可知，纵然在两国边防军相对峙时，与军民生活攸关的商品交换仍在经常进行，唯常有互相袭夺行为。另外，在本国内地驻军中也有所谓军市。如《三国志》卷16《仓慈传》注引《魏略》载颜斐为京兆太守时事：

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裴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候，便于斐前杖一百……宣王遂严持吏士，自是之后，军营、郡县各得其分。

可见在军市中县民常受军吏侵侮，当时管理军市的官吏，叫军市候。

在边境地区的贸易中，有地方豪强侵凌异域胡商之事。《仓慈传》言仓慈为敦煌太守时：

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象。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划面，以明血诚；又为立嗣，遥共祠之。

由上可知，在同西域胡商贸易中，敦煌豪族多侵侮胡商，而胡汉商民对善于扶助正常贸易的清官廉吏多怀感戴，视之为受大恩惠。可知大多数商民是衷心维护民族间和睦共处、贸迁有无的。只有少数地痞流氓才见利忘义、唯眼前的财利是图。仓慈与西域客商的融洽和睦关系，堪称古代贸易史上的佳话之一。

前已述及，魏、吴两国中后期，典农官令其部属营商之事都很普遍。这种情况表明社会生产有所恢复，也显示了贵族官吏带头掀起的奢靡之风已经抬头。突出的事例是魏晋之际身任荆州刺史的石崇，竟靠“劫远使客商而致富不赀”。对石崇的贪暴行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司马炎不仅不予以惩处，甚至还帮助大官僚皇戚王恺给石崇争靡斗富。从石崇成为著名巨富的事，也足以证明当时远使客商来荆州的众多及携带商品的珍奇贵重，否则，石崇怎能靠劫夺就发了横财呢？

富商大贾同贵族官吏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彼此勾搭以图更大利益的一面。两汉时，商人“交通王侯”、挤身政界的事例已屡见不鲜。汉末战乱，这种情况更属常见。例如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到涿郡贩马，因看中刘备有政治前途，遂多与之金财，使之合聚徒众。后来刘备在徐州遭遇重大挫败，“祖世货殖”的麋竺又“进妹于备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赖此军势复振。史言麋竺“干翮非所长”，可是因他赀财雄厚，仍能受到曹操、陶谦等青睐。麋竺先为徐州牧陶谦别驾，谦死，竺遵谦遗嘱，率州人迎刘备为徐州牧。后跟备投奔曹操，操用竺为嬴郡太守，竺弟芳为彭城相。麋氏兄弟宁愿跟随刘备，而不就职。史言公孙瓒：“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其中“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富皆巨亿”。由于行商坐贾遍及各地，所以魏、吴派出间者到对方去时，常冒充商贾以行计。凡此都说明三国时虽常有战争，商业并未停滞，商人的活动依然存在。

三、曹魏与倭人的和平友好往来

关于曹魏与周围各民族的贸易，本书在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当论及，现只谈一下魏与倭人——即三国时之日本的和平友好往来。

中国古籍有关日本的最早记载是战国时人所撰的《山海经》，其中有“倭属燕”的话，说明战国时燕国和日本至少已有政治接触。秦始皇时，徐市率领男女并携带五谷种籽至日本，止王不归。及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倭人各国使节通于中国者渐多。刘秀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国奉贡朝贺，刘秀赐其王以印绶。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师升献生口百六十人”。曹魏时，位于今日本本州近畿一带的邪马台女王国，下辖三十余个小王国，即《三国志》卷30《东夷·倭人传》中所载“今使译所通三十国。”陈寿言女王名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卑弥呼女王对魏极向往，前后两次派出使臣来洛阳。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