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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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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邓艾这种逐渐徙出羌胡的主张比后来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统发表的著名的《徙戎论》还早了四十八年。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如同当时反对徙戎的晋臣所指出：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徙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说，也并非怎样正确和合理的。少数民族人民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徙走呢？难道少数民族群众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吗？事实上，匈奴内迁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且日益汉化。虽然一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匈奴还是过着“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但自呼韩邪单于投汉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后二百余年之间，随着匈奴逐渐内移，其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农耕转变。《晋书》卷93《王恂传》言：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即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汉末魏晋之际，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剥削无地农民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逃避政府兵役和劳役负担，宁愿为官僚地主的田客。不仅汉人如此，匈奴等少数民族亦莫不然，他们也成为从事农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达到数千人者。《三国志》卷22《陈群子泰传》又载：
泰……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众尚有被卖为奴婢者。总之，内迁的匈奴部众，已逐渐转向农业经济，并且纷纷沦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贵人的情况则远远凌驾于一般部众之上。魏及后来的晋朝统治者虽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贵人的军政权势，在经济上仍给以优裕待遇。《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传》言：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以上材料说明，刘渊一家，作为匈奴的贵族，历汉、魏、晋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刘渊本人少时家境甚为富裕，故能诵读书传，他既明古学，故能与名儒士大夫贯通一气，而为太原士族王浑等友敬。由于刘渊懂得帝王统治人民的史实，更助长了其野心。一到时机成熟，刘邦昔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喟叹便在刘渊脑际盘旋，而欲“成高祖之业。”
综上以观，匈奴在三国时表面似无作为，不过为军阀的附庸。然匈奴入塞既久，其部众既渐从事农业，掌握中原比较先进的生产技能，上层部帅亦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其民族凝聚力既然保存，但许多人口又沦为田客、奴婢，深受汉族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此皆可资匈奴上层贵族利用。待到三国之后的西晋，因内乱不休，无力对付近在肘腋下的匈奴等族人，这就给匈奴贵族以可乘之机。所以三国时代正是匈奴养精伺隙的关键时代，也是此后他们在中原首次建立少数民族王朝的准备阶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乌桓
《三国志》卷30《乌桓传》言：“乌桓、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东胡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言商代初期东胡居商之北。春秋战国时，东胡西邻匈奴，南接燕国。当时各国常互送质任，燕将秦开曾为质于东胡，甚得东胡信任。秦开归国后，乘东胡不备，袭击破之，东胡却地千余里。秦汉之际，东胡与匈奴都比较强盛。匈奴头曼单于子冒顿曾为质于东胡。冒顿归国后，杀父而即单于位。东胡自恃强盛，相继向冒顿索得千里马及冒顿所爱阏氏，仍不餍足，复向冒顿勒索瓯脱外弃地。汉高帝元年（前206年），冒顿知东胡骄疏可袭，乃发兵一举而灭之，于是东胡属下的乌桓便受匈奴奴役。每年必须向匈奴输送马、牛、羊等牲畜和皮张。至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遣霍去病击破匈奴左部，乌桓始摆脱了匈奴的羁绊。汉武帝把一部分乌桓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从此乌桓得临近先进的汉人农业区。对乌桓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汉对乌桓的需求，主要在军事方面，即令乌桓侦察匈奴的动向。乌桓大人每年朝见汉帝一次。汉设护乌桓校尉，以卫护和监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至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墓，以报冒顿时的仇怨。但被匈奴击破。汉大将军霍光打算趁匈奴与乌桓交兵时，出兵打击匈奴。结果，没有邀击到匈奴，却把乌桓袭击了一下，由是引起乌桓的反抗，被汉军击败。宣帝时，乌桓仍为汉保塞。
王莽代汉后，准备打击匈奴，乃征调乌桓等兵屯驻代郡，而质乌桓兵妻子于郡县。乌桓兵恐久屯不休，遂自亡叛，诸郡尽杀其质，由是双方结怨。匈奴诱使乌桓贵族与己连兵寇汉边境。东汉建武二十一年（45年），刘秀遣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乌桓。乌桓相率遁逃。但当汉军还师时，乌桓又尾随追击，马援晨夜奔归，因乏食，杀马千余匹。
次年（46年）匈奴发生内乱，乌桓乘机击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刘秀下诏罢除诸边郡亭候，以币帛招降乌桓。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余人率众归附，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在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总的来说，乌桓同东汉的关系，好于鲜卑同汉的关系。汉灵帝初，上谷乌桓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各自称王。辽东属国乌桓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皆有智勇。
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桓元帅，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次年，汉以刘虞为幽州牧。刘虞前曾为幽州刺史，在胡汉民众中素有威信。丘力居等闻虞至，皆降附。张纯走出塞，为其客所杀。后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小，丘力居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为大人，总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部。时袁绍与公孙瓒频繁交战，蹋顿等助绍破瓒，绍赐蹋顿、难楼、峭王、汗鲁王单于印绶，以“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建安十年（205年），曹操攻占冀州后，袁尚偕同其为幽州刺史的胞兄袁熙投奔蹋顿。蹋顿数与袁尚兄弟入塞为寇。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率大军往击三郡乌桓，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得汉及乌桓等降人二十余万口。
辽东单于苏仆丸与尚、熙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康不敢受而诱杀之，将三首一齐送操。
操归至易水时，代郡乌桓行单于普富庐、上郡乌桓行单于那楼来向操庆贺，表示愿意降服。
原广阳（今北京市房山东北）人阎柔，少时没在乌桓、鲜卑中，为其种人所信向。公孙瓒杀刘虞后，虞手下从事渔阳人鲜于辅等欲合州兵为虞报仇，推阎柔为乌桓司马，柔招诱乌桓、鲜卑，得胡汉数万人。官渡战时，阎柔弃绍降操，操迁柔为护乌丸校尉。操征乌桓，柔将部曲及鲜卑所献名马以助军。操将柔所领万余落及乌桓降众一齐徙居内地。
乌桓部众移居塞内后的情况，《三国志》卷23《裴潜传》有如下的叙述：
时代郡大乱，以潜为代郡太守。乌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称单于，专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潜精兵以镇讨之。潜辞曰：“代郡户口殷众，士马控弦，动有万数。单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将兵往，必惧而拒境，少将则不见惮。宜以计谋图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单车之郡。单于惊喜。潜抚之以静。单于以下脱帽稽颡，悉还前后所掠妇女、器械、财物。潜案诛郡中大吏与单于为表里者郝温、郭端等十余人，北边大震，百姓归心。在代三年，还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称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计者必以潜为理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弛又将摄之以法，此讼争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太祖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三单于反问至，乃遣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征之。
由上可知，内移的乌桓贵族除仍管辖其部众外，还干预郡事，甚至掠夺郡内外妇女财物。而一般地方官对于骄恣放横的乌桓贵族，多加纵容。郡中大吏且多与乌桓头目相勾搭，共同干政乱法，能够如裴潜之依法惩办者，甚为罕见。当操兵强政明之际，尚且如此，则政治衰落时，情况更不堪设想。而操之所以乐于将乌桓等少数部族迁入内郡，亦不过欲驱使乌桓丁强为之当兵征伐。《三国志》卷30《乌丸传》即言操率乌丸“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汉末三国时，利用乌桓丁强当兵作战者，除了曹操以外，还有袁绍父子、公孙瓒、张纯、阎柔等人，已见前述。刘备为平原相时，“自有兵千余人及乌丸杂骑”。也属利用乌桓等少数部族当兵之例。总之，乌桓内移之后，其贵族受到种种优厚待遇，而一般部众却被驱向战场厮杀。因此，乌桓部众为了逃避征发不休的兵役多次对汉人统治者进行反抗，自系理所当然之事。
《三国志》卷30《乌丸传》的叙述至为简略，而裴注引王沈《魏书》对乌桓则有比较详尽而可贵的记载，现抄录全文于下：
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在今内蒙阿鲁科尔沁旗西北百四十里），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十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髣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父兄死，妻后母报嫂（《后汉书·乌桓传》作“报寡嫂”，淫其嫂曰报，下文执当为报之■）；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罚В疵幼樱⒍剑ǘ荆参锩６剿婆畈荩等缈樱潦率欤茏靼拙疲恢黥疝粒ǚ⒔图粒Ｃ壮Ｑ鲋泄４笕四茏鞴赴袄眨徒鹛鳎艽涛ぃǚ炱じ铮魑男澹ㄐ寤ǎ普睔耍ā逗蠛菏椤の诨复纷鳌爸鰵巍保⒁豆阊拧吩唬骸傲Y也”，即毛毯）。有病，知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痛病处，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无鍼药。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即乌丸山，蒙语谓赤色曰乌兰，乌丸为乌兰之转音）。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呪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饮食必先祭。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自杀其父兄无罪。其亡叛为大人所捕者，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无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虵，在丁令之西南，乌孙之东北，以穷困之。
以上引文比较详尽地叙述了乌桓的习俗、制度、法令等，史料价值极为珍贵。内言“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说明乌桓社会已有贫富两个阶级，富者有罪可用财物赎死。所谓“言出不可违”的大人既产生，则“推募”大人之事，不过偶而发生，通常还应是传子或弟的王位世袭制。所谓“妻后母、报寡嫂”的落后婚俗，与匈奴、鲜卑等部族正复相同。系原始社会群婚制的遗留。从“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及无以人殉葬等习俗观之，有些史家谓汉魏时乌桓尚处于奴隶制阶段的说法是占不住脚的，应该说已进入封建制阶段的社会。
三、鲜卑
鲜卑与乌桓一样，是东胡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只是结婚时先髣头，在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即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上，待饮讌毕，然后配合成双。其领地最盛时东起辽水，西至西域。境内异兽有野马、羱羊、端牛。端牛角可以作弓，世人谓之“角端弓”。又有貂、豽、鼲子，它们的皮毛很柔软，号称天下名裘。
西汉初，东胡被冒顿击灭后，作为东胡最大支属的鲜卑远逃至辽东塞外，南与乌桓为邻，未曾直接与汉朝发生关系。东汉刘秀初年，匈奴常率鲜卑、乌桓寇抄北边。及南匈奴附汉，鲜卑始与汉通译使。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率种人诣阙朝贡，汉封于仇贲为王。明帝永平元年（58年），鲜卑自敦煌以东邑落大人皆来辽东受赏赐，汉令青、徐二州每年给钱二亿七千万。明、章二世，边塞无事。和帝永元五年（93年），北匈奴被汉军击破，向西遁走，鲜卑乘虚进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十余万户，皆自号鲜卑，于是鲜卑渐强，不断侵扰汉边，为患更甚于匈奴。至檀石槐统治时（156至181年），寇抄最甚。檀石槐分其广大领地为三部，自右北平东至辽东，接夫余、貊二十余邑，为东部；自右北平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自上谷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三部各置大人领之。汉灵帝即位以后，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抄略，损失不可胜计。因此熹平五年（176年），汉灵帝召集百官商议对付鲜卑的策略。当时中常侍王甫等主张征集幽州诸郡兵出塞惩击鲜卑，议郎蔡邕表示异议，他说：“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蔡邕绝望地慨叹：“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醜虏而可伏乎？”因此，蔡邕提议先“恤民救急”，即在边境上暂取守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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