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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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超为乱”。《三国志》卷9《夏侯渊传》载：“建安十九年，夏侯渊使张郃督步骑五千在前……至渭水，（马）超将氐羌数千逆郃”。《三国志》卷25《杨阜传》言：“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辨，而氐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都是氐族人民被军阀利用以争夺土地人民的事例。

由于氐人居住地介于魏蜀两大势力之间，所以两国对氐族人力物力的争夺也不遗余力。如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侯渊击武都氐羌于下辨，收氐谷十余万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恐刘备北取武都氐区以逼关中，乃令张既至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都是曹魏掠夺氐人粮谷和人口的典型事例。在蜀汉方面，因地小人寡，更把争夺陇右各族人民当作先急之务。由于蜀汉政权必须取得氐、羌各族的最大限度的支持，所以对待氐、羌等族的手段比较温和，从而收到的效果也比较好。蜀汉同羌族比较融洽的关系，前巳叙及。蜀汉与氐族的关系正复相同，这里不再赘述。现只谈一下氐人的欠缺之处，即氐人的民族凝聚力甚差，例如《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载：

（建兴）十四年（236年）……武都氐王符健请降，将军张尉迎之，过期不至，大将军琬忧之。牙门将巴西张嶷曰：“健求附款至，必无返滞。闻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将乖离，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随尉，居广都县。

以上事件并不是孤立和罕见的，氐羌兄弟分种、各自东西之类的事，乃属司空见惯。前已言之，羌人“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这样，弱时依附于人，难以图强；强则分种，“无相长一”，力量亦由分而弱。羌人如是，氐人更甚。这就是氐羌所以难得有作为的重要原因。可是，氐人多务农，长期与汉人杂居，因之氐人的文化也不断增进，至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秦、雍各族人民群起反晋时，即出现推选氐帅齐万年为帝的事。再往后八十余年，更有氐王苻坚统一中国北方的盛大业绩，凡此都说明氐、羌民族并不是终无作为的。

第二十章　蜀汉的少数民族

蜀汉的南半部，即所谓“南中”，东汉时分置益州、永昌、牂柯、越帯�四郡（今地名，已见前述）及犍为属国。蜀汉后主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后，重新划分为七个郡，即：越帯�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市）；朱提郡（治朱提，今云南昭通市）；牂柯郡（治且兰，今贵州福泉县附近）；建宁郡（治味县，今云南曲靖市）；兴古郡（治宛温，今云南砚山北）；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县）；云南郡（治梇栋，今云南姚安北）。以上各郡均有数量不同的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在蜀汉北半部也有氐羌等少数民族，这里不再叙述。现只把南七郡中有显著特色的叟、焚、濮族叙述一下：

一、叟族

叟族系西羌一个支族，先秦时活动于今甘肃、青海及其邻近省区。《尚书》卷2《禹贡》、《史记》卷2《夏本纪》及《汉书》卷6《武帝纪》提及作为西戎之一的“渠搜”，即叟族的前身。《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言：“诸葛亮五月渡庐……使张伯岐选其劲卒搜兵”，搜兵即叟兵。《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青羌即叟之在南中者。春秋战国时，叟人建立蜀国。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遣司马错灭蜀。汉代史家常称蜀为叟，蜀、叟二字同声通义。周武王伐纣，包括蜀在内的八个小国亦曾参加。蜀郡叟人因与汉人相处日久，逐渐融合。四川东部的巴人亦是一样。可是在蜀郡徼外的西南夷仍有不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叟人部落。大体说来，叟族是由西北往西南移动的。

蜀国的叟人主要居住在越帯�、建宁和朱提等郡，帯�字与叟同声，《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书所提到的帯�人即叟人。《三国志》卷43《张嶷传》言：“越帯�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叟夷”指叟族与其他夷人。《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先主薨，越帯�叟帅高定元叛”；又言益州大姓雍辏А笔菇�宁孟获说夷叟”，这里的夷叟可能指西方的夷人及叟人，也可能只指叟人，因叟亦属西夷，越帯�与建宁二郡的叟人同属越帯�羌。《史记》、《汉书》叙及以上二郡的少数民族，或言“蛮夷”（南方的蛮人和西夷），或用“郡夷”（指郡内的夷人，应包括叟族）。东汉以后的史书始提出“叟”这一称呼，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亦发生阶段性的演变，初期叟族内部只有各自分散的部落，后来各部落逐渐凝聚为一个较壮大的部族，故名之曰叟族。1936年从今云南昭通市（三国时属朱提郡）洒鱼河畔的古墓中发掘出一颗刻有“汉叟邑长”四个字的铜印，旁边还有汉砖出土，说明这颗铜印是东汉或蜀汉颁发给当地叟族酋长的信印。

建宁郡的少数民族还有濮、僰、昆明等族。《三国志》卷43《李恢传》言“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向南夷的叟族和濮族人民征收耕牛等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叙此作“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其中的“其”，即指叟、濮二族。昆明族，实系叟族，也称昆族。《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曾提到昆明族。《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夷（西南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二者只是称呼之不同，属氐羌族系统。《三国志·李恢传》言恢曾被围困于昆明，昆明即因住有昆明族而得名。叟族还被称为“氐叟”、“斯叟”、“苏祁叟”、“青叟”（即青羌）等，均因系属氐羌系统的部落或部族而得名。从汉魏之际史料看，各军阀颇喜以叟人为兵。吴人伪制的《后出师表》言：“僰、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皆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资治通鉴》胡注云：“蜀兵谓之叟，僰叟、巴叟之兵也”。胡注释叟为蜀兵，未为甚妥，然征用叟人为兵，实为各军阀所惯为。如《三国志》卷31《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曰：

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

《后汉书》卷72《董卓传》：

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引傕众得入，城溃（李贤注：叟兵即蜀兵也，汉代谓蜀为叟）。

《后汉书》卷75《刘焉传》：

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李贤引孔安国注《尚书》云：“蜀，叟也。”）。

《三国志》卷31《刘璋传》：

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

从以上几段引文观之，叟兵在当时是各军阀喜用的劲旅，而青羌尤以勇敢善战著名。青羌因服饰崇尚青色，故有此称，其善战与板楯齐名，诸葛亮以南中青羌为五部，由名将王平统领。《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诸葛亮：

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爂、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财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亮收其俊杰建宁爂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

由以上材料可知诸葛亮所以能与强大的曹魏连年争战，而不稍示弱，实赖有南中各族人力、兵员和物资的种种有效支持。诸葛亮的民族政策是尽量笼络各族的大姓豪强，通过他们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和利用各族人民为蜀汉政权卖力效劳。这种作法无疑是高层次的阶级压榨，唯客观上对南中各族社会的封建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僰族

《文选》卷11载有陈琳（字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中提到曹操麾下有“湟中羌僰”等少数民族队伍。《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数次提到在夜郎西边的“僰”，《集解》引徐广曰：僰乃“羌之别种”。《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载严安给汉武帝上书亦言及西南夷中的“羌僰”。《后汉书》卷80《杜笃列传》则以“氐僰”并提。李贤注以为“氐僰”“乃西南夷号”。以上材料说明两汉三国时，西北个别地区仍居有僰人，而僰人在西南地区者更多。僰既常与氐羌并称，证明僰族出自氐羌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僰与“白”同音。《水经注》卷33《江水一》引《地理风俗记》谓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所谓“仁”，指文明、进步，即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华阳国志》卷3《蜀志》言当公元前400年左右，蜀攻青衣（今四川芦山县至雅安市一带，相传为青衣羌居地），“雄长僚、僰”。《汉书》卷28上《地理志》犍为郡僰道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僰侯国”（今宜宾市）。《水经注》卷33《江水一》“僰道县，本僰人居之，《秦纪》谓僰僮之富者也”。三国时，僰道县西南今云南东北部昭通地区的平埧中，住有不少僰人，那里有千顷池和龙池，系僰人用以溉田种稻者。汉武帝时，从僰道往南开了一条经过僰族聚居区通向益州郡味县（今云南曲靖市）的道路。味县是蜀汉庲降都督和建宁郡的共同驻在地，其附近僰族人口也不少。今云南峨山、石屏、建水等县及滇西的楚雄州也分布着僰人。当然，僰人最集中的居地还是在滇池周围的平埧地带。

王莽天凤元年（14年），益州郡发生了以僰人为主力的反莽大起义，王莽调动大军前来镇压，并把胜休县改称胜僰县，说明滇国的主体民族正是僰人。由于僰族居住在宜于农耕的坝子地区，所以与汉民接触最多，逐渐融合，后来僰族在史籍中越来越少见，即因已与汉人融合的缘故。所以今川滇地区的汉人血液中搀杂着不少的优秀僰人的成分。

三、濮族

参加过周武王牧野誓师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中，以濮族人数最多，而且分布地域广阔。因濮族长期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故有百濮的称号。濮人建立的濮国原在江、汉一带，与同属濮族的楚国为邻，后遂为楚吞併。史家言及楚国境内的民族时，先称之为濮，继称之为越，即因濮、越同源之故。

濮人因不堪楚国的压榨，曾多次起义反抗，均无成就，濮人建立的庸国也被楚吞并。战国时，楚用吴起（前384—前381年），“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因为当时在江东立国的越尚在，故楚国境内原濮人小国都称百濮，濮人的居地，东连吴、越。公元前334年，楚终于灭了越国。楚国派到夜郎、滇国去的将军庄蹻，因归路被秦截断，他及带去的将士都留居滇地，与当地各族人民混居。

秦汉三国时，濮人遍及今西南各省区。《华阳国志》卷3《蜀志》言：临邛县有布濮水（河名，在今四川邛崃县西南）；“濮（地名，在蜀郡）出好枣”。布濮水流经处和濮都住有濮人。扬雄和左思前后各写有《蜀都赋》，都提到“百濮”。说明两汉三国时蜀地濮人甚多。《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帯�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

以上所提到的越，即百越系的濮或僚族。“滇濮”指以滇池为居住中心的滇人，滇人为百濮的一支，滇人的习俗，如喜欢用铜鼓，住“干栏”等，与濮人相同。句町，也是濮人的一支，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及广西西北部一带。夜郎国的主体民族为僚人，《太平御览》卷171引唐梁载言《十道志》谓“珍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国之地。”《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夜郎竹王“有才武，遂雄夷濮。《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称夜郎人为“夷獠”，可证夷獠即“夷濮”。《三国志》卷43《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言蜀汉马忠、张嶷平定南夷刘胄的叛乱后，“牂牁、兴古獠种复反”。证明今贵州与云南东南部有僚人。《华阳国志》卷3《蜀志》言“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塚”。堂狼县在今云南东北部会泽、东川、巧家一带。汉武帝时，滇王在同姓劳深、靡莫的怂恿下抗拒汉使者吏卒。滇及劳深、靡莫为濮僚族类，则益州郡（蜀汉改建宁郡）固多濮人，故《三国志》卷43《李恢传》所言蜀汉南中赋税出自叟濮，自不待言。滇西之永昌郡尤多闽、越、濮、僚族类，僚即骆越，《魏书》卷101《僚传》谈到僚人习俗如住干兰、用铜器、能卧水底似以鼻饮水、死者竖棺以葬等多与骆越相同，说明系同一族类。僚人与其人口众多的同族骆越住地相距极远，表明越人分布区异常广阔，故史书称之为“百越”。如上所述，濮亦有“百濮”之称。濮、越实为同一族类。

总之，秦汉三国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两大族系，一是氐羌族系，如昆、叟、青羌、邛、筰等属之；一为百越族系，如濮、僚、賨（賨族即板楯蛮，汉时很活跃，三国时史书甚少提及。故未叙述）、等属之。

一、山越

《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载：

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蠭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

以上一段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提到民族差别，甚至连族名都未涉及。到孙权采纳诸葛恪掠夺山民充兵的计划时，拜恪为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说明《诸葛恪传》所指系越族。可见当时汉越之间的民族界限已显得若有若无。其中所谓“逋亡宿恶，咸共逃窜”，显然是指因反抗孙吴的统治而逃避赋役的汉人。不屑说，山民大多数是已经大致汉化了的越族遗民。史言山民好武习战、敢于反抗强暴。官兵前往镇压，他们惯于用待机伺隙、集中突击和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因此，封建统治者难以令其就范。吴越之地自古即出铜铁，山民能铸造兵器，食物以粮谷为主。《诸葛恪传》叙述恪降伏山民的方法是：“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人。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可知山民的生活方式与务农为生的汉民并无二致。正因为这样，所以史书上经常不称越民而只称山民。山民与汉民的区别，主要在于山民不给孙吴统治者当兵纳粮。由于山民已基本丧失民族凝聚力，所以便不足威胁到孙吴政权的生存，往往被具有军事知识的将领所征服。如同一般史料所昭示，好像纠纷只是从镇压的官军和逃避赋役的山民之间产生，实际，质朴的山民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只能受大小头目的摆布。孙权称帝后，鄱阳太守周鲂为了谲诱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曾写了假降信，言：“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以便由他转授给鄱阳山越诸魁帅，奖励他们叛吴投魏。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