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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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以便由他转授给鄱阳山越诸魁帅，奖励他们叛吴投魏。由此可知山越中的大小头目是够多的。他们为了霸占山民的劳动果实，自然不愿看到山民出来为吴国政权当兵纳税。所以封建史书所述吴政权与所谓“山越”的矛盾，主要还是吴政权和山越上层分子争夺人力物力的矛盾。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山越情况要作具体分析，比如以上所说山民“时观间隙，出为寇盗”之类的事就不能简单地视为山民出山抢掠，因为山民不过是魁帅肘腋下类似农奴般的依附者。只有大小魁帅才能挑起事端并从中获得好处。而孙吴与山越双方的上层人物对事端发生的责任也有大小先后的差别，其中孙吴统治者是发动战争的主要负责者。因为孙吴统治者不仅要从山越那里侵占土地，而且也要从山越魁帅手中夺取兵源和劳动力，即所谓以山民“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翻看一下《三国志·吴志》各传，即知孙吴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一直与讨伐山越的战事相始终。孙策初到江东，即提出“取吴、会，平山越”的两大军事目标。而当时孙策的敌对军阀也力图利用山越遏制孙策，如《资治通鉴》卷62建安三年载：

袁术遣间使懬印绶与丹阳宗帅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共图孙策……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阳太守……进住泾县，大为山越所附。于是策自将讨祖郎于陵阳，禽之……即署门下督，军还，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导，军人以为荣。

祖郎是山越宗帅名闻江北者；太史慈曾经救援过北海相孔融，名声著于徐、扬，且为山越所乐于拥戴。孙策禽住太史慈和祖郎后，立即予以重用，这不只表明孙策善于用人，且标志了当时汉越之间的民族界限已很轻微。孙权继立以后，也首先“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当孙权于建安八年（203年）西伐黄祖时，因“山越复动”，只好回军，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所谓剧县即指山越反抗较多的县。据《三国志》卷54《吕蒙传》载：

吕蒙……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恚，欲罚之，蒙曰：“贫贼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母哀而舍之。

可知讨伐山越，是吴人猎取功名的一个有利可图的途径，因为战胜一个失去民族凝聚力的散漫群体，总是危险小而成功易。所以虽童稚如吕蒙亦欲借讨山越，一显身手。《三国志》卷46《孙策传》载：

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

以上言严白虎等为“吴人”、“群盗”，而不提其为山越；《三国志》卷56《吕范传》亦称严白虎为“强族，”而不言他是汉人或山越。裴松之在《孙策传》注中发表意见说：“于时疆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这就明白指出严白虎和祖郎都是山越强宗骁帅了。从总的情况看严白虎是山越大帅，当无可疑，可是事实上他已同汉人强宗豪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史书上就经常不指出他的族类而只称之为吴人或“群盗”、“强族”、“强宗骁帅”。所有这些，都表明严白虎的山越族性已若有若无、和汉人基本没有什么差别。这也是孙吴君臣所以乐于首先降伏山越的原因所在。《三国志》卷58《陆逊传》载：

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疑为见）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逊建议曰……“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譟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

陆逊已明确说出讨伐山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充军队，仅陆逊即从山越获得精兵数万人。如与其他将领贺齐、全琮、钟离牧、韩当、蒋钦、陈表、凌统、朱桓、张温、张承、顾承、诸葛恪等所获兵数合计，至少超过二十万。至于用以补户的羸者自然更多。这就是孙吴所以能在江南立国八十余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武陵蛮

处于今湖南西部至贵州东界的武陵蛮，自东汉王朝建立后，即不断进行反抗。孙吴统治时，武陵蛮攻占城邑。孙权以黄盖为武陵太守，蛮夷前来攻城，时郡兵才五百人，盖乃大开城门，俟蛮兵半入而夹击之，斩获数百，余皆奔散。尽收诸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至夏，反叛尽平。史称“诸幽邃巴、醴（俚）、由（傜）、诞（蜑）邑侯君长，皆奉礼降服”。吴黄武元年（222年）春，刘备举军东下击吴，自佷山（今湖北长阳县），通武陵，使亲信马良以金帛赐五陵诸蛮夷，授以官爵。刘备被吴将陆逊击败后，马良亦死于五溪。黄龙二年（230年），武陵蛮叛吴，次年，孙权令潘濬会同吕岱、吕范、朱绩等督军五万人前往镇压，经过三年战斗，始获胜利。史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

吴主孙休永安六年（263年），蜀灭于魏，武陵蛮夷与蜀接界，吴人惧有变乱，乃以钟离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魏亦遣郭纯为武陵太守，进屯迁陵县之赤沙（今湖南保靖县），诱致诸夷邑君，进攻西阳县城。郡中震惧，抚夷将军高尚以为：“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溪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不听，率所领晨夜进军，缘山险行，垂二千里，斩五溪魁帅百余人及支党凡千余级。于是五溪蛮夷又归属吴。钟离牧此后历任公安督、濡须督，又“以前将军假节，领武陵太守。死后，家无余财，士民思之”。说明武陵各族人民对于清官还是乐于拥护的。

三、南越

关于南越的情况，目小避地交州、并在交州作过多年郡守的薛综，在给孙权的上疏中有概括而系统的阐述，因疏文太长，兹不抄录，仅据以作些介绍：

据薛综所述，秦统一后，岺南地区开始正式隶属中国。西汉初，赵佗在岺南建立了南越政权，汉武帝开置九郡，表明中国对岺南的统治逐步加强。东汉时，锡光在交阯、任延在九真，教当地人民犁耕，建学校，着冠履，定聘娶，使岺南人民的经济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总的来说，岺南习俗不齐，言语歧异，椎结徒跣，贯头左袵，一直到三国时并无很大改变。其男女自相婚配、兄死妻嫂等习俗，较之汉人父母主婚、寡妇守节更合情理。

薛综在上疏中，述说孙吴对岺南采取羁摩政策，这是由于越民经济落后，无何产品可供榨取。至岺南山海珍物，则多被秦、汉、越、吴统治政权及当地官吏豪族掠夺以去。

薛综又述说孙吴在岺南诸多弊政及官吏豪族互相倾轧的情况。长吏的任用，多不适当，而且法宽吏恣，侵渔百姓，强赋于民，以致引起怨叛等。因此，薛综以为宜审选刺史，以检摄八郡。

孙吴岺南官长当以陆胤为最有特色，《三国志》卷61《陆凯传附弟胤》载中书丞华核上表推崇陆胤在为交州刺史时的政绩说：

胤……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自胤到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州治临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风横被，化感人神，遂凭天威，招合遗散。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影从。众无携弍，不烦兵卫。自诸将合众，皆胁之以威，未有如胤，结以恩信者也。衔命在州，十有余年，宾带殊俗，宝玩所生，而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难多得。

从以上华核赞赏陆胤的话中，可知从汉末到吴的官长率多贪暴，不得民心，所以交州各族人民一得到陆胤这样好的刺史，都感恩顺从。说明交州民众拥护好官长，至于民族界限，并不是主要的。孙吴势力达到岺南，当从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出任交州刺史开始。曹丕延康元年（220年），吕岱继为交州刺史。吕岱除使交州得到安定外，“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汉末战乱以来，中原民人和学士南下岺南的颇不乏人，所以在三国时代，岺南的生产、文化还是有发展的。

一、曹操时期的司空、丞相掾属

曹操早年仕汉，曾“好作政教”，欲为汉征西将军，封侯。及董卓之乱，率土分崩，予操以逐鹿中原的机缘。操先仅有东郡，得荀彧而喻为己之张子房。表明操有效法刘邦与群雄争夺天下的意图。建安元年（196年），操迎献帝都许，掌握封赏大权。自是之后，汉百官多为曹氏之人。由于操当时之军事实力，尚逊于袁绍，故操不能不把大将军让给袁绍，而自为司空。及官渡之役，操大败袁绍，成为中国首强。建安十一年（206年），操扫灭袁氏势力，放手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建安十三年（208年），操北征乌桓凯旋，进一步独揽事权，自为丞相。罢汉之三公官，惟留一御史大夫，亦由己之亲信郗虑担任。建安十六年（211年），操以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另封三子为侯。这样，就为建立魏政权打好了基础。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操迫献帝策命己为魏公，开始建立魏国政权。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在此前四个月，操已进其二女于献帝，表示操虽准备取代汉室，但不拟伤害献帝，亦不绝其后嗣。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操进爵为魏王。秋，以魏大理钟繇为魏相国。二十二年（217年）夏，操设天子旌旗。以华歆为魏御史大夫。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操死，丕嗣位为丞相、魏王。二月，以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三月，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

操尝言：“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当操图天下时，不能不广泛收罗负有众望和有实际才能的人。即操所谓“有事赏功能”。及功业基本建立之后，又嫉妒其中功高望重之人，思所以抑制之。于是，荀彧、崔琰被戮，毛玠免黜，程昱亦“自表归兵”。此即操所谓“治平尚德行”，“尚德行”的真谛不过任用拘谨中平人才，而排斥异能之士而已。

操虽有为子孙谋万世之业的意图，但无从避免子孙因富贵而奢淫堕落的规律。曹魏先重用其亲族曹氏及夏侯氏，但自曹真死后，曹氏亲族便缺乏拔尖人才。曹叡身后，曹爽与司马懿并肩辅政，曹爽终为司马懿所吞噬。司马氏之揽魏政，虽云靠阴谋，亦由司马懿父子能有所作为，如收罗一批能建事功之人，如邓艾、州泰、王昶、王基、王昶、羊祜、卫瓘等，因之司马氏能凭仗中原之广土众民，次第灭蜀并吴，而统一中国。

谈官职者，不能仅就官名而释职掌。因官吏行使职权，往往不只限于规定范围之内。比如刘晔任司空仓曹掾，从其职务看，不过管理仓谷，但由于刘晔多智略，又为操信任，故操每遇疑难之事，辄以函问晔。又如参司空军事之职，本系参与规划军谋，但其职由王朗、华歆等有名望学问而不擅长军谋者担任时，便只能从容论议了。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官吏权限之大小，往往不只视其才能与担任何职务，而在于其与君主关系的亲疏。故魏之夏侯氏、曹氏，吴之孙氏皇族，纵才能中平，仍能担负方面重寄。又如丁斐，因与曹操同乡里，又为操所爱，故虽只为一典军校尉，但却能“总摄内外，每所陈说，多见从之”。又如司空军谋祭酒，虽云系提供军谋者，但常以饶文才、善书檄者为之，如陈琳、阮瑀均是。又如名士邴原，虽“在军历署”，但“终不当事”。因此，不能仅凭官衔定其职务。又如操初用高柔为刺奸令史，并非因他与己亲近，而是“欲因事诛之”。刘备用许靖为太傅、司徒，亦仅利用其浮名，“以眩远近”。孙权以功高望重的陆逊“代顾雍为丞相”，口头上虽然说：“有超世之功者……必荷社稷之重”，实际上，不过为了就近监视陆逊，只一年左右，孙权即逼逊致死。基于以上等等情况，我们解释三国官制，不能全按官职名称述说，有些便需将用人与被用者的相互关系结合论说，始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曹操早期由东郡太守起家，接着据有兗州，经过吕布之乱，危而后安，这一段是操之图存阶段。及操迎帝都许，收河南地，关中亦暂时服从。始进入争霸阶段。然而四周仍有强邻，可谓军事倥偬，不获宁息。故其设官置吏，亦多为军事服务。操始起兵，其手下将领有夏侯惇、夏侯渊、曹洪、曹邵、曹仁、曹纯等，皆曹氏亲族。其异姓将吏，有卫兹、鲍信、典韦等，死于战斗；另有部将陈宫、别驾毕谌，或叛或逃。由是而论，操重用亲族，亦非无因。然而与强敌争，毕竟不能不掺用智谋之士。故随着曹操军事的扩张，其部下的官吏亦日益增多。操虽名为司空、丞相，实际是不折不扣的皇帝。操在正式建立魏国以前所设置的文武官员实际是新朝代的职官影子，现将操为司空、丞相时任命的官属按职务分述于下：

因在战争时期，故操设置的官属亦以为军事服务者为多。例如担任军师的有荀攸、钟繇、华歆、凉茂、毛玠、成公英等；担任军师祭酒的有郭嘉、董昭、王朗、王粲、杜袭、刘放、孙资等；担任军谋掾的有徐邈、田豫、牵招、高堂隆、贾洪、薛夏、隗禧、韩宣、令狐劭等；任参司空及丞相军事的有荀彧、何夔、贾诩、华歆、王朗、裴潜、刘放、孙资、邢颙、陈群、张范、张承、仲长统、陈群、卫臻等；为司马的有荀彧、典韦、典满、司马懿等。操所以设置这样多的参谋人员，除了因应付战争需要以外，还有广纳众谋，借以发现人才的含义。其中所以有些文人名士，是由于草拟军檄和装璜门面的原故。

司空、丞相府设有主簿，掌管文书簿笈，并处理曹操身边众事。《三国志》卷19《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言丞相主簿杨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杨修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家庭，“以名公子，有才能”，为操所用。但在曹植与曹丕争为太子的斗争中，杨修占在曹植一边。操“既虑终始之变”，又妒杨修颇有才策，故以杨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为借口，把他杀掉。杨修所以能“漏泄言教”，系因在操身旁，典掌机密。又如贾逵为地方官，以政绩卓著，受到曹操叹赏，以之为丞相主簿。贾逵曾因故与其他三主簿一同署名谏操，从知主簿同时共有四名之多。出纳教令是主簿职务之一。当操征讨刘备时，曾先遣逵至斜谷观察形势，说明主簿有时亦外出执行其他任务，并非只在丞相府内供职。

丞相长史，官位高于主簿，但接触丞相的时间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