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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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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令畴将其众为向导,上徐无山(在今河北玉田东北二十里),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今内蒙喀喇沁左翼),涉鲜卑庭,东指柳城(今辽宁兴城北),未到二百里,乌桓始觉之。尚、熙与蹋顿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率数万骑迎战。八月,操登白狼山(在平冈东),猝与乌桓遭遇,乌桓军容甚盛,操辎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操登高望见敌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乌桓大溃,斩蹋顿。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
袁尚、袁熙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有人劝操继续追击。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公孙康果派人送尚、熙首来。众问操:“公还而康斩尚、熙何也?”操答:“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
到这时,中国北方,除辽东的公孙康和关西的马腾、韩遂尚仅是名义上的服从外,其他州郡都直接隶属于曹操的管辖之下了。
一、孙坚、孙策的相继兴起与被人刺杀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祖先世代在本郡为吏。坚年十七,随父乘船去钱塘,遇海贼掠夺了商人财物,正在岸上分赃。船人畏惧,不敢前进。孙坚操刀上岸,用手东西指挥,佯做部分兵士以包剿贼的模样,海贼望见,以为是官兵来捕,赶紧舍弃财物,往海岸奔逃。孙坚追上前去,砍杀一人,提其首而归。孙坚这种果敢机智的行为很快便被传播开来,名扬一方。
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会稽郡发生了道教徒许生的起义,许生自称阳明皇帝,邻近各县农民踊跃参加,共达万人。那时孙坚任吴郡司马,他召募精勇壮丁千余人,与州郡官兵联合,镇压了许生的起义。孙坚以后相继为盐渎、盱眙、下邳三县县丞。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发生,汉朝派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率军镇压,朱以孙坚为佐军司马。孙坚原有乡里少年数百人,又募得商旅及淮、泗精兵千余人,跟随朱征战,积功至别部司马。
黄巾起义发生不久,边章、韩遂在涼州起兵,中郎将董卓征讨无功。中平三年(186年),汉朝又派司空张温前往镇压,张温令孙坚参军事。至长安后,温以诏书召董卓,卓逾期始至,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孙坚劝温以卓应召稽留、轻上无礼为借口诛之,温不听。边章、韩遂闻大兵至,不战而退。温亦班师。孙坚在朝中任议郎。那时长沙郡又发生了区星的起义,朝廷以孙坚为长沙太守。孙坚因镇压区星和其他农民起义有功,被封为乌程侯。
前已叙及,在关东诸将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孙坚表现积极,战果较好。他当时依附于袁术。献帝初平二年(191年),术使坚往荆州击刘表,表遣将黄祖拒战,两军战于樊城与邓县间,坚连战皆捷,长驱直入,渡过汉水,包围襄阳。坚虽善斗,但防身不周,一次单骑轻出,被黄祖部下军士暗箭射杀。时年三十七。
从孙坚的事迹来看,他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人,他的军队战斗力所以很强,乃因他善于抚恤士卒。《三国志》卷46《孙坚传》裴注引《江表传》言:
坚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
同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述董卓之语:
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憨,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
由上可知,孙坚除了善于接待吏兵以外,还能用人。唯他出身于地方豪族,论社会地位和声望,远远比不上世家豪族,所以他仍投靠了大世族袁术。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孙坚表现颇为积极。然而他也并非真正忠于汉室。他初至荆州,因刺史王叡轻己而杀之;因南阳太守张咨不肯供给军粮,亦诱而斩之。这种因私嫌擅杀朝廷命官的行径,还是越轨与非法的。袁术对孙坚心存疑忌,不敢放手使用。据《三国志》卷50《妃嫔传》载:
孙破虏吴夫人,吴主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夫人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于是遂许为婚。
由上所述,孙坚之娶吴氏,颇有逼婚性质,“吴氏亲戚嫌坚轻狡”,“轻狡”,即欠稳重与躁急横暴之意。孙坚所以享年不永,遭人暗算,即吃了他这种性格的亏。如果说孙坚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家,那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似乎不是深沉有大略的政坛能手。
孙策是孙坚长子,字伯符。因坚经常征战在外,所以把家属留在寿春,坚死时,策年十七,已经交结知名之士,在江淮间著有声誉。
兴平元年(194年),孙策往见袁术,术甚奇之,但不肯还其父兵,时术用策舅吴景为丹杨太守,术令策去丹杨募兵。策募得数百人,遭到泾县大帅祖郎的袭击,几乎丧命。策又往见术,术还其父兵千余人,并表策为怀义校尉。术初许策为九江太守,但结果用了别人。后遣策攻庐江太守陆康,对策言:“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可是策攻克庐江后,术又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策更失望。
这时扬州所管辖的地区,除长江以北的九江和庐江两郡外,尚有江南的丹杨、吴、会稽、豫章四郡。汉朝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系兗州刺史刘岱之弟,兄弟皆当时名士。扬州州城本来在寿春,后寿春被袁术占据,刘繇就把丹杨郡郡城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作为州城,刘繇把袁术所用的丹阳太守吴景赶到江北,派遣樊能、于麋屯横江津(今安徽和县东南),张英屯当利口(今和县东),以拒吴景等。景等攻樊能等,年余不克。兴平二年(195年),孙策请准袁术,前往援助吴景。策原只有兵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及到历阳(今安徽和县)众骤增至五、六千人。于是渡江攻刘繇牛渚营,获得了许多粮谷和战具。这时投靠刘繇的原彭城相薛礼屯据秣陵城,原下邳相笮融屯据秣陵城南。孙策把他们击破以后,进击刘繇于曲阿,繇弃军遁逃。
策进入曲阿后,劳赐将士,告谕诸县:“其刘繇、笮融等部曲来降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于是,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策治军严整,兵士遵守约束,鸡犬菜蔬,一无所犯。史称策“美姿颜,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将士用命,战无不克,威震江东。
刘繇、笮融被孙策战败后,均泝江奔豫章郡。笮融用诡诈手段,杀害豫章太守朱皓。刘繇自彭泽(今江西湖口县)进军讨融,融败走入山,为山民所杀。汉朝以名士华歆为豫章太守。
袁术在淮南,毫无建树,只残酷压榨人民,破坏生产。在军事上,他屡遭败北,仍不顾别人谏阻,硬要做皇帝,以前他听说孙坚在洛阳得到汉朝的传国玺,便用拘留坚妻的办法,迫使孙坚将玺交出。后来孙策听说袁术将称帝,曾投书责让,术不听。于是双方断绝了关系。
就在袁术称帝的建安元年(196年),孙策部将朱治驱走吴郡太守许贡,许贡投奔吴郡豪帅严白虎。严白虎有众万余,处处屯聚。孙策手下诸将主张先击破严白虎等。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策遂引兵东渡钱塘江,进击会稽太守王朗。朗功曹虞翻劝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听,打了两次败仗,还是向策投降了。
孙策自为会稽太守,复命虞翻任功曹,待以交友之礼。建安三年(198年),曹操表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彰娶策从兄贲女。操征王朗还朝,以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
袁术遣使赍印绶给丹杨宗帅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共图孙策。刘繇奔往豫章。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阳太守,进住泾县,大为山越所附。孙策平定丹杨东部以后,又西讨祖郎于陵阳(今安徽石埭东北),禽之,策谓祖郎曰:“尔昔袭孤,斫孤马鞍,今创军立事,除弃宿恨,惟取能用,与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以郎为门下贼曹。又禽太史慈于勇里(在今安徽泾县),策捉慈手曰:“宁识神亭时邪?若卿尔时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闻卿有烈义,天下智士也,但所托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忧不如意也。”即署慈为门下督。当策引军还时,太史慈与祖郎都在前导引,军人以为荣。
这时刘繇已在豫章病故,留下部曲万余人。孙策命太史慈前往安抚,谓慈曰:“吾先君兵数千人,尽在公路(袁术字公路)许,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于公路而求之乎!其后不遵臣节,谏之不从,……不得不离……今……卿往宣孤意于其部曲,部曲乐来者与俱来,不乐来者且安慰之……卿须几兵?多少随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将军量同桓、文,当尽死以报德。今……兵不宜多,将数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还”。策曰:“子义(太史慈字子义)舍我,当复从谁!”饯送昌门,把腕别曰:“何时能还?”答曰:“不过六十日”。慈行,议者犹言遣之非计。策曰:“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其心秉道义,重然诺,一以意许知己,死亡不相负。诸君勿忧也。”太史慈果如期而返。
策不仅对武将如此信任,对年高望重的文臣也照样体贴,不加猜忌。策略定江东以后,对流寓江东的彭城人张昭颇为信重。“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因张昭颇有声望,北方士大夫在写给张昭的信中,把策创业功绩,多加到张昭身上。张昭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之进退不安。策知之,欢笑曰:“昔管仲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建安四年(199年)冬,策攻庐江太守刘勋,袭得皖城,获袁术、刘勋妻子及部曲三万余人。勋逃走,投归曹操。策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进击刘表江夏太守黄祖,祖败走,获其妻子及船舰六千艘。祖士卒被杀及溺死者数万人。
策接着又向豫章进军,太守华歆不战而降。由于歆年高望重,策不以战胜者自居,身自拜歆,礼为上宾。
策从豫章郡分出庐陵郡,以从兄孙贲为豫章太守,贲弟辅为庐陵太守。
建安五年(200年)夏,策西击黄祖。广陵太守陈登招诱严白虎余党,图袭吴郡。策既败黄祖,将还击登,军到丹徒,因待运粮,暂时停住。策性好猎,数出驱驰,所乘马精骏,从骑追随不及。猝遇前吴郡太守许贡客三人,射策中颊,及随骑至,刺杀贡客。策因伤重,数日死,时年二十六。
二、孙权继业与孙氏政权的巩固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临死时,令长弟孙权作自己的继承人,嘱托张昭等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这时,东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虽已有会稽、吴、丹杨、豫章、庐陵五郡及江北庐江郡一部分,可是山区居民还多受强宗豪帅的控制,不接受孙氏政权的征调,而土著豪杰及因逃避兵祸而渡江南下的士大夫也都在观望形势,以自己的安危利害决定动向。他们和孙氏政权并没有建立牢固的君臣关系。正因为这样,孙策刚死,原为孙策所表用的庐江太守李术就“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既多有“亡叛”,说明当时逃离孙氏政权的民丁并不在少数。本来已经和周瑜过江准备投靠孙策的鲁肃,这时也有北还的意图。甚至连孙权的从兄孙辅也“恐权不能保守江东”,背地里“遣人■书呼曹公”。孙权另一从兄孙暠更野心勃勃,想趁机夺取会稽,幸赖会稽郡吏民保城固守,使孙暠未能得逞。凡此,都说明怎样安定人心和巩固政权是孙权的首要任务。好在这时孙权年已十九岁,他虽不及孙策那样英武善战,但也已有一定的军事和行政经验。当建安元年孙策刚平定江东各郡时,权年十五,已经做过羡阳县县长,继为行奉义校尉,跟随孙策征战,表现了一定的才能和识见。张昭、周瑜等认为孙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孙权统事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以下各事:
(1)招延人才,团结部属
除了重用原来孙策时的文武要员张昭、张纮、周瑜、吕范、董袭、程普、朱治、太史慈等外,还“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渡江南下的士人如鲁肃、诸葛瑾、步骘、严畯等都受到亲待,给以重任。武将如从荆州投奔过来的甘宁,经过周瑜、吕蒙推荐,权甚为器重,待之如同旧臣。对年轻能干的吴人陆逊,也招致到幕府任职,“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经过亲自考察和谈话,孙权还赏识了吴县县丞广陵人吕岱,逐步予以重用。这样,六、七年间,做到了“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从而使孙氏在江东的统治稳定下来。
(2)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很早就有百越与汉族人民共同居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修筑了从咸阳直接通往会稽的驰道,并谪发内地罪人至江南,加强了南北联系和民族融合。汉武帝几次将东瓯、东越的人民迁徙到江淮之间。随着秦汉四百年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汉越人民之间的民族界限也越来越淡薄。许多沿江和平原地区的人民已基本消除了民族隔阂。孙氏在江东建立政权后,为了与强大的曹操等势力抗争,更加紧对广大山区汉越人民的镇抚。当孙策进入曲阿,驱逐刘繇时,已有军队数万人。他对周瑜说:“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说明孙策要彻底平定吴、会二郡,就必须令二郡山区越民纳入其统治之下。孙策死时,因“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吴郡各县县长甚至不敢离开县城给孙策送葬。因此,孙权统事之初,就“分部诸将,镇抚山越”。建安八年(203年),孙权“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山越反抗剧烈之县)令长”,分别镇压山越。另外,会稽南部都尉贺齐也平定了建安(今福建建瓯)、汉兴(今福建浦城)、南平(今福建南平市)的反抗,禽获山中名帅洪明等五人,料出兵万人。以后仍不断对山越用兵,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毕竟从山民中榨取了一定数量的兵员和物资,从而增强了孙氏政权的力量。
除了山越以外,孙权也镇压了其他的反抗势力。如上述庐江太守李术,原为孙策所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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